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发现的陈寅恪信札
    
　　陈寅恪信札六十封（未收入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2009年重印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写于1930年初到1933年初。内容为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资料室借书、还书，向资料室提供购书书目和书讯，请图书员为自己代购书刊。收信人为图书员杨樾亭、所长傅斯年。2012年6月，中华书局《文史》第二期发表了由笔者整理笺释的陈寅恪这批信札。

　　这批信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是多方面的。它使我们看到了陈寅恪那几年成名作和所开课程背后的资料准备细节，史语所对陈寅恪研究、写作的支持，他以“预流”的学术视野广泛搜集、掌握国际汉学资料。他对日本汉学界学术动态的追踪了解，着力购藏日本汉学的新材料和重要文献，强烈地表现出“要让汉学的中心在中国”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多久，他的学术中心便从汉学领域转到本土史学，信札保存了他这次学术转向的线索脉络。                     

　　欧洲汉学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通过古东方语言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与民族关系史方面，成绩卓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涌现了沙畹、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高本汉等大师。他们的学术取向、兴趣、方法成为中国学者仿效的对象。

　　日本的汉学在继承中国传统学问成就的基础上，发扬“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的优势，学习、引进欧洲汉学的工具、方法，取得了长足发展，崛起了那柯通世、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等著名的汉学家，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成为巴黎之外国际汉学界的又一中心，令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压力。

　　1923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举行恳亲会，陈垣感慨地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1929年，陈垣在北师大讲课时再次谈到：“近世国外汉学研究的中心在巴黎、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陈垣欲将汉学中心夺回北京的志向，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不乏同道，傅斯年、陈寅恪、胡适都有共同的情绪。1929年，陈寅恪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诗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1928年10月，史语所成立，组成了由一批留洋学者为主力的新军，扛起了“将使汉学各面之正统，不在巴黎，不在西京，而在中国”的大旗。所长傅斯年特聘当时中国学人中最有能力从事汉学的陈寅恪任研究员并兼任历史组主任。1928年12月，傅斯年、陈寅恪延揽陈垣为史语所历史组特约研究员，开展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傅斯年在致陈垣的信中说：“本所根基，均赖先生与寅恪、元任、半农、济之诸先生成之。从此前征，必能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席，国家与有荣焉。”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生中，喜欢购书是出了名的。及至应聘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后又兼任史语所研究员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他倾心于文献资料，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研究的需要，而提升到了追求学术独立、维护国家尊严的高度。他频频致函傅斯年，请他出面吁请国家出资，征购可能流失国外的重要文献，也请傅斯年注意购进域外汉学资料特别是与日本汉学有关的资料。如下面这一函：“《八千颂般若》，印度丛书中此种独缺。弟近作蔡先生纪念册文，欲引之而不知其页数，只能就日人所引者用之。故觉不妥，遂不引用。如能购到此书，则于本国学术独立上不无关系。”傅斯年批示资料室“买全”。

　　在陈寅恪这批信札中，他请史语所资料室购买的日本文献资料有旧杂志《大谷学报》《佛教史学》，书籍则有《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勘同目录》，大屋德城《日本佛教史の研究》，木宫泰彦《日支交通史》，大山公淳《声明∕历史及び音律》。尤其对《大谷学报》情有独钟，多次向图书员杨樾亭指出此刊物的重要性，认为《大谷学报》是日本的“极佳杂志”。对昭和四年九月份的《大谷学报》，嘱咐要多买一份。原因是这一期的《大谷学报》刊登了日本著名西藏学及佛学学者寺本婉雅整理的《唐蕃会盟碑》。陈寅恪根据碑文，旁征博引蒙、满、德、藏、拉丁等语种，写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傅斯年对此文极为赞赏，在北大讲义《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全文引证，说“我的朋友陈寅恪，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伪读，皆赖以订，诚学术中之快事”。

　　对陈寅恪提供的购书书目，傅斯年在信上空白处批示“买”“买全”“照办”“ok”。粗犷豪放的笔画，与陈寅恪的内敛紧扎的手迹形成鲜明的对照，收信人对写信人如饥似渴购藏日本汉学重要文献心情的感应互动，通过简短批示沟通串联起来。

