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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姨公郑国鼎，是一位读过黄埔军校，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打过日本鬼子的军人 。 HULING 待我第二次见到他时，已是文革中的1968年冬。那时我才15岁，已是一个下放插队知青,队上指派我参加“贫宣队”，恰好进驻东港西源村。姨公因为有过旧军人的历史，自然成了“地富反坏右分子”，冬天修水库时，一天到晚挑土，人家休息时，他们还要跪下认罪。我见到姨公姨奶时，竟然装做不认识他们，以表示自己的革命立场坚定。记得有一位另村抽调来的年轻的贫宣队员，他去审查姨公，为了表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见面就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姨公脸上，喝令“跪下！”这样无缘无故把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下跪抽耳光，又还是我的姨公，我在旁看见又不敢做声，心里真不是滋味。很多年后，我与尚在人世的姨奶说了不敢认他们的事，心中甚为愧疚。姨奶说，你怎么敢认，那是什么年代，对我表示理解。可是，我到今天仍是非常有愧，叫声姨公姨奶又有何妨？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在极左年代中思想是何等的单纯幼稚。 姨公郑国鼎何许人也？年岁的增长，历史知识的积淀，我后来了解到，姨公祖籍东港乡台庄村，生于1905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兄弟4人，他最幼小，家长便培养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到九江师范毕业，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影响，投笔从戎，投考黄埔军校八期。毕业后，分配在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领导的中央军第五军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二六二旅（旅长朱赤，我县上衫人，8年抗战中全国64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也是姨公的姐夫）五二八团二营五连，任连排长职务。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企图进逼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完全投降，姨公所在的部队与日寇激战在上海的最前线，三个多月就睡在战壕里。在那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受辱的时刻，姨公始终身先士卒，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寇作着殊死的争夺，几乎每天都在敌人的飞机大炮轰击之下战斗，几天几夜不能睡觉。身边倒下的战友成堆，据说淞沪战役中国守军的伤亡，在日军的优势兵力面前，每天平均高达一个师，由此可见战斗的惨烈。但日军同样未能突破我防线。后因该军连续作战，伤亡惨重，疲劳不堪，国民政府中央考虑让新参战部队接防，第五军退下休整。因新参战部队缺少训练，作战经验不足，加上日军迂回自杭州湾登陆，被日军突破防线。10月26日晚50 万军队转移，姨公所在旅除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率第一营固守四行仓库，余部均由旅长朱赤随第五军率领退保南京，调往南京雨花台又开始了南京保卫战，日军以海陆空三军优势部队包围，连续猛攻，守城部队伤亡过重，未有援军，12月13日又被日军突破防线，南京沦陷，中央国防部急速下令，全军撤退。在这次战斗中，旅长朱赤前线指挥，被日机轰炸阵亡，壮烈殉国。姨公侥幸突围，泅水渡江逃生，辗转回到修水。据姨奶回忆，在那样艰苦的战斗里，战后回家时，头发蓄得老长，胡子一大把，骨瘦如柴，姨奶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在这次撤退中，有十几万部队因无船只未能渡江撤退，后被日本鬼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大部分杀害。所以说，姨公也是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修水网 姨公郑国鼎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人，在国难当头时，毅然满腔热血参加抗日。淞沪抗战后，他升任中校副大队长，上校大队长职务，调到湖南省武冈设立的中央军校，当军事教官，培训多批军官，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军。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抗战胜利。1946年部队裁军整编，姨公又被调某部任副师长（未到职）率军赶赴东北，参加内战。姨公看到日本鬼子对我同胞烧杀抢掠，尸骨成山，满目焦土，民不聊生，现在胜利了，又不能让人民休养生息，反而国民党又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无奈官职微小，军令如山，所以向上级连续申请愿退伍回乡。经核准后于1946年在武汉办理退伍手续，回到修水家乡，在修水县国民政府安排兼监察委员，任县公路建筑总指挥。他还在东港台庄乡创办了中心小学，自荐担任校长，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使众多贫苦子弟入学。 1949年6月，解放军渡过长江，进逼修水，修水反动势力惊慌失措。县长吴懋松主张和平解放，保安团长吴抚夷主张一战不胜则走。吴懋松急速要求各界人士开会磋商，姨公郑国鼎被请出来参加会议，郑当场驳斥吴抚夷，长江天险已被突破，蒋介石逃到台湾，正规部队尚且不能抵挡，你部何能一击，修水弹丸之地，岂能守住，为修水人民，也为了你自己，甘愿接受改编，与会人员都同意此建议，并推举郑国鼎、石乐天到三都解放军团部，会见了团长周德宾，政治部主任唐占印，迎接解放军分三路进入修城，受到修水县人民热烈欢迎。随之对吴抚夷反动武装予以缴械遣散。 本文来自修水网 姨公郑国鼎，是一位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加过炮火连天的淞沪血战和南京保卫战，负过伤，后因体弱，才调任军校工作，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每当国家民族的重大转折关头，他头脑清醒，能正确把握自己，使自己始终站在不以人民为敌的一边。特别是他认识到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不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并在修水和平解放中作出自己的努力。解放后，他不再过问政治。1950年大镇压期间，考虑到他是一位抗日军人；在抗战回乡期间，遇到有人以阻敌进犯为由要炸毁渣津的文物古石桥——福星桥，他分析敌情认为日寇离渣津甚远，桥乃文物古迹，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破坏，出面制止，保护了文物；他兴办教育，并经常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故从轻判刑六年在彭泽芙蓉农场劳改。期满释放回家，参加集体劳动并在大队兼会计助理，帮助核算。直到文化大革命，又被揪斗多次，并在卫红水库挑土筑坝，日间挑土，晚上批斗，六旬老人哪能经受如此折磨，以致一病不起，家境一如我前所述，贫寒交加，又无钱医治，于1969年11月去世，终年64岁，死后连石灰都没有，草草安葬。我想要不是文革这场灾难，姨公已经被人民政府改造成奉公守法的公民，他们会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过着朴素的农家生活，度过他们平静的晚年。 HULING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写此文遥祭远去的姨公以及为民族复兴而奋斗逝去的先烈们，并告慰你们，你们为之抛撒热血的祖国日益强大，中国人民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民主与法制日益健全，文革悲剧将不再重演。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内容来自xiushui.Ｎet
江西省修水县科技局涂建勋稿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2005年7月30日联系电话： 本文来自修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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