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

 

　　学界二陈之说由来已久。若就籍贯而论，陈寅恪是江西修水，在北，陈垣是广东新会，在南。之所以反而称陈寅恪为南陈，陈垣为北陈，是因为抗日战争以后，陈寅恪除去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间一度重返清华园外，长期避地南方；陈垣则始终居留北方。

　　三年前作完《世间已无陈寅恪》，就向《中国研究》许诺写这一题目，但杂事丛脞，久未动笔。去年，得读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已故台湾学者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见内有《史学二陈》，个别想法已先我而发，深感两岸阻隔令人孤陋寡闻。但正如严耕望所说：“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二陈同为中国新史学的巨擘，对他们作比较性研究和评价，见仁见智，也会因人而异，故而还是值得深长论之的。

　　史界双星：从初晤到深契

　　二陈是1926年定交的。这年，陈寅恪出任清华园国学研究院教授，标志着他正式步入史坛。此前，他虽仅在1923年发表过一篇短短的《与妹书》，但对其奇才博学已好评如潮，在学术圈子里不胫而走。当时的学术界还是识货的，不象后来那样，仅以已刊论著的多少来衡估一个学者的真水平。而年长十岁的陈垣则早在十年以前就以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史界，到1926年，他已发表了古教四考、年代学二书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著，并历任教育部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辅仁大学校长等要职，完全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这年7月13日，由吴宓牵线，二陈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晤面。据《吴宓日记》载：“六时许，陈垣来。七时，陈寅恪来。（吴）宓请二君用西餐，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谈其所学，且入清宫参观也。晚十时半始散”。初晤长达三个半小时，应该说是两心相契的。

　　自初晤后，二陈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学术交往和私人友谊。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陈寅恪向陈垣介绍过钢和泰、伯希和等西方著名的汉学家；推荐过吴世昌、汤涤等弟子、友人或同事；借阅过《宋史新编》、《元书》、《名理探》、《天学初函》等书籍；函请陈垣利用其自编索引从《全唐文》、《全唐诗》、《新元史》中代查过有关人物史事；也向陈垣专函荐介过《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时代）》、《贵霜时代》等有参考价值的著作。陈垣对陈寅恪推介过隋唐史学者岑仲勉其人其文；向陈寅恪转赠过《超性学要》和二种古籍索引等图书资料；先后请陈寅恪为自己新编的《敦煌劫余录》和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还代陈寅恪向书法家简经纶求治过私印。二陈往还是颇为密切的，这有陈寅恪致陈垣多通函简为证：“久不承教，渴念无已”；“昨日快聆教论，欣慰钦佩之至”；“家人多患病未愈，杂务颇多，俟得暇再诣尊寓承教”；“寅病愈当入城趋谒，面领教言，不敢烦公远出郊外”。从陈寅恪径请陈垣代查史料，陈垣一再向陈寅恪索序，可以推断二陈私交之亲近融洽。

　　二陈在学术上的切磋砥砺，更是史坛的一段佳话。1930年，陈寅恪著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先送陈垣阅正，陈垣指出首段因“误检年表，致有讹舛”，陈寅恪驰书报谢，自承“疏忽至是，真当痛改；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幸”。1935年，陈垣特请陈寅恪为其重印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陈寅恪以其所长对书中涉及的中亚史上的暾欲谷问题以及廼贤与托尔斯泰比较评价的问题，提出己见，陈垣酌改后报书，「尚乞不吝赐教为幸」。陈垣认为，每一学术论文作成后刊布前，「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他将陈寅恪与胡适同视为极少数可以请教而「不客气之诤友」。虽然陈寅恪在抗日战争以前尚无专著问世，但陈垣即便对他的单篇论文也关注甚殷，此有陈寅恪遗札可以印证：「承询及拙撰短文，无聊之作，谨奉上，实不堪供大师一览也。」

　　陈寅恪对陈垣的学问是充分推重的。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导师乏人，陈寅恪为发展研究院考虑，敦请校方聘请章太炎、罗振玉、陈垣为导师，马衡为特别讲师，校方一一礼聘。虽最终唯马衡就聘，陈垣自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再三恳辞。但陈寅恪显然是将陈垣视为与章、罗并列的一流学者向院方推荐的。陈寅恪高度评价陈垣在敦煌学、宗教史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陈垣所编的《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推崇陈垣“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的方法，将他列为“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的三数中国学者之一。他甚至认为“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绝口称赞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他极推崇陈垣宗教史著作“能取材教外之典籍”，以为“诚所谓金针度与人者”，“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1943年，有关方面约请陈寅恪撰写耶律楚材的纪念论文，陈寅恪因双目失明，资料散失，自称“于蒙古史学今不敢妄谈”，而郑重地推荐了陈垣。他对陈垣史学有一个总评价：“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把陈垣的精思博识评为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以来第一人，并推许援庵史学是契合于新史学的，评价可以说相当高的。

　　如果说陈寅恪对陈垣学问更多的是尊重，陈垣对陈寅恪学术纯然是折服。据陈垣弟子回忆：“我的老师励耘先生对他恭维备至，谆谆嘱我应当读陈先生的著作，学他的治学方法”。抗日战争时期，陈寅恪一度任教香港，陈垣给儿子陈乐素去信时，再三告嘱“寅丈在近，如果人不讨厌，不妨多请教，但不宜久坐，此机会不易得，幸勿交臂失之为要”。在私人书信和谈话里，可以发现陈垣十分看重陈寅恪对自己学术论著的评价。1940年，陈垣著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认为“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便将油印稿寄给滞留香港的陈寅恪。当时，陈寅恪正欲由港赴英医治眼疾，陈垣深知求序之举实属不情之请，就去信命陈乐素“先探陈公意，愿作序否”。听说陈寅恪应允，他即函告陈乐素：“寅丈序不必急急，在此时节，复经劳顿，请其作序，殊觉不情，慢慢等等可也”。尽管全书早已付印，为使序言能够排入，陈垣甚至决定让排印工“多候数日”。当序言及时寄到时，陈垣“喜出望外”，又立即函询陈乐素：“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1941年，陈垣在《清初僧诤记》脱稿后给陈乐素的信中说：“惜重抄一回不易，不然，则寄寅丈请教也。晤时便可告之，如有所提示，幸告我”；“迟日或寄请寅公一阅，未知公嫌烦否耳？”同年，他续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书中引用了陈寅恪天师道与书法关係之说来支持自己的论述，还函示陈乐素说：“极欲寅丈一读，惜无书手，写一部不易”。《通鉴胡注表微》成书以后，陈垣在与人谈起这部著作时，经常引用陈寅恪序《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语自评道：“挚仲洽谓杜元凯《春秋释例》本为《左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由此可见他对陈寅恪推许的重视。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二陈已各以自己不同凡响的史学成就驰誉史坛，而且声名远播东瀛西洋，继王国维之后为中国史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文/虞云国）

　　原载于日本《百年》1999年9月号，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