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宦海波澜

　　人生苦乐相随，快乐时光总是相对短暂一些。到元祐四年夏，由于党争不息，苏轼被排挤离京再赴杭州任知州。在大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汴京，山谷度过了三年多与东坡过从甚密的岁月。这段难忘的岁月，无论是仕宦生涯，还是文学创作，都可称之为黄庭坚人生的巅峰时期。

　　苏轼以绝世才学傲视天下，由于位高权重又太过锋芒毕露，眼里掺不得沙子，难免在朝中树敌过多，正所谓石立于岸，水必击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台谏攻击不已，苏轼接连上札以疾乞郡，也就是主动要求外放地方官，否则，他担心会淹没在言官们唾沫汇成的汪洋大海之中。随着主将的黯然离去，苏门中人士陆续遭贬谪，以苏、黄为盟主的蜀党文学集团受到重创，再难复往日的无限风光。

　　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离去之后，黄庭坚内心极为失落，但表面上他还得强打起精神，更加勤勉地投入到所担负的史局馆职工作中去。修史的工作是个慢功细活，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一写就是二十五年，可谓是呕心沥血，直接把满头黑发写成了白发苍苍，爬格子这碗饭不好吃呀，古往今来是不变的硬道理！

　　在朝中黄庭坚虽非位居政要之臣，但他所担负的是为先帝编修《神宗实录》的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何况继陈师道、陈与义之后，又有潘大临、谢逸、洪刍、洪炎、徐俯、汪革等一批以江西籍为主的青年才俊聚集在他的身边，时常向他请教作诗为文的方法。于情于理来说，黄庭坚都应义无返顾地接过苏轼传下的接力棒，不仅要担当起被人称为“江西诗派”之盟主的重任，还要通过不断地奖掖青年后进、培养人才，为从神宗朝以来呈下滑之势的北宋文学的重新振兴而尽扛鼎之力。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黄庭坚摆出一付知足常乐的姿态，公暇之余，照样呼朋结党，纵情山水；照样弹琴弈棋，酒宴玩乐，甚至一反常态，不免到风花雪月场所纵情声色。其实，因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山谷常苦眩冒，故此几年之间作诗绝少，但我们仍可从有限的诗文中，体察到他内心的焦灼和苦痛。正所谓太深的痛苦，有时只有快乐才能表现出来；太多的忧伤，有时需要笑容来掩饰。

　　极少写诗，显然是非不能，是不为也。因为黄庭坚清楚地记得，苏轼离京之前，他陪其前往拜别老相爷文彦博的情景。文氏由于耳聋，交流不便，却一再叮嘱苏轼“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

　　黄庭坚与文老丞相早年在北京相处多年，深知文老略带忧郁的眼神，等同于朝中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文老对东坡的嘱咐，实则也是在间接提醒自己。其实不用已退休的文老提醒，他也已感觉到：随着旧党的分化，新党人士改头换面的再抬头，朝中的政治气候已极不正常，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从元祐四年算起，对于有不祥之感的黄庭坚来说，厄运是从亲人接二连三去世开始的。这一年的秋天，他突然接到兄长大临从家乡发来的噩耗，年纪最小的弟弟仲熊因病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母亲黄夫人及黄庭坚悲痛不已，遥望南天，母子俩除默默垂泪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接下来的元祐五年，黄庭坚尚未从小弟的过早辞世的悲伤中解脱出来，他的舅父李常、岳父孙觉又相继去世。这两位均曾是朝廷的三品大员，而且都对黄庭坚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如今两位至亲恩人的差不多同时离去，他无法接受、无法相信的一切已成为了现实。

　　在先后参与操办舅父、岳父丧事的过程中，每每想起年轻时淮南游学那一段岁月，他常常悲痛难忍，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他含泪分别写下了数篇悼念二老的诗篇和祭文。他在《祭舅氏李公择文》中深情地回忆道：“我少不天，大欲堙替；长我教我，实惟舅氏。四海之内，朋友比肩；甥舅相知，卒无间然。”

