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张肇光
在修水县城西南不远的征村乡，有一个叫“塅上”的小村落。奉乡水和武河水在这儿汇集，形成宽淌的赤江河，从东向西，再绕转西北经龙潭峡默默地流出，汇入修河主干道。
在赤江河边形成了一弯月牙形的洲地，座落东北角的长源山，从远处逶迤而来，到这里戛然而止，把它长长的山脚，缓缓地伸向那月牙边上，形成了一块平坦的塅地，先辈们把这地方叫做“塅上”。登上对岸山顶看塅上，就像一挂硕大的木排静静地停靠在赤江河畔，因此风水先生从地理的角度，把这叫“排形”。
后经公社领导、大队干部和人民代表共同协商，并报上级批准，决定公社机关和部门全部搬至塅上重建。从此，这里成了赤江的政治文化中心。
一九九六年撤区并乡时，赤江公社仍是征村乡乡政府所在地。原来静谧无比的赤江河边一隅，开始热闹起来了，变化超出想象，面貌日新月异。
特别是二0二一年集镇改造后，村容村貌迎来翻天覆地地变化。人口迅速増长，高层楼房拔地而起，各类店铺鳞次栉比，街道宽敞明亮，住宅整齐划一，亮化绿化到位，娱乐设施齐全，成了名符其实的修水县城后花园。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我从学校走入社会，从教室来到田野，与父老乡亲同耕共作的那段日子，让我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1969年春，我响应政府号召，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离开三尺讲台，来到田间地头。我因不是正式干部，只是一名公立代编教师，下放后停发了工资，取消了商品粮，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塅上，当上了纯粹的公社社员。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接受再教育”的人，连记工员等芥末大的官都不能染指，只能和社员一起老老实实参加劳动，夜以继日地在田地里摸爬滚打。
生产队长姓慎，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没有文化，但对党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担任生产队长十多年，每天起早摸黑安排农事，带头劳作，苦活累活领头干。在他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走起路来，身子总是往前倾，有一种超越自我的感觉，在我心中他是那么高大。
有一次种玉米，三伏天的太阳，像个火球，烧得人灼灼发痛，滚热的气浪，一阵阵迎面扑来，地面就像一个大蒸笼，让人透不过气来。强劳力挑粪下肥，中等劳力牵线打氹。我刚下放不久，队长让我和妇女们一起下种盖土。
太阳已当顶，看看慎队长好像忘记了时间，还在拼命指挥大家往地里运粪，还叫保管去仓库拿玉米种。我被热浪逼得实在吃不消，就跟队长说: “时间到了，该收工了。”然而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那边还有一块呢，种完了收工！”!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起码还有三四亩，我伸出的舌头好久都缩不回来。但转念一想，不是向贫下中农学习吗? 队长就是榜样，他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把心一横，挥锄盖土，铆足劲干下去。等种完最后一块地时，火辣的太阳已经向西倾斜。
此后，整个夏天我光着赤膊，穿条短裤，腰里扎条长汗巾，全身脱了老皮换新皮，新皮又被阳光烤的油光黑亮，就像过年燻的腊肉，雨点打在上面也不留半点水渍。我戏称这叫 “脱胎换骨”。
生产队的农活最苦莫过于整迟禾田。那些田泥脚深，下到田里烂泥齐裤裆，而且都是在三源四叉（地形复杂），“麻鸡婆”(一种咬人的小虫)特别多，人站在耙上，满腿黑一片，一个个小包块立即红肿起来。开始痒得钻心，一抓过后，鲜血渗出，痛得难受。
遇上变天下雨，人们谈虫色变，提起这农活，大多数人往后退缩。每当这时，我耳边就响起一句口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就是几只虫子吗，有什么可怕的？我就自告奋勇地去找这苦吃。当然必要的防护措施还是不可少的，必须穿上长裤，把裤脚从螺丝骨边扎紧，连裤子踩在烂泥里。上身的长袖衣服也从脉门边扎紧，这样麻鸡婆就无孔可入。
由于泥脚深，人又矮小，提耙时不能拉耙绳，只能拉耙杠，这样才能使得上劲。队上那头大水牛，肚子拖在泥面上，尾巴在烂泥里一拖一甩。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不说，整个人就成了一个泥菩萨，只有一对黑眼珠在转动。
栽禾是个技术活，不但要双手紧密配合，而且要腰劲好。尽量少伸腰，你一伸腰，人家就栽了几行，转眼到了你面前，逼得你手忙脚乱。我以前读书放农忙假，受过父亲的严格训练，牢记着“栽禾莫乱，两手提上”，说的是栽禾时心要专心致志，还有三层意思，一是严禁右手枕在膝盖上，那样你右手从左手拿秧再伸出栽到田里，花去的时间长；二是左手也不能枕在膝盖上，要紧随右手而动，以缩短右手运秧的距离；三是双手提上，禾行就能栽成一条水平线，不会形成斜行，可以增强整体观感，还能使稻田通风良好。
