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分宁人（今江西修水县人）。在诗、词、书法、散文等方面均卓有成就。诗歌与苏轼并称“苏黄”，为著名的“江西诗派”鼻祖；词曲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书法则名列“苏黄米蔡”宋四家，散文在北宋中后期文坛亦堪称一大家。

【原文】《答洪驹父书》
　　驹父外甥教授①：别来三岁，未尝不思念。闲居绝不与人事相接②,故不能作书，虽晋城亦未曾作书也。专人来，得手书，审在官不废讲学，眠食安胜，诸稚子长茂③，慰喜无量。
　　寄书语意老重④，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少加意读书，古人不难到也。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⑤，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⑥。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始终关键，有开有阖⑦；如四渎虽纳百川⑧，或汇而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老夫绍圣以前，不知文章斧斤⑨。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情懒，不能下笔也。外甥勉之，为我雪耻⑩。《骂犬文》虽雄奇，然不作可也⑪。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⑫。
　　甚恨不得相见，极论诗与文章之善病⑬，临书不能万一，千万强学自爱，少饮酒为佳。见师川所寄诗卷有新句⑭，甚慰人意。比来颇得治经观史书否？治经欲鉤其深，观史欲驰会其事理，二者皆须精熟，涉猎而已，无他功也。士朝而肄业，昼而服习，夕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此古人读书法也。潘君必数相见⑮，比得其书，甚想见其人。
　　所寄《释权》一篇，词笔纵横，极见日新之效⑯。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⒄，语意甚工，多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⒅，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⒆。

【注释】
　　①  洪驹父：洪刍，字驹父，洪州豫章人氏，山谷外甥。绍圣进士，时任晋州州学教授。工诗，与兄朋、弟炎、羽号称“四洪”。答书：即回信。据黄宝华先生考证，此信原为两封书信，且被前后倒置。原因疑为四部丛刊本《豫章文集》中二书紧接，所言内容相近，所以致误。考虑到失误已约定俗成，本文仍合二为一作赏析。
　　②  绝不与人事相接：绝不介入官场人事纷争。
　　③  晋：即“进”。审：安胜：安好之意。诸稚子长茂：指驹父的孩子们成长健壮。
　　④  老重：老成持重。
　　⑤  绳墨：原为木工画线用的工具，此指规矩或法则。
　　⑥  子长：司马迁的字。退之：韩愈的字。
　　⑦  宗趣、关键、开阖：指文章要有立意、有主旨，在首尾至关重要处，要能铺排得开，收拢得住。
　　⑧  四渎：指长江、黄河、淮水、济水，四水汇集川流湖泊，各自东流入海。
　　⑨  绍圣：宋哲宗年号。斧斤：指写文章琢磨修改功夫。
　　⑩  雪耻：希望外甥吸取自己以前的教训，为己增光之意。
　　⑪  《骂犬文》：洪驹父所作文章。不作可也：不必要作的婉转说法。
　　⑫  妙天下：指东坡文章为天下人所称誉。
　　⑬  善病：指文章的优与劣。
　　⑭  师川：徐俯，字师川。徐禧之子，山谷外甥。
　　⑮  潘君：潘錞，字子真，著有《潘子真诗话》。
　　⑯  日新：《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⑰  青琐：疑指代《青琐高议》的作者刘斧。祭文：青琐祭文为洪驹父所作。
　　⑱  自作语：指自创且富有新意的词语。
　　⑲  海运：行于海上。俭陋：枯竭、粗陋。

【赏读】
　　黄庭坚给外甥洪驹父写这封回信时，年齿已近花甲。诗文名冠天下的山谷，一直没忘其大妹多年前离世时的嘱托，不惮其烦地通过书信交流的方式，对四个洪姓外甥在学业上予以悉心指导。此信除开头寥寥几句礼节性的问候和家长里短寒暄之外，几乎通篇都是在探讨如何读书和进行诗文创作。