　　在京郊安葬舅父李常之后，黄庭坚即向朝廷请求延假，他先是北上汝州取回发妻孙兰溪的遗骨，又同孙家后人一道千里跋涉，扶送岳父孙觉的灵柩及妻子的遗骨回高邮故里下葬，兑现了当年对妻子许下的诺言。

　　眼看着亲人和友人的接二连三地去世，两鬓染霜的黄庭坚，身体也大不如前。对世人追逐不已的升官发财，他早已心灰意冷，对先辈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田的壮举，他是身不能至，心久向往之。为此，他在《与邢和叔书》中写道：

　　“至亲中失公择、莘老二德人，哀念不可忘。顷来意绪常愦愦，饥饱或不省识也。方今人物眇然，而朝廷屡失长者，可胜叹耶！今年来把事慵懒，惟思江湖深渺，可以藏拙养愚。”

　　——《别集》卷十三

　　接连参加亲人的丧葬之事，年近半百的黄庭坚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多次感慨说道：自己的人生至此已过了大半，用家乡分宁的土话说就是：被黄土掩埋了到了脖子根。在有生之年的后半程预先参观一下终点站，倒是可以大彻大悟人生，驱赶对死亡的恐惧和过一天算一天的麻木不仁。既然岁月不可逆转，就应格外珍惜时光，人生如梦，所谓名呀利呀，到头来都不过是虚空幻境。

　　转眼就到了元祐六年的岁尾年头。除旧布新之际，正是阿猫阿狗见面都会冒出一句“恭喜升官发财”的问候语的时节。话说回来，本来黄庭坚确实是有机会官升一级的，当真能兑现人们这句犹如市场上的白菜论堆贱卖、听得耳朵起茧的问候语的。因为他参与撰写的《神宗实录》终于大功告成，为嘉奖没日没夜爬格子人员的辛劳，朝廷依例下诏给有资格在跋记中列名的编写者每人官升一级。不跑不送照样加官晋爵，等于天上掉下了大馅饼，凡起床早的见者都有份。

　　那一天也许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吏部还真的“今年过节不收礼。”从不屑官场潜规则的黄庭坚，竟被拟定由从五品著作佐郎升任正五品起居舍人。好在遇事稳重、宠辱不惊的黄庭坚，没有听从朋友在当天请客要求，否则，就出大洋相了。因为有关他升迁的呈批公文，第二天即被中书舍人韩川驳回，理由也是赵挺之所谓“行为不端、素无士行”的陈词滥调。

　　不过，时任宰执的吕大防处事还算公正，坚持再报请一次。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最后太皇太后下懿旨定夺：“恐再缴，不如只依例改官，乃诏黄庭坚著作佐郎。”

　　眼见得馆阁同僚纷纷升迁新职，没有功劳有苦劳的黄庭坚，仍是原地不动，一时间是有些郁闷。他心情不爽的原因不在于升官与否，在意的是政敌抓住无伤大雅的小辫子而纠缠不休，实则是公报私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于冤家对头赵挺之的从中作梗，他早有心理准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弟，时任尚书右丞的苏辙，竟然也是阻其升迁的重要人物之一。据南宋学者朱胜非《闲居录》载：“又荐修起居注，而苏辙方秉政，以为庭坚无行，不可。”如果这一史料真实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一句当今的小品台词来发问：我就纳闷呀，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兄弟，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呐？

　　饱经官场险恶政治环境历练的黄庭坚，早已把升官之事看得比私家偷酿的劣质酒还要淡。政敌的无事生非，加上老朋友的背后一刀，他已承受不住，真的心生去意。

　　为此，他先是给朝廷上了一道《辞免转官状》。开篇即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平时不注意身体锻炼、养生和保健，以致人未老而身先衰，请求致仕归田云云。也许这种人云亦云的理由并不充分，他的辞呈未获准许。于是，他又上了一道《乞回授恩命状》，请求将升职的恩宠转授给自己七十二岁的老母，结果太皇太后也乐得做个顺手人情。黄老夫人李氏由寿康县太君敕封为安康郡太君，算是了却以孝行著称的黄庭坚一桩小小的心愿。