　　1930年10月26日，陈寅恪一早就给傅斯年写信，说自己“拟将波斯人所著蒙古史料及西人译本陆续搜集，即日本人皆有之者，以备参考。乞寄其名目与欧洲巴黎、伦敦书店，托其购觅。庶几日本人能见之书，我辈亦能见之，然后方可与之竞争。此意谅荷赞同也”。在这封信里，陈寅恪提供了六种重要的蒙元史料外文著作书目：《黄金部落的历史：在俄国的蒙古人》《来自巴鲁郡人的苏丹（算端、諸沙）史》《萨曼王朝史》《花剌子模苏丹（諸沙）史》《成吉思汗生平》。

　　下午，陈寅恪意犹未尽，又发一函：“顷陆续又检得突厥文蒙古史料最要之一种呈上，乞并付寄与巴黎、伦敦书店。遇有旧本，可买之……弟近草一文，题为《八思巴与蒙古史》，搜集材料，颇感有不能见之书，敷衍成篇之苦。故就所欲见而不可得之书名，续之寄上。幸毋以烦琐见责也。”函中所云《八思巴与蒙古史》一文是陈寅恪西域史地之学的成名作，发表时改为《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族学者萨囊彻辰所著《蒙古源流》是陈寅恪用功颇深的蒙古史书。他不仅从《大藏经》中检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著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用蒙文、满文、德文对该书进行校勘、考订，率先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均取之于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这一结论是当时蒙古史研究的一大成果，但陈寅恪在信中仍然感叹因资料不全而敷衍成篇之苦，因而发愿凡日本人已获得的资料，我们也要占有之。
   
　　从陈寅恪不断建议、督促傅斯年购藏日本汉学文献的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顶级学人与国际汉学界争锋的主要目标是日本。中国学人可以暂时屈居欧洲汉学之下，但不能容忍日本后来居上。陈寅恪、傅斯年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如由陈寅恪主导斡旋、中研院筹措巨资购买明清内阁档案即七千麻袋档案得以成功，民族主义情绪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非常担心这批史料被日本或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买去。傅斯年之所以要极力提高汉学研究的水准，除学术上的竞争外，也为了唤起中国学人的民族意识。

　　傅斯年治学注重史料，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照着材料出货”。力求用科学方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开辟史料新领域。史语所成立后，倾全力购藏中外文献资料。到1933年南迁时，已拥有了21万册图书，成为史语所最重要的“家当”。而陈寅恪在资料上的占有、掌握是第一流的，郭沫若曾说要在资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可以反证陈寅恪在这方面的过人之处。作为史语所第一组组长和汉学领域的专家，陈寅恪对史语所购藏关于汉学的文献资料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开出的购置汉学文献资料的书目和提供的相关信息占了这批信札的很大比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学资料一般都要到国外搜集，主要是日、英、法、德等国，这无疑增加了搜集资料的难度。如陈寅恪急于需要格桑贡布杰用俄文翻译的罗藏丹津著《黄金史》，该书17—18世纪成书，其中保存了《元朝秘史》三分之二的内容，便要傅斯年通过史语所的购书渠道到英、法的旧书店去淘。为了获得重要的域外汉学资料，陈寅恪甚至动用私人关系。1931年初，陈寅恪致函时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的妹夫俞大维，请他想办法到柏林图书馆将拉施特哀丁的《蒙古史》用打字机打出来。拉施特哀丁是十四世纪初波斯史学家，他编撰的《史集》是一部横跨亚欧的通史，其中第一部《蒙古史》最有价值，保存了十四世纪初以前蒙古族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俄国学者贝勒津曾主持将《史集》翻译成俄文。俞大维转请时在德国任教、精通汉学的姚从吾办理。姚从吾（名士鳌，字从吾）是陈寅恪、俞大维留德时的同学。1929年，任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讲师，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讲师（1934年夏回国）。1932年3月，姚从吾回复陈寅恪：“先生前致函大维兄，欲在柏林託人用打字机打贝勒津俄译波斯文拉施特哀丁之《史记汇编》。大维兄嘱鳌代办此事。惟因鳌去年五月即迁居普鲁士莱因省邦恩大学城，不能亲到柏林国家图书馆查借，祗有请託德友之精通俄文者，代为调查。据云：俄教授贝勒津《史记汇编》俄译本，柏林国家图书馆并无全书，只有两册。一本几纸为波斯文，仅篇首载有俄文短序。一本上半部为波斯文，下半部为俄文翻译，名《成吉思汗的历史》（至即汗位时止）。以较所闻拉施特哀丁《史记汇编》全书，所差尚多。又因两书半为波斯文，半为俄文，兼杂蒙古字，不便用打印机打写。以故迟延，久未答复。上周鳌来柏林，知柏林国家图书馆阅书室去年新添照像部，一切旧籍珍画，均可随时摄照。即与大维兄商定，先将已查得之两册，各摄照一部，挂号寄上，供先生查核。其余尚未找到之俄译本，俟查明后再为继续摄照。已摄两书，共四百六十四双页，用费一百七十五马克，已先由商务部照数先垫矣。谨附上收条一纸，收到后，望便中即将垫款归还商务部为盼。”