　　或因双方通信频繁，山谷一如既往地从外甥的来信说起。认为从信中即可看到驹父写作水平大有长进，以致读过几遍不忍释手，并心生感慨道：只要坚持有的放矢地学习圣贤之书，就不难达到古人学问的境界。接着又对外甥随信所附的几篇诗文进行了品评，认为总体上值得称道，不足之处是欠缺古人作文的法度。建议外甥依此有针对性的多读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即可体会到凡写诗作文，须有立意有主旨，在至关重要处，既能放得开，又能收得住。就像大江大河一样，汇纳百川，汪洋恣肆，奔流千里，都得起自源头而最终注入大海。山谷在信中反思了自己以往的诗文创作，可大致以绍圣元年（1094）为界。认为绍圣之前，由于未把准行文的法度，故回头看之前的旧作，均感到幼稚可笑，不得要领；绍圣以后，才领悟到了诗文创作的有效方法，惜乎现在年事渐高，想写也写不动了，冀望外甥后辈吸取自己的教训，尽快超越吾辈。并顺带评点了一下驹父《骂犬文》一文，认为略有猎奇之嫌，并提醒外甥此类文章偶尔练笔则可，但少作或不作也可。例如，东坡文章妙绝天下，举世公认，但其短处在于喜好对时政进行干预乃至漫骂，望驹父引以为戒，慎之以学。
　　山谷在信中谈到了“资书以为诗”的重要性。认为要写好诗文，就得下功夫先治经研史，二者是写诗作文的必备基本功，即诗词学问要从书本知识的积累为起点。为此，还给外甥介绍了古人总结出的一天之中读书的有效方法：即晨起先作预习，白昼多作复习，晚上再自查不足之处，不留遗憾方能安枕入睡,如此日积月累，才能学有所获，学有所成。接着还对驹父的另一篇题为《释权》文章作了点评。认为文章首尾贯通，有创见有新意，足见有治经读史的功底。总而言之，无论是写诗还是作文，完全靠自造语句最难。杜甫写诗，韩愈作文，基本上能做到无一字无来历，而读书较少的一些后辈，认为韩、杜均是自创的语句，事实上并非如此。自古以来善写文章的高手，能做到陶冶万物，然后熔铸出富有新意的语句，即便采用的是前人用过的熟语，但经提炼加工，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就象灵丹一粒能把铁石点化成金子，使文章增添色彩。
　　黄庭坚还说道，对于尊崇儒学者而言，写文章本不是什么大事，但要探求写文章之法，就就不可不思考和了解其中复杂变化之处。至于要使文章高妙，要做到像泰山一样巍然挺拔，像云彩一样高悬；倘若要使文章雄壮，要做到像八月波涛的一样汹涌澎湃，像怒海的巨鲸一样能吞没船只，那就不可被陈规俗矩所束缚，使文章显得浅陋。
　　从以上对原文的解读，不难看出此信应是前后两封信的组合拼接，而且被前后倒置。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前信至少写于绍圣元年之前，当从“所寄《释权》”开始，到“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为止；后信大抵写于绍圣四年，则是从“驹父外甥教授”开始，到“甚想见其人”为止。由于前、后两信都是从评点驹父随信所附诗文谈起，进而指导外甥如何通过治经读史提高写作水平，并谈到了自己的一些创作体会。虽然原来的两封书信被包括《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内的多个误本合二为一，但粗读起来倒也文从字顺，说明两信所写内容是相通的。所以，笔者只好错就错，按约定俗成的误本进行解读，并据个人研究体会，谈两点此信所涉问题的见解：
　　其一、信中所谓东坡“短处在好骂”，涉及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及对时政的干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儒家至圣先师孔子就提出“兴、观、群、怨”之说，大致意思是：诗歌是一种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其创作价值是艺术和审美功能，同时又兼具知人论世、抑恶扬善的社会作用。不过，在古往今来的实践中，诗歌艺术审美与批判现实功能二者之孰轻孰重不易把握，往往容易顾此失彼，过于突出政治性，难免会削弱艺术性；而过于强调艺术性，又难免失落政治性。山谷信中在肯定东坡诗文独步天下的前提下，也指出过于喜好讥讽时政是其所短，并提醒外甥“慎勿袭其轨也”。
　　在黄庭坚看来，“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垢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他认为诗歌非政客争辩或怨妇骂街，而是个体性情的艺术呈现，有其内在的审美要求，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并不可取。换言之，诗歌不宜用于过多干预朝政，介入人事纷争，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这是山谷通过书信随机表达的个人之见，从强调诗歌的艺术属性来说，本无可厚非。