　　以官职的大小而论，在汴京的七个年头是黄庭坚官宦生涯的顶峰，他差一点就当上了正五品的起居舍人。这是一个无论是生前发名片、下投名状、写回忆录，还是死后发讣告、办追思会、撰墓志铭，都不能等闲视之，而且是应大书特书一笔的重要官职。

　　起居舍人官衔虽不算太高，但工作性质几乎与至高无上的皇帝寸步不离，甚至于比受恩宠的皇后、嫔妃还要亲近皇帝。其职责是将皇帝一言一行、起床睡觉和吃喝拉撒全部记录在案，就是皇帝到后宫临幸“打炮”也瞒不过他。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格外受人尊重是不言而喻的。

　　即便没有升成官，黄庭坚任著作佐郎的官职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诸如公款吃喝签个单、携带个把家属或情人乘公车（马车），或坐轿子的便利还是应有尽有的。按理来说，黄庭坚即便不算是春风得意，也应是知足常乐的。但自苏轼离京之后，他倍感孤寂，紧锁的眉头几乎就没有真正松弛过。

　　这些年来，无休止的党派、学派之争在他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希望朝臣以国事为重而消弭党争，但现实中的党同伐异不仅没有消停，反而呈愈游愈烈且不断扩张之势。为此，在汴京的最后一段时日，他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格由之前的外向张扬，变成现在的沉稳内敛，遇事谨小慎微，就象在做梦一样，即便清醒过来也不足与外人道，因为他知道人在梦中容易流露真性情。

　　如此一来，了却公事之余，他宁愿蜗在家中陪老母亲拉家常，逗儿子小德玩，也不愿意再到敏感场所、呼朋引类、抛头露面，以免被罗列罪名，遭人陷害。

　　面对京城滚滚红尘中人们熙来攘往，干谒请托，追逐名利，奔走于权贵之门，他能做到冷眼相看，无动于衷，或者以诗言志：“性不耐衣冠，入门疏造请。煮饼卧北窗，保此已侥幸。”（《次韵答晁无咎见赠》）；“郁郁冠盖宅，追奔易凋年。能从物外赏，真是区中贤。”（《次韵曾子开舍人游籍田载荷花归》）。由此时他为数不多的诗作中，可见他之心如止水、淡然处世的态度。

　　在政局即将要发生剧变的前夜，他预感到馆职修史将有可能深陷“文字狱”而不能自拔，觉得升不升官倒是无所谓，但“高风险”的史官决不能再做。在母亲大人因病不幸逝世（下一章叙述）后，他向朝廷上了一份辞免状，声称自己“志气凋零，须发半白”，身体和记性每况愈下，已不适合再做工作强度大、专业水平要求高的史官，并希望允许自己“管勾宫观，任便居住”，实则是申请领一份干薪退休了事。

　　大约是第一次辞免报告未获有关部门批准，丁忧守制期间，于心不甘的他，没有忘记又上了《第二辞免状》。再次诉说自己：“先患目疾，又得脚气，不便鞍马，往来田里，须杖自扶”，可谓是疾病缠身，不能胜任工作。为此，在扶母灵柩南下之前，他不顾服丧的忌讳，带上太医开的疾病状条，破例去了一趟宰相府，恳求当朝宰执吕大防看在老部下的份上，批准自己的提前致仕的请求。

　　当诚惶诚恐的黄庭坚，被没好气的门子引到宰相府客堂等候接见时，自称为私事从不求人的他，因为两手空空而来，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好不容易等到吕相爷在客堂主座上坐定，他赶忙近前施礼请安：

　　“老相爷在上，请受下官一拜。”

