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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江师专就读的时候，我很少近距离接触老师。 大一，我总是在街上一个人游荡，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颓废、也许是为了寻找。大二，我主要偷偷练习写作，咀嚼书本、反刍生活；到了大三，青年男子的诸多问题来了，学生味就少。到最后，也没留下什么师生间的故事。  他评我的论文为“我喜欢”，认为这种用自己的话语写自己感性认识的论文，即使理论水平不高也是应该肯定的。我把我的习作本交给他看过，他在扉页写了满满一页寄语，教我怎样认识文学，鼓励我坚持写下去。 我们那届毕业，工作不再分配。我经历两次高考落榜，经历父亲病危时进考场、父亲病逝时填志愿等黑色时刻，才得以考取大学，又是靠妹妹打工供养才完成学业，读书一场空本已无法交代，再添无处安身的现实压力，境遇可谓暗天黑地。 修水网 2001年初在深圳碰得遍体鳞伤后，几近成为拾荒的流浪汉。所幸那时的火车可爬，我躲在火车的厕所里回到了九江，找到98级学生戴洪贺三里街租住的房间。我这个老乡后来描绘了我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个细节，说我从包里掏出僵硬了的半个馒头，一边叹气一边丢到垃圾桶里。 不久，不记得从哪里终于弄来了一点钱，在九江师专对面五里街铁道旁租了间民房，以米饭和小葱拌豆腐为生，妄想靠写作挣稿费——日日苦思冥想，夜夜写字涂字。 这时，李宁宁老师找我了,我还在交往的女朋友还坐在他的讲台下听课。由她传话，他叫我去了他办公室。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在九江了，也许是我与校园环境不搭调的惨淡身影某一次被他看到了吧。 我战战兢兢进了他的办公室，原来他找我是安排我去九江日报社实习。他见我的时候，平日和善的脸色异常和善，没有多说更没有多问，没一分钟就放了我出来。他叫我直接去找谁谁谁，说他已经说好了。 从此，我在母校出没、在斗室写稿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和理由。后来我并没有实习多久，大约一个多月吧，但现在看来，老师此举意义非常。这是在我的困局里为我开了一个口子，使我不至于没有光亮，不至于滑入自设的陷阱。 HULING 在最低落的时候，我没有游离社会，没有游离生活，没有完全丧失青年男子的尊严和希望，李老师为我操了父亲般的心。我记得，2001年5月1日的《九江日报》上，有我采写的报道《五一节，九江人怎么游》——这于我是一篇比处女作还重要的文字。 在那段特别困顿迷茫的岁月里，李老师在文学上也极力鼓励我、扶持我。一天，女朋友又找到我，说李老师叫我去。去了才知道，他要带我去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我现在还记得，是一起打车去的，会场是老市委里面，研讨对象是《肖士太故事集》。我不是他的助手，也不再是他所教班上的学生，他带我去没有正当理由。 那时我栖栖遑遑，一定神情沉郁，举止惊慌，会场上只会给他丢脸。他带我去，是怎样一种考虑？这一细事于我是重大的，现在想来，仍次次暖到心底。 此后没多久，我把握一个机会离开九江去了北京，生活境遇开始改善。此后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按照李老师“我喜欢”的写作路子走了下来，即用自己的话语写自己的感受。 我去年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的主要精力要集于求生活，集于缓解社会加诸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一旦生活给了我作品的种子，我就会匀出心血、浇出花来。”在这两方面，李宁宁老师对我的帮助之大、影响之深，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别人看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放到我当时的情境中，他每一句话语都是沙漠里的一杯水，每一个眼神都是黑夜里的一盏灯。 HULING 2002年8月底的一天，我从北京回修水赶赴教职的途中，路过九江，到李老师的办公室小坐了一下。临行时，老师送我出来，分开了很远又叫我回去，说要回办公室给我伞。天空虽乌云密布，我觉得雨还远着，又要赶车，就执意不回。 当看到老师迈开步子上楼去了，我跑了回去，只见他在柜子里翻找。“怎么没有了，怎么没有了?”老师喃喃自语。最后，他红着他那白皙的“书生”脸，说，你就拿走门边那把吧。那伞撑着凉在那里，伞骨有一处软了，伞布底色淡红，点缀着白色的梅花。 说实在的，这种色彩的、破的伞，我实在不想拿。老师见我没动，就亲手把伞收起来，强塞给我。很快雨就下起来了，一路上，我没受被淋之苦。 这次离别后，好多年没有见到李老师。那把伞，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用着，记得石坳中学我宿舍房的门后，它经常静静地倚立着。后因工作调动数次搬家，不知它哪里去了。 李老师如果读到这篇文字，估计会一脸愕然。这些往事都忘记了吧，李老师？其实，我最想问您的是，把伞给了我，您那次下班是怎么回家的，被雨淋了没有？ 修水网 【古城旧梦】出品 微信号：gcjm888888 樊专砚：男，江西修水人，修水县委宣传部干部，《古城旧梦》特约作者。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滕王阁文学院第四届特聘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