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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四年，我出生在马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营养先天不足。小时候得过一种说怪也不怪的病，这种病用马坳话说叫“饿肚气”。发病之前没预感，一发作起来，肚子就疼得难受。止痛不要吃药，只要吃些食物把肚子填满就自然好了。这病夜间发的多，一发我就饿得直叫，母亲一听我叫唤，立马起来抓几把炒玉米之类的零食给我吃，要是家里当时没有，就提着油灯去向邻居处要或借。食物一到手，我就大口大口的吃，吃饱了，肚子也就不痛了，又很快进入梦乡。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好几年。 1958年我上了初中。一入校就吃上了国家粮。可学生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老秤的12小两左右，不足1市斤。在缺少油水的情况下，一天两餐，一餐六七小两米饭怎么够呢。虽然吃粮指标不能满足需要，但同学们依然安心学习，家长们也很理解。党和政府在粮食紧缺时期，仍给中学生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粮食，这是对中学生的特殊照顾。即使少一点，但比起农村人均口粮数还是要高许多，实在不够就想法从家里搞点薯丝凑。 在修水师范读书时，正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进校时，修水师范还没有校舍，与修水中学合在一起。第一学年，每个星期有一天建校劳动，从县城汽车站挑砖到新校舍工地，足有三公里长的路。劳动一整天，唯一的报酬或额外的收获就是每人一小碗稀饭和1/4块豆腐乳。在两个正餐都吃不太饱的状况下，能多吃一小碗粥，同学们喝得乐呵呵的。平时实在饿了，就去买胡萝卜生吃充饥，8分钱一斤的新鲜胡萝卜吃得津津有味。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修水师范1962年6月下马，我只读了不足两年就失学回家了。这年秋，在马坳区公所当了三个月助征员，跑遍了全区所辖的五个公社和部分大队，亲身体会到征粮的难度有多大。那时候粮食产量低，正常年景早稻亩产不过四五百斤，晚稻只有二三百斤，两季加起来超过800斤就算是跨“纲要”了。 1963年，我在大队当了一年文书兼会计。当时以小队为核算单位，大队只负责汇总。虽然那时国家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但群众吃粮问题并未根本好转。生产队当年的粮食分配是80%按家庭人口数分，20%按劳动工分分。 1964年冬我应征入伍。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新兵，第一感觉就是部队生活比农村好多了。一天三餐都有米饭和面食，战士一个月粮食定量有45斤，心里喜滋滋的。我提干后在机关工作，月粮食定量也有38斤，一般都有结余，探亲时就把结余的粮票带回来补贴家用。 实行改革开放后，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大幅增产，国力快速提升，人民群众吃粮问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取消，粮食市场逐步放开，粮食品种增多且质量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不满足于“吃得饱”，更追求“吃得好”。修水县城最后一次换发《国家定价粮油供应证》是1995年7月1日。当时规定粮食定量每人每月10公斤，粮食定量已明显减少；粮站粮食供应价也逐步与市场价相差无几。新粮证换发后，我家在粮站购粮不到10次，一次不超过30公斤。最后一次是1996年3月，也就是说新证使用不到一年就成了烙上时代印记的历史文物了。 修水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