　　“这个谁呀，你看我这个记性。哦，对了，是黄鲁直，黄太史，免礼啦！”大腹便便的吕相爷装腔作势起来，比在朝堂上还摆谱。

　　“下官上呈的辞免报告，不知老相爷是否签批？今儿个冒昧来讨个口信，谢老相爷开恩哩！”黄庭坚干脆有话直说。

　　“对啦，黄太史，说起这个事，本官得说汝几句。我老头子尚未言退，汝正值盛年就称有病言退，亏汝说得出口。此事没门，汝亦不用再多说啦！”吕相爷说起正事倒是口若悬河，并把黄庭坚请太医开的的疾病证明扯得粉碎。

　　接着，打开了话闸的老相爷，语重心长地训诫部下一番后，又婆婆妈妈地抖起了陈年往事。从当年他如何高中甲榜进士，随即历任地方官，一直说到蒙皇上恩典，如何从言官、翰林学士做到当朝宰相。据说这位素有“恋乳癖”的“老革命”，就差没把他当年如何挑逗一位“波涛汹涌”的歌妓的破事给抖了出来。反正是哆哆嗦嗉一个多时辰，就没让黄庭坚插进一句话。

　　从宰相府“逃”回家，黄庭坚肠子都悔青了。千不该、万不该低三下四去求吕大防这个老官僚，不仅黄鼠狼没逮着，还惹了一身的骚。从此，他放弃了称病辞免以全身避祸的念头，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听天由命罢！

　　元祐八年九月，年迈的太后高氏崩，年轻的宋哲宗开始亲政。在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亲信大臣处置，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哲宗乳臭未干，手中又没有实权，上朝时除了必须的礼节上对皇上客气一番外，朝中大事都请示高太后定夺，实则是“太不拿‘村长’当干部。”

　　朝堂开会议事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垂帘的座位两相面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哲宗。无奈之下，少年宋哲宗采取的抗争方式，只能是隐忍沉默——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宋哲宗冷冷地回话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后来哲宗亲政谈及这些事情，说他当时上朝习惯看的是官员们的屁股，常有一种落在人后的感觉，即便是端在高高的龙椅上，也等于是聋子的耳朵当摆设。

　　高太后历经和侍侯过三朝皇帝，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可谓吃的油比哲宗喝的水还多。她早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少年天子的逆反心态。因此，一〇九三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垂危之际，不忘召集心腹大臣吕大防、范纯仁等人到卧榻前说道：“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多么老到绵密的处事方式，至死不渝；多么推心置腹的语言，真的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听了此一席临终遗言，能不信乎？

　　高太后垂帘听政时，哲宗事实上有位而无权，内心早已累积了太多的不满情绪。如今他亲主国政，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下，他急切要对高太后制定的国政方略进行重新梳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显示朕才是国家的主宰。此一时，在新、旧党争中翻云覆雨的杨畏，费尽心机揣度哲宗的意向，上疏称颂神宗变法的功德，要求哲宗接过富国强兵的大旗，“成绍述之道”，争当一代圣主明君。

　　从人称“杨三变”的杨畏所作所为来看，虽然被其挠中痒痒的哲宗一再夸他思谋远虑。实际上他是一位没有“思想”的思想者，因为他的全部人生哲学，犹如出卖色相的妓女收了钱后的简单明了：唯“上”是从。

　　在杨畏的建议下，哲宗利用考试进士策论的时机，将赞成“元祐变更”者列为下等，而将主张熙、丰之政者擢为上等，实际上是籍此向外界发出：新一轮政党轮替的强烈信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嗅觉灵敏的中书侍郎李清臣、尚书左丞邓伯温，赶忙联名上疏首倡“绍述”之说。三月，吕大防、苏辙（门下侍郎）相继罢相。四月，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意即绍述先圣（神宗）之政。

　　随着新党干将章惇重被起用为执政，新一轮的政治清算接踵而至。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被召回来了。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算的是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逐，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人士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当然，章惇的想法要尽快付诸实施，还得上朝奏请皇上恩准。

　　一天早朝，穿戴着整齐朝服的百官依次进了文德殿。众臣对着端坐在金銮龙椅上的年轻皇帝，整齐划一地顶礼膜拜和山唤万岁。不怒自威的皇上一声：“众爱卿平身”，百官即有次序地分列两侧朝班。显然，以新党人士为主的左边人员略多一些，右边则是精、气、神均有所欠缺旧党官员。

