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学术与人格

                            ——读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刘经富

 

津门卞僧慧是陈寅恪先生1930年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时的学生。如果我们把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的学生作为第一代陈门弟子的话，那么卞僧慧当属第二代弟子。1981年，陈寅恪的第一代弟子蒋天枢（字秉南）撰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出版。卞僧慧致函蒋天枢，提供关于陈寅恪生平的新材料。两人因此订交，相知相得。后来蒋天枢将《事辑》的修订事宜托付给卞僧慧。卞复得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戴家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王作求相助，孜孜矻矻、经之营之二十多年，纂成《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陈谱》）。这项研究成果凝聚了陈门两代弟子的志愿、努力。卞僧老以98岁高龄，终于成就名山事业，上无愧于师门，下践诺于学长。

陈寅恪的治学范围，素有“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说。“不中不西”系指西域史地之学，所谓“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后来他缩小范围，把目光投向“禹域之内”的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即“不古不今”。这是陈寅恪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转向。晚年因目盲脚膑，更缩小到清初文学，“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诗词及方志笔记等）”，这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二次转向。老子《道德经》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说，《陈谱》著者借用这个命题概念的字面意义，调换字词次序为“为学日损，为道日益”，作为《陈谱》的主线，以概括谱主中年以后学术演变递嬗的轨迹。这是著者在长期分析、归纳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心论点，曾在给笔者的信中，阐发此义：陈寅恪先生年谱，主要观点已渐形成，即“为学日损，为道日益”……昔年先生受清华国学院之聘，从欧洲回国，满怀信心，立志创立中国的东方学。不料到研究院后，大异所期，曾发“课蒙不足，养老有余”的慨叹。及转入清华大学，故技更难发挥，乃缩小范围，致力于晋至唐史及佛典校读。嗣后，虾夷肆虐，天翻地覆。先生颠沛流离，遂至失明，求医无门。多年积累研究而未成著作的成果，如“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金刚经校释”，以及梵文佛典翻译之异同得失，巴利文普老尼诗偈之搜集补释，或丧失无疑，或难以为继。收拾丛残，仅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略稿》《元白诗笺证稿》而已。吾人读先生《赠蒋秉南序》，至“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未尝不怦然心动。“为学日损”遂成为先生一生治学之写照，亦可伤也。

中国近世文化学术，出现一个新情况、新要求，读书人在掌握中华传统旧学的基础上，还要学习、掌握西方的学问知识、文字语言。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的耕读模式、私塾书院教育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渐渐边缘残破。所幸从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最后一茬士大夫还没有立即割断文化脐带。虽然洋学堂已纷至沓来，但上世纪初不少已进城定居的“旧家”，为了让子弟在进洋学堂之前打下旧学的根柢，仍然重视私塾授业、家学秉承，让子弟从小受到严格的人品、国学教育。根基已立，再送至新学堂去，再进一步放洋留学。眼界得以开拓，思维由此更新，传统国学与现代学理、方法相结合，于是群贤出世，“大师成群地来”。这是近代人才成长、学术转型的一条规律。

在这股中西融汇、新旧兼容的学术潮流中，陈寅恪得风气之先，以“预流”之胸襟，挟家学之渊源，赴日、法、美、德各国深造十三年，为我国近世留学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陈寅恪出洋求学多年，对西方近现代学术自然有相当广泛的了解。不过他最用心的一门学问则是西洋东方学。在历史上，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是佛教，它发源于印度，在东传到中国的过程中，西域地区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要准确把握“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就需要西洋东方学的专门知识。从1918年到1925年，陈寅恪用整整七年的时间追随西洋东方学学者，向他们学习研究东方学的先进工具与方法，受西洋东方学的训练。这是陈氏留学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影响颇大。特别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期间所开展的有关“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研究，与他这七年的留学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但陈寅恪1942年为学生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时却坦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我们不知道《陈谱》著者是否受老师这段话的启发，而创陈寅恪“为学日损，为道日益”之说。不过就阅读《陈谱》而言，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著者用丰富充实的材料来说明这个中心论点。《陈谱》中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按语引人入胜。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寅恪热起来后，受众炫于陈寅恪的留学经历、外语水平，而对陈寅恪传统学问印象不深，一般以“家学渊源”一词带过。《陈谱》卷二1911年条，大段摘录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一文。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陈寅恪旧学渊源造诣最详细的资料。《陈谱》在俞大维之后，又提供一则新材料：陈寅恪早年曾经仿做过康熙、乾隆朝的博学鸿词科试题（词科试题体裁为制策、论、赋、诗）。这条新材料可作为读俞文之一助。