　　陈寅恪收到姚从吾的邮件后，致函傅斯年：“姚君函及商务部代垫照像收条奉上。书乞转图书馆登记。此书尚有《氏族考》一部，未全。洪书亦有目无文，想彼时已难得。日人如那柯等似亦未见。然书重要，仍须求之，方足成全书矣。”

　　信中提到这次搜集的《蒙古史》并不全，其中的《氏族考》仍须上下求索。这部连日本汉学大家那柯通世也没有见到的《氏族考》，中国学人一旦获得，就可以着人先鞭。陈寅恪对资料占有的执着于此可以略见一斑。我们也可以通过姚从吾的信件看出前辈学人在国外搜集汉学资料多么不容易。以前人们认为陈寅恪的天赋极高，成功=1%的天赋+99%的勤奋这一公式对陈寅恪不适用。但这批信札却显示出陈寅恪那几年异常刻苦勤奋，他几乎马不停蹄地借书、还书、购书，为获得稀见资料殚精竭虑、苦心孤诣，使人联想没有台下的汗水哪有台上的精彩之类的比喻。
  
　　然而陈寅恪在大力购藏汉学文献资料，并且发表了二十余篇考释西域新出土的佛教文献和蒙古史料的文章（含学术性序跋）之后，治学重点却由国际汉学领域转向了本土史学。 

　　1932年下学期，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所开课程已有“晋南北朝隋唐史之研究”“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晋南北朝隋唐之西北史料”。1933年，季羡林与几个同学拜谒陈寅恪，请他开梵文课，陈寅恪明确答复他不开此课程。1934年5月，陈寅恪在回复南京国立编译馆青年学者厉鼎煃的信中，说自己“近年于外族语言之学，久已弃置”。1936年11月，陈寅恪在回复闻在囿的信中说：“近日友人王君归自欧，渠本治西夏语文者，最近于契丹女真文亦有所论说。寅数年以来苦于精力之不及，‘改行’已久，故不能详其所诣，然与之谈及亦忻羡不已。”现在浮出水面的这批信札，亦显示出他在致力研究西域史地之学的同时，也在做“改行”晋隋唐史研究的准备工作。1930、1931这两年，他既借阅、搜集国际汉学文献资料，也借阅、搜集本国文史资料。而1932年借书、购书的主要方向则是本国文史资料。他提供日文、西文书目，是请资料室为公家购藏，而本国文史资料则是自己购藏。可见他在1932年，教学、科研的重心已从汉学领域转向本土史学。有学者认为陈寅恪1927到1931年以域外语文材料为主治西域史地之学，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尔后转向以汉语言材料为主的中古史研究，是他学术的第二阶段。这个判断与他这一时期借阅、购藏本国文献资料的情形非常吻合。

　　在这三年中，他借过的与魏晋隋唐史相关的资料有：罗振玉《魏书宗室传注》《永丰乡人杂著》（含《高昌麴氏年表》《补唐书张义潮传》《唐折冲府考补》《万年少先生年谱》四种），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志》，周嘉猷《南北史表》（两书为读南北朝史的重要工具书），刘肃《大唐新语》，李肇 《唐国史补》，郑棨《开天传信记》，郑处晦《明皇杂录》《大唐传载》，吴兢 《贞观政要》，钱大昕《资治通鉴注辨正》，周在浚《南唐书注》，陈鳣《续唐书》，孙星衍《续古文苑》，刘向《列仙传》，沈汾《续仙传》，陶弘景《华阳陶隐居集》《真诰》等。
   
　　请资料室为自己代购的书有：《全唐文》，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石印《九通》，《续文献通考》，《历代诗余》，《樊川诗集注》，《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徐松《唐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唐人说荟》，《水经注》等。

