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云中君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修水县桃里竹段村人。他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官至巡抚的陈宝箴之孙，清末同光体诗派代表、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陈寅恪189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唐刘蜕故宅，因这一年是虎年，故取名“寅恪”。其夫人唐筲也出生于名门，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一位才华洋溢的女教师。他二人在清华园相识，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年时代曾在在南京家塾就读，在书香门第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位于庐山的陈寅恪夫妇的墓地
陈寅恪堪称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陈寅恪一生四处求学，学贯东西，著作等身，但是却没有获得一张文凭。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不但在中国有人去研读，在国外也备受推崇。日本近年刊行的《中国研究史入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苏联学者曾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是无人能看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留学日本欧洲 执教清华北大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就读。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擅长。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受聘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陈寅恪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他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当时的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陈寅恪还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以遍阅故宫满汉文宗。陈寅恪本人非常谦虚，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人品高洁坚拒倭寇 天妒英才双目失明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陈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渡，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陈寅恪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但是陈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他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伪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因他坚拒未果。1942年，他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此后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阴差阳错滞留大陆 惨遭迫害沉冤未雪
1948年底，陈寅恪本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曾电话催请陈寅恪南下，陈寅恪于是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滞留在岭南大学任教，未能如愿前去台湾。
1952年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他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大陆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1949年就开始了。在当时所订的标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祇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七月五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筼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但是“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诬称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这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是最严重的中伤与人格侮辱。
从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向“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只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祇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痺，享年七十九岁。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筼也在他死后四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