　 如果说《陈谱》卷二引录的俞大维文可以对陈寅恪旧学功底做一总结的话，那么，卷三1923年条收录的陈寅恪《与妹书》，则可以作为陈寅恪致力于西学的纲领性自述。对此，《陈谱》也提供一则新材料：1925年4月，吴宓介绍当时无学位无著作的陈寅恪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受到教务长张彭春的反对。吴宓即以《与妹书》为例，说《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

《陈谱》中关于陈寅恪治学范围、教学课程、学界对陈寅恪的评论定位的新材料极多。卷三1924年录入的姚从吾致朱希祖函，尤为重要，《陈谱》著者认为此函可与陈寅恪《与妹书》互相补充。北大毕业派遣留德的姚从吾于1924年3月写信给母校老师汇报留学情况，涉及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罗家伦、陈枢、孔繁霱、陈寅恪、俞大维、傅斯年。其中对陈寅恪的评价最高，称其“能畅读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近专攻比邻中国各民族之语言，尤致力于西藏文……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陈先生志趣纯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又陈先生博学多识，于援庵先生所著之《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祅教考》，张亮丞先生所译之《马可波罗游记》均有极中肯之批评。”

姚从吾这封信发表在1925年5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6月29日，从未踏足国门之外的古史辨派发端者顾颉刚，对学生讲解国学大势，区分当时国学研究者为五派，将陈寅恪与伯希和、斯坦因、罗福成、张星烺、陈垣等中外学人并列为“东方言语学及史学”派，依据当来自姚函。顾颉刚的这篇讲解辞，《陈谱》亦根据《顾颉刚年谱》予以录入。

从姚从吾函来看，当时在欧美留学生中，虽无著作的陈寅恪已经崭露头角。而《陈谱》依据《吴宓日记》《吴宓自编年谱》录入的吴宓对陈寅恪的多次赞赏，则比姚从吾还要早几年。如《吴宓日记》1919年3月26日记：“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情和爽，志性高洁，深为倾倒。”陈寅恪的名字第一次在《吴宓日记》中出现，即有如此评价。可见吴宓在六年后力荐陈寅恪执教国学研究院，确实是慧眼识珠。

陈寅恪任国学研究院导师三年，研究院即被撤销。陈寅恪改就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并在哲学系开课。这是陈寅恪学术研究、授课上的一次大转折，《陈谱》在列举陈寅恪给三个系开课课程之后有一大段著者按语：先生改就清华大学之聘后，开始两年，所授仍为东方学根基之课程，原研究院所遗之残局，落于先生一人之身。而大学现行体制别有要求，使先生不得不改弦易辙，先生岂得已哉！先生自幼泛览群籍，深通旧学。及游学东西洋，识见日以广，感受日以深。受聘归国，方冀聚集同志，得英才而教育之。开拓其心胸，发挥其特长，增益其才智，以切实功夫，建设中国东方学之初基。自1919年以来十年之中，为实现此目标而兀兀穷年，日不暇给，不意受聘甫三年，情势大变。于是前此为谋报国之弘规硕画，所倾注之心血，所培植之根基，举失其寄托。无怪先生此时此际表现出不曾有的悲观与消极……不得已姑求小成，着手晋唐，兼及蒙元，于1936年初，在中文系“专家研究”系列项目下，开设“欧阳修”课，作为研究宋史初入手之小课题……听课者倍感兴奋，以为先生继晋至唐史以后，又为中国通史之下限，增加殊为重要之一大节。我们居然有幸得追随先生进入国史新领域，真是弹冠相庆，信心大增。孰知先生新作尚未及问世，乃遘东人入寇，诸夏鼎沸，播迁靡止，卷帙飘零殆尽。心身交瘁，终致失明。世事纷纭，以至没世，磊落抑塞，念往悯来，深虑幽忧，有非世人所能尽喻者。

这篇大段按语在《陈谱》中不是一般文字，具有导读价值。在这篇篇幅较长的按语之后，还有卷四1932年条关于陈寅恪不开梵文课的按语，卷四1935年条关于陈寅恪开设欧阳修课的按语，卷五1947年条关于陈寅恪晋南北朝史开课按语。这些按语与《陈谱》录入的1930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中介绍陈寅恪研究情况、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向梅校长报告历史系近三年概况中涉及陈寅恪授课情况、1935年陈寅恪的专家填表、1939年条陈寅恪在联大四年课程介绍、1947年条陈寅恪从西南联大复员回清华大学开课课程、1949年条陈寅恪在岭南大学开课课程等新材料，对陈寅恪的科研、授课情况作了完整的介绍，理清了陈寅恪中年前后治学重点、范围转变的线索脉络。这是《陈谱》的一个贡献。

与“为学日损”中“学”的字面意义易于理解相比，“为道日益”的“道”则有多重意蕴，释读难免增字解经。但当我们把“道”与陈寅恪的人格、精神相联系，则“为道日益”的旨趣就会凸显出来。