　　其中购藏《水经注》值得注意。从1930年到1932年，陈寅恪为购藏《水经注》事六次致函杨樾亭，请他帮助解决。清代《水经注》的研究蔚成风气，乾隆年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大家先后兴起，为晚清《水经注》研究开辟了道路。入民国，《水经注》研究出现两个现象：一是珍稀版本不断涌现，研究《水经注》版本成果最丰富的是王国维和胡适；一是学者们承袭了清代以来赵、戴《水经注》抄袭案的考证、争论，一些造诣很高的学者如孟森、胡适甚至日本的森鹿三，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为学界瞩目。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陈寅恪撰写关于《水经注》的专文，也没有发现他介入赵、戴《水经注》案的考证、争论。但从他请杨樾亭购置王先謙本《合校水經注》，自己又从别的渠道购藏《水经注引得》（见陈寅恪致陈垣第12函），对抗战时期史语所保存的杨守敬遗稿《水经注疏》的安全亦很挂念（见陈寅恪1942年8月致傅斯年函）等几则材料来看，他对学界一度兴起的“《水经注》热”亦时在密切关注之中。此外，《水经注》保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资料，与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有关，这也是他购藏《水经注》的另一个原因。

　　陈寅恪关注《水经注》这一事例，说明他那一时期的学术视野并不仅仅限于国际汉学，本国传统文史在他心中一样占有重要位置。关于他1930年代初从国际汉学转向本土史学的原因，研究者们见仁见智，提供了多重视角。或认为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清华大学不具备开设汉学课程的条件；或认为受日本侵华战争、国难的激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因此陈寅恪与陈垣都从汉学领域转到国史研究；或认为史语所的早年学术性格中，含有“非国史化”的趋向，而陈寅恪仍要做司马迁、司马光式的人物，不屑于以“殊族之文、域外之史”与外人争胜负；或认为当时欧洲汉学居于绝对领先地位，陈寅恪的基础、功力在中国虽然首屈一指，但若与欧洲第一流汉学家相较，并不特别突出。而他治学不甘牛后，所以毅然退出汉学家行列，从边疆四裔回到禹域之内。这些说法各有根据、各有所见，但若以小见大，以此观照陈寅恪卓荦独立的性格特征，则最后一种说法，似乎更接近真相，且有陈寅恪的夫子自道为证。1942年，陈寅恪为学生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时坦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这一次华丽的转身，使陈寅恪从1933到1941年，完成了三十余篇关于魏晋南北朝唐史的论文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奠定了自己在中古史领域内的崇高地位。

　　研究近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学者认为，史语所的成立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代风气，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树立了一个典范，也为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作为清华大学教授和史语所研究员一身兼二任的陈寅恪，他在其中所取的作用之大，正如劳干先生评价的那样：“史语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以谨严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目前已出版的关于陈寅恪传记、年谱对他在清华大学的事略较为详细，对他与史语所的关系介绍似不够全面，这或许与史语所档案资料难于获致有关。从陈寅恪这批信札来看，陈寅恪当时与史语所和傅斯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陈寅恪致力于国际汉学研究也好，转向本土史学研究也好，史语所都一如既往给予支持。直至1942年5月，傅斯年给朱家骅、杭立武写信，谈陈寅恪生活补助事，犹云“两兄为寅恪兄事之尽力，弟不特感如身受，亦且觉此举之能得要领。盖寅恪之文史学问，今日国内无第二人能比其质实邃密也。寅恪之重要性，清华大学当局似不知之，而两兄知之，而又行之，故可佩也”。就资料而言，史语所与清华大学给予陈寅恪的帮助、支持都令人感动。在清华，有助教浦江清、图书馆参考员顾子刚、图书员毕树棠为他操办购书、查书、送书事宜。史语所则对他要求购藏的书尽量照办，他需要的资料找到后送到家里，他自己要买的书也请图书员买好送来（史语所规定，只有专职研究员配有协同研究的助理员以及可供行走、抄写等杂务的书记。陈寅恪是兼职研究员，却享受专职研究员的待遇）。陈寅恪在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史学首座地位和待遇，令人感悟到为什么在以后学术政治化的岁月里，他有底气矫然不群，守护尊严，自有来历可寻。  
　
                                                     
                                              载《读书》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