　　随着漏刻钟声响起，只见皇帝身后一位司礼太监走上殿前，一声不阴不阳但穿透力极强的“有事早奏，无事退朝”的吆喝，回荡在每一位朝官的耳际。或许人的生理器官原本是平衡的，强行阉割掉某个敏感而细微部件，也一定会在别的正常器官上附加不良反映。宋朝太监发出的绕梁不衰的高分贝噪音之“震慑作用”，一点都不亚于近千年后的东亚某邻国那位“让敌人心胆俱裂”的电视女主播。

　　“启秉陛下，前朝圣皇的变法施行以来，有效地化解了国家财费危机，提高了大宋的综合国力和民生水平，这是人所共见的。然而，元祐党人当政时，颠倒黑白，尽废新法。臣之前有疏上奏，务必请皇上下旨正本清源。”新任礼部侍郎杨畏第一个出班上奏。

　　“杨大人所言极是。吾皇欲绍述先帝新法，势必先行罢去祸国殃民的元祐党人，召还被陷害的熙、丰变法有功之臣啊！”尚书左丞邓伯温站出来与杨畏一唱一和。

　　“吾皇圣明，臣等以为当务之急，拟下诏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的赠谥及神道碑额，以求拨乱反正。”章惇、李清臣等趁热打铁。

　　见端坐在上的年轻皇帝似在微微点头，有那么一点嘉许杨、邓、章、李的意思。于是，左列的众大臣仿佛猎犬领悟到了主人暗示的指令似的，争先恐后地出班上奏，七嘴八舌地谴责声讨万恶的旧党。有的用尽夸张的词语赞扬新法，有的声泪俱下地缅怀王荆公，还有的咬牙切齿地怒批死去有年的司马光；甚至还有的借机公报私仇，信口雌黄地诬陷政敌。

　　一见如此阵势，右列的大臣均缄口不言，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免得惹火烧身。只有既非旧党、也非新党的监察御史常安民，忍不住出班奏曰：

　　“吾皇圣明，微臣以为，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

　　常御史的话一针见血，显然点到了多数心怀鬼胎的新党人士的痛处。好比是野营中饥饿难忍的众人刚点燃起篝火，还未来得及烧烤眼馋已久的食物，即被天空突然飘过的一阵大雨把希望之火给浇灭了。故常安民的话音一落，立刻召来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反击。金碧辉煌的朝堂人声鼎沸，众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口水仗打得乱哄哄的，与龙津桥南的州桥夜市没什么两样。直到龙座上已极不耐烦的哲宗一摆手，吵得不可开交的大臣们才心有不甘地渐次退归原位。

　　“诸位肃静，肃静！皇上有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监察御史常安民，混淆视听，图谋乱政，剥夺官身，永不叙用。钦此！”司礼太监的刺耳噪音再次响起。

　　自以为是的哲宗导演的这次朝堂会，本来一切按预想设计在进行，不料在接近完美的“收官”阶段，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给搅了局。血气方刚的哲宗皇上被激怒了，以梗直正派、处事公道成名的常御史自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据说坏了皇上好局而只受到免官处分的常御史，返乡前还特意到太庙给宋太祖的神像上了高香。他真得感谢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留下了一条“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遗训，否则，惹恼哲宗的常御史，即便能躲得过被杀头，吃牢饭是肯定免不了的。

　　“朝堂会”上演成“批斗会”，继驱逐“替罪羊”常安民之后的节目是：新党的吕惠卿、蔡卞、黄履、林希等一一光荣返朝，据说接风洗尘的酒宴连续摆了一个多月。与此同时，旧党的范纯仁、刘安世、范祖禹、刘挚，以及刚召回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不久的苏轼又被贬谪放逐。虽然他们也喝了一两回朋友的送行酒，但举杯消愁愁更愁，味道无疑是苦涩的。好在黄庭坚尚在丁忧期间，所以算是逃过了一劫。