然而，正是这一与年轻后辈书信探讨交流道出的观点，不知何故被无限加持放大，成了其诗歌重表现形式、轻现实内容的标签。山谷本人也被长期戴上形式主义的鼻祖的帽子，导致在北宋即与苏轼并称“苏黄”之天平“黄”的一端严重失重，从而长时期削弱了黄庭坚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大咖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其二、信中所谓“无一字无来处”与“点铁成金”的论点，历来为诗学评论界所关注和引起热议。赞成者认为山谷表揭杜诗、韩文之深意，开辟了一条以故为新、由有意为诗至无意为诗的“以书本为诗”之路径，甚至把二者与山谷另一“夺胎换骨”之说统合成“江西诗派”重要理论纲领；批评者则以此作为山谷提倡蹈袭、剽窃的证据，甚至直指山谷为“特剽窃之黠者耳”（王若虚《滹南诗话》）。其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均有点小题大做，背离了山谷以一种循序渐进的学诗方法指导后学的本意，乃至把山谷在与后学通信中随机表达的一些零碎观点，不恰当地归纳并视作是原则性、系统性诗论。
　　黄庭坚一生的最后十年，几乎都是在接连被贬谪的境遇中度过的。从名重天下的黄太史到转为年轻后辈争相求教的授业老师，他从容豁达地历经了此种角色的悄然转换。面对或者说隔空面对（通信）求知若渴的各色人等，山谷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既可面授机宜又适合隔空通信说教的教学方法。这即是：从“无一字无来处”起始，到“点铁成金”自如运用，再到“夺胎换骨”实现飞跃之阶段式的教学法。这种出自山谷独创且便于操作的学诗方法，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众所周知，黄庭坚后来被尊为“江西诗派”创始宗主，他的诸外甥中有洪朋、洪刍、洪炎、徐俯被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包括他晚年刻意培养的杨皓、高荷、范寥等，均卓然成为北宋晚期诗坛一流大家。对此，著名词家李之仪曾不无感慨地道：“鲁直成就诸甥之意，可谓尽矣，故率然自知，类不相远，盖一本于舅氏也。”（《跋苏黄众贤帖》）
　　此外，在山谷所处的北宋中后期，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广泛运用和经史古籍大量刊行，士人们嗜好读书蔚然成风，而这种风气也必然反映诗学领域中来。从山谷诸如此类指导后学的通信中可看出，他强调要提高诗歌写作水平，向经典古籍学习是既实用又必由的路径。首先，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要从学习经义和史籍源头开始，进而会通事理，以合儒家之道德规范。其次在语言造句方面，要从学习借鉴古人词汇、甚至模仿经典语句做起，在初步做到“无一字无来处”的基础上，再经过锻字炼句加工，逐渐把经典熔铸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经史子籍和古人词汇积累多了，又能融会贯通，下笔时就能取之左右逢其源，自然就创作出好的诗文作品，犹如道家方士用手指一点使铁变成金的法术。通过此种“资书以为诗”方法的反复练习和运用，就能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可与前人相媲美、甚至超越前人的水平。
　　综上所述，作为一代文学宗师，黄庭坚在其舅李常“长我教我”的示范下，义无返顾接过先辈传下来的接力棒，在搞好自身创作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指导、提携和培养几个后学外甥，并善于从自己的创作和教学实践中总结、探求学诗为文的方法，极力引导晚辈向古人学习和从书本典籍中吸取养料，在继承的基础上达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目的。然而，山谷多以通信的方式表达的教学观点或学诗方法，后来被不切实际地拔高和放大了，被视作是黄庭坚乃至所谓“江西诗派”的文学创作主张和纲领性诗论，以至后来的江西诗派末流、明清复古派陷入食古不化、好用典故的误区而不能自拔，在文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不过，这似乎牵涉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另一个争议较大的话题，拟在别的相关篇章作专门后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