陈寅恪之所以能从学术殿堂走近千万读书人的心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巨大的人格力量。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陈寅恪人格的最大特征是具有独立不倚的精神。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终其一生都自觉地贯彻了这一精神。人们将这种精神誉为“义宁精神”。

陈寅恪有三篇大文章，集中体现了“义宁精神”。一篇《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一篇《对科学院的答复》；一篇《广州赠蒋秉南序》。这三篇文章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命运，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如何安身立命等重大问题，最直接地呈现在陈寅恪面前。促使他加深了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这一命题，并一生坚持和捍卫了这一理念。他在《碑铭》中宣称：士之读书治学, 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 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 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 一姓之兴亡。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 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 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一首褒扬独立精神的颂歌，是知识分子人格自觉的宣言书。文中的每一个字均掷地有声，充满浩然之气。王元化认为，陈寅恪揭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

时过二十四年，1953年，陈寅恪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宣称：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答复》在新形势下将《纪念碑铭》的思想作了新的阐释与发挥。

1964年5月，蒋天枢到广州谒师，陈寅恪向蒋天枢作了一生事业的托付，将自己著作出版事宜全权授予蒋天枢。并按古人送行赠言的传统，郑重地写了一篇《赠蒋秉南序》。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简洁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阐述自己的文化观和操守志节，点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论者谓此序有如陶渊明《自祭文》，是他一生志业著述的最后总结，寄托深微曲折。

这篇只有460字的赠序，讲了三层意思：一、“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成为陈寅恪的一句名言。在知识分子普遍丧失独立人格的年代，陈寅恪能始终坚持其学说思想而不曲学阿世，确实值得自豪；二、“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陈寅恪平生向往易堂讲学、河汾著书。追踪易堂，续命河汾，文化理想超脱政治权力，乃中国近世学人的企盼怀想：三、“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人文精神相当堕落的一个时期,士大夫不知名节为何物。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就有五个朝代急剧更替，换了八姓十三君，亡国被弑者就有八人。士大夫苟全于这样的乱世，鲜有气节可言。继五代而起的北宋朝廷在巩固南北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同时，也面临着道德伦理重建的时代课题。有鉴于此，庆历之际的先进人物以道德重建的使命感，开始著书立说，代表人物是范仲淹、欧阳修。欧阳修在其所撰《新五代史》中强烈地谴责了变节行为，斥冯道为寡廉鲜耻。他在各传的序言及论赞部分尤其高扬起道德这面旗帜，表现了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陈寅恪非常看重《新五代史》，赞赏欧阳修的史学观点。曾对学生说，我要你们注意《新五代史》，不是在《新五代史》本身，而是要你们揣摩欧阳修为什么要重修《五代史》？怎样写《五代史》？ 

对这三篇大文章，《陈谱》都予以录入，同时录入其他材料。1931年，清华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纪念，陈寅恪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提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认为学术能否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1932年，陈寅恪在讲授“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课时，告诫学生“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1940年，陈寅恪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届评议会，选举新院长。陈寅恪在晚宴上申述选举院长必须尊重各人自由意志。1942年，陈寅恪写信给潘公展，向他推荐自己的学生罗香林，信中有“罗君十年来著述颇多，斐然可观，自不用旧日教师从旁饶舌，以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一语。1946年，陈寅恪与王钟翰谈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时说：“古今中外，哪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1961年，吴宓赴广州拜访陈寅恪，《吴宓日记》记：“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寅恪兄）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为人所难及。”

《吴宓日记》披露的陈寅恪晚年“不降志、不辱身”的高标峻格，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表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是常识。蔡元培长北大时，即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1925年刘大白作词的复旦大学老校歌亦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字样。陈寅恪的过人之处，是别人都不说了，只有他还在说；别人说了未必能做到，而他是说到做到。从1929年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到1964年完成《柳如是别传》，几十年中不懈地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定位，既不辱人，亦不自辱，真正做到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在同时代知识份子中，1949年以后，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到这种强度和纯度。荣格说“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志节操守与西方的自由思想资源，在陈寅恪身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使他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偶像和价值追求。《陈谱》著者对此深有悟解，在《后记》中推出全谱点睛之笔：“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持续甚久的“陈寅恪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话题的焦点是他所倡导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学者人格。以“为学日损，为道日益”为叙事线索的《陈谱》，用陈门弟子近距离接触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和二十多年来“陈学”园地前沿研究成果，展示了谱主的心路履痕、肝胆风骨。陈寅恪一生，少无悔作，老全晚节，这是他为道日益、大德润身的最好注脚。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卞僧慧纂，中华书局2010年4月出版

 

载2010年第10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