　　新党重新主政的朝廷，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正直的朝士不断被贬，自然是小人得志。连蔡襄生前打死都不认的“山寨版”族弟蔡京，竟以翰林学士衔召回，从而为北宋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祸根或者说准备了掘墓人，此为后话。

　　最搞笑的是原为旧党的张商英、周秩之流，当初逢迎起执政的司马光、吕公著，亲热得就差没叫“亲爹”，现在反戈一击的狠劲，比新党的蔡京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断上奏疏，不仅要求剥夺司马光、吕公著的所有赠谥，还要求对死者“掘棺鞭尸”。只是良心发现的章惇和另一位新党执政人士，嫌这二人闹得太过，太缺乏涵养和水平，张、周两位无耻之徒的“阳谋”才未能得逞。

　　对于打着“绍圣”的金字招牌，实则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哲宗，若真的认为他是有着完成乃父未竞事业之能的有为之君，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宋哲宗赵煦在位十多年，除了喜好女色这一项在北宋九位皇帝中数一数二外，基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顶多算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性君主。

　　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人。哲宗好美色，下必投其所好。声名狼藉的新党人士章惇能飞黄腾达官 至宰辅，与其及时给皇上献上一个倾国倾城的“刘美人”是大有关系的。不知咋的，每当年轻的哲宗温存过喷血惹火的“刘贵妃”后，上朝看着有“星探”之功的章惇就觉得顺眼，也许是饮水思源吧！而他之所以极为厌恶旧党人士，就是因为太皇太后摄政时，旧党执政大臣一再干扰和谏阻了他精心策划的“十人组宫女轮换”、“访求民间乳妇”等选美计划，使他这位少年天子背上了一个“未纳后即亲女色”的不雅之名。

　　如今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皇帝乃上天之子，至高无上，一言九鼎，除了绝色美人偶尔可以破例之外，谁也不敢拂了朕意。亲政的哲宗之驾御臣下之哲学就是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在一波接一波的清算浪潮之中，淹没的不只是后来上了“元祐党人碑”的旧党人士，凡与旧党阵营沾点边的人均不能幸免。接着是所谓“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前修的《神宗实录》成为了众矢之的，参与和涉及此书的人士纷纷遭到贬斥，黄庭坚作为主要撰修者之一，自然是脱不了干系。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就任宰相后，即奉诏审查重修《实录》、《国史》，责成蔡卞、曾布、林希同修。他们一致指斥之前编修的《实录》不实和谤史，必须重新修订。据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载：“绍圣元年九月翰林学士蔡卞、林希言：先帝《日历》先后为孔武仲、黄庭坚、司马康、范祖禹等修纂，范、黄、司马等又皆系修先帝《实录》官，闻所书止与昨修先帝《实录》相为表里，用意增损，多失事实。”

　　继章、蔡、林的指责讨伐之后，御史中丞黄履、御史翟思、刘拯、左司谏张商英等，交相上疏指责编修《实录》“诬蔑先帝，为臣不忠”。在百口难辩也不容辩的情况下，凡参与《实录》的编修人员均受到了降职和贬斥的处罚，黄庭坚自然也难以幸免。

　　黄庭坚在绍圣元年有除知宣州之命，后又改知鄂州，均未到任就职。由于《神宗实录》受到宰执和台谏的严厉指责，朝廷下诏对所有编修人员进行隔离审查，刚刚服丧期满的黄庭坚，被责令到京郊不远的陈留接受审查拷问。据《山谷年谱》引《国史》记载：“绍圣元年六月丁亥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句亳州明道宫，于开封府界居住，报国史院取会文字。”

　　上述诏令，虽没有完全限制黄庭坚的言行自由，但实际上罢免了他所任的官职，仅仅是给他保留了一份养家糊口的词禄。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他已彻底绝意于官场，对未来不抱任何奢望。他与兄弟们相商，将家眷暂安置在往来便利的江城芜湖，打算等到事情了结后，再南下与家人在此安度余生。