腰劲是练出来的，头上一两天，伸腰次数多，到后面就习惯了，一莳禾从起点到终点基本不要伸腰。分秧的速度，在于左手食指和大拇指搓动，平时没事时在家里拿苧麻练手，不但要速度快，而且要分得匀。杂交水稻每蔸1-2根，常规品种5-6 根。由于掌握了栽禾的要领，加上刻苦练习，我在队上，很快成了栽插能手，和队上几位高手，都可以一争上下。还曾到附近大队参加插秧比赛。
收割稻谷是一个力气活。那时没有打谷机，收割机更是没有见过，用的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镰刀，方桶，禾秆，搭栅等原始工具。打禾时，双手卡紧禾桠，胸前一下，背上一下，把谷粒打脱在方桶里。“双抢”(抢收抢种)时，生产队早上集体吃饭，每人蒸八两米饭。头两天只能吃下一小半，三天后全部吃下肚还觉得不过瘾，半昼还要回家吃碗稀饭“打点”。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敢于吃苦，两人抬个方桶过坵，禾折不下，搭栅在内，一般要上等劳动力能干得了。我以瘦削的身躯，硬是咬着牙和人抬过三四块田。收工时不打空手，和别的男社员一样，挑着满满的一担湿谷，送到晒谷场上。
晒场打豆子，是一个又脏又累又热的苦差事。豆秆不管晒得多干，太阳一阴，马上回“晕”。因此打豆子要对着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干。打完一面，翻过来晒两盏茶工夫接上打。特别是连枷那玩意儿，不掌握巧劲，光凭大把力气使不动。我在自家地场里不知练了多少回，手掌血泡不知磨破多少次，总算能“四两拨千斤”，轻轻地就能使得它风车般转动。
有时碰上“漏伏天”，中午出现雷阵雨，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那场面才叫壮观。男劳力一阵连枷“噼啪”而过，妇女们立即赶过来收豆秆，老年儿童扫帚翻飞，掌谷筛的除尘去杂，四五部风车“咿呀”声不绝于耳，一篓篓金黄的豆粒马上进屋，只等第二天晒干入库。碰上雷雨来得急，个个成了落汤鸡，但人们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这个文化人也有忙里偷闲的时候。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大幅标语和各种宣传专栏铺天盖地，这些事就成了我们“再教育对象”的专利。做这些事都是由大队革委会抽调，另发工票参加大队年终分配，一年下来也可分得百把几十元钱。
我们也乐于做这些事，一是发挥了我们毛笔书画的特长；二是体力上可以得到一定的休整；三是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不过有时也碰上一些尴尬之事。一次大队要办一个专栏，刊名为“把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刊头画是一个铁拳下，几个牛鬼蛇神缩成一团。但因大队没有五彩颜料，跑到供销社又没有卖，上面时间又定得紧，我只好用墨汁代替颜料完成了这幅刊头画。
专栏办好没两天，麻烦事就来了，有人向大队革委会举报：“这人对下放不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画成一只黑手”。以后在大会、小会检讨了多次。最后鉴于我平时劳动态度好，才勉强过了关，差丁点就要挂牌游塅了。
接受再教育的两年中，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特别是通过老党员慎队长的言传身教，我的思想，身体，农业技术等诸多方面转变都很大，农活中的摸泥撒种，扶犁掌耙，栽割扯搭，团秆砌墈……基本样样拿得起。从体型肤色，技术架势上品评，都称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社员。
由于接受再教育出色，得到了公社党委的重视。后来新华大队组建“青年班子”，让我到大队革委会担任文书兼会计工作，不久又调到公社任会计，197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公社到建乡后，一干就是四十多年。我的农活基础扎实，每逢驻村挂点，都能和村民打成一片，撸起袖子一起干。在劳动中了解更多情况，开展思想工作，任务在不知不觉中顺利完成。在工作遇到困难时，也能坚靭不拔，迎难而上。真的应感恩家乡的熏陶，和两年多的艰苦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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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肇光：男，农业经济师，网名“岁寒一友”，一九四四年出生，一九六四年参加工作，《古城旧梦》特约作者。曾任小学和农业中学教师，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乡政府会计，农业经济管理员。兼任乡人大主席团秘书，乡扶贫移民办专干，《修水报》通讯员，在省市县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毕生主要从事农村财会和农业经济工作。业余爱好文学创作，毛笔书写，草拟对联，乐为乡邻拟写春联、喜联、挽联，操办红白喜事，深得乡邻口碑。有拼搏向上的精神，宁折不弯的性格，迎难而上的决心，一生坎坷，但从不退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