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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芮的歌“酒干倘卖无”为许多人所熟悉。在樊健军的短篇小说《酒干倘卖无》（《飞天》2011年12月号上半月刊，《中华文学选刊》2012年第2期选载）中，这首歌成了一位进城农民的生活元素之一。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过“短篇小说写的是景象”。《酒干倘卖无》写的即是农民宝财一家三口在进县城之后的生存图景。宝财天生一个爆嗓门，“说话，就是放冲天炮，若吼叫，就是炸雷”，在走街串巷吆喝“收破烂”的日子里，这种“不懂得收敛”的个性却难以被城里人所包容。他惹恼了城里的“一个女人”，被其咒骂为“神经病”、“叫化子”、“乡巴佬”，遭到从楼上抛下的“旧裤头”、“褪色的尖头皮鞋”袭击，让“保安”“冷眼打量”，还被“从店里跳出来的两个男人”摁住，让那个女人连踢数脚，在“他的大腿上敲了一锅铲”。后来从做清洁工的同乡柱子摇着铃铛收垃圾中受到启发，将大嗓门的吆喝改为举着录入“酒干倘卖无”歌声的电喇叭，继续着在县城收破烂的生活。 作品通过作者敏锐的观察发现，用具有典型个性人物的叙事，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一位进城农民的生活状态，揭示了推行城镇化进程中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进而侧面对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形象化的提示。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城市与农村是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两个世界。仅就人际关系维系而言。农村靠的是亲情、血缘和与土地的关系，城市靠的则是单位、行业。进城农民与都市人交往显然缺乏相互之间信任、包容的情感和经验基础。就行为习惯而言，农民在天宽地阔的乡野里大嗓门说话惯了，自以为不会“碍着谁”。在他们看来，人与人打交道并不在于要文质彬彬，而是要真诚与善良。主人公宝财认为自己的大嗓门长期憋着会被“闷死”，我行我素，犹如不甘心都市文明吞噬自己雄强的生命力。但他浑然不觉自己大嗓门的高分贝在城市里则成了不容存在的噪音，会打扰他人的生活，以致有一次竟惊落了一老奶奶怀抱的小孙子“闭过了气”，闯祸“吞没”了他大半年收破烂的收入。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理念和生活习惯构成了小说情景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城乡差异，提出了农民身在城市，心如何才能也在城市安放这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虽然对“大嗓门”宝财的遭遇寄予了同情，但也通过其妻子韭花和女儿豆豆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批判”。韭花说话就细声细气，“吐出的声音是一朵朵细碎的韭菜花”，也“很恼火宝财的爆嗓门”，“吵了孩子做作业”，规劝宝财“不好好说话”，“总有一天会惹祸”，女儿豆豆也劝他“能不能小点声”，甚至“将头埋进了被子里”。这些细节同时告诉我们，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民的一些传统生活习惯也正在发生进步的变化。 HULING 宝财是离开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一员。其向往城市的意识，并不是基于温饱，而是基于对平等的预期，对机会的向往。“夫妻俩总担心误了豆豆读书，就带着孩子一块进了县城。”宝财之所以由“在工地挑砖背石扛水泥”改行收破烂，是听说“有人在县城收破烂都赚到一幢楼房了。”也希望一家人能有尊严地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后来，他用收购来的空易拉罐做风铃，“粗野的叫喊声让风铃声软化了不少。”还承诺女儿“一定给你做个钢管的风铃。”一连串的“惹祸”后，“波澜壮阔的声音说没就没了，消失得这么怪异。”最后也向那些流动小贩学习，举着录有苏芮“酒干倘卖无”歌声的电喇叭走街串巷收购废品。这也表明，农民进城后也在朝着“身入还要心融”的方向努力了。 我很欣赏作者小说创作中驾驭语言的功底。本篇叙事用略显夸张的语言将宝财的大嗓门描述得维妙维肖。如“一声咆哮竟然将瓜棚上一只南瓜惊落了”。“卷闸门让叫喊声撞痛了”。“声音突然爆开了，而且很有重量，砸在水泥地板上，形成一只巨大的铁球，轰轰隆隆沿着街道滚轧着”等等。穿插宝财爱唱山歌的细节，不仅表现了农民同样有精神追求，而且“娇莲爱表哥”的数段歌词，突出了语言风格的地域特色。 HUL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