　　这段时间黄庭坚盘桓于池州与江州之间，七月在江州湖口停船避风，在石钟山下巧遇挚友苏轼。

　　自京师一别，苏轼屡遭贬谪，颠沛流离于边远之地。这年四月苏轼谪知英州，六月改为惠州安置，携带幼子苏过南行。两位鬓发苍苍的老朋友，暮年相见非容易，索性同船同住三天，同枕共被；酒逢自己千杯少，醉卧船舱，共话这几年的离情别绪，也洞察了前程的险恶。

　　由于行色匆匆，此次相见，二位大诗人均未留下题咏，而且从此竟成永诀，再无机缘谋面。故后来山谷《题东坡像》云：“绍圣之元，吾见东坡与彭蠡之上”（《山谷别集》卷十）。其间，苏轼为庭坚作《黄鲁直铜雀砚铭》（见《苏轼文集》卷十九）。据黄《黄山谷年谱》言，苏轼“亲笔刻砚上”，且有款识“绍圣元年七月十三东坡居士书。”次年，苏轼《与黄鲁直书》有“承中途相见，尊候甚安”语，即指此事。

　　从家乡赶来相伴山谷的兄长黄元明，刚刚接到越州司理的任命，他没有去赴任，而是执意要陪着黄庭坚北上陈留。兄弟俩十一月到达目的地，被指令寓居于东寺净土院之深明阁，有点类似当今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的“两规”。

　　在京畿重地陈留，对黄庭坚等的审讯，由新任门下侍郎蔡卞为主审，御史刘拯、贾易为同审。讯问的方式是先斩后奏，即预先对《神宗实录》的数十卷文字，仿佛用筛子先筛过一遍，挖出编写的1000多个“失实”之处的词条，然后，审讯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让折磨得疲劳不堪的被审讯者招口供、画押认罪。

　　经过几次过堂之后，蔡卞等没有从黄庭坚身上得到想要的东西。上千个勘误词条都是些鸡零狗碎的材料，连主审官蔡卞也在黄庭坚的反问下，屡次不好应答，欲言又止，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蔡卞其人系著名的大奸臣蔡京之弟，曾以大宋特使的身份成功出使辽国，显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因学养深厚，被王安石亲招为女婿。除了一手好书法与乃兄相差不大外，为人比蔡京有着天壤之别。完全惘顾事实，不讲证据，无中生有的龌龊事，他还真的做不出来。

　　尽管《实录》系钦点的重案，面对上面的督办，蔡、刘、贾三位审讯官一合计，索性把原来勘误的1000多词条精简压缩到３２条，其中最致命的是一句：“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并商定以此为突破口，最后一次提审黄庭坚，以尽快了结此案。

　　“黄鲁直，以失实之言，毁谤先帝，汝可知罪？”蔡卞严厉问道。

　　“据事直书，向来为史官的本分，黄某不知何罪之有？”黄庭坚的回答仍然是不卑不亢。

　　“看来汝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吾有白纸黑字的铁证在此，汝想抵赖不成！”贾易拍桌发火道。

　　“既然三位大人有证据，那么，就请当堂出示，如果属实，黄某甘愿认罪。”黄庭坚一再要求出示证据。

　　只见后堂一书吏拿着一本《神宗实录》，上前递给坐在主审位的蔡卞。蔡大人接过书翻到做了记号的页面，自己看过后，又递给身旁的刘、贾。三人低声商议几句，由蔡卞接着讯问：

　　“黄鲁直，你在《实录》卷九所书的：‘铁龙爪有如儿戏’，难道不是在诬损先帝推行水利新法吗？”

　　“回大人，黄某早年为太和令时，曾对先帝新水利法择善而从，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是人所共知的。后某调任德州为知监，曾亲见当地水利施工将铁龙爪系在船尾，沉入河中，意在通过疏浚河道泥沙而加大排洪流量，进而减轻水患。由于铁龙爪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用这种工具治河的确是劳而无功，劳民伤财，真如儿戏耳。此事据实直书，绝无诬损先帝之意。”黄庭坚矢口否认强加的指控。

　　“好，好呀！既然汝一再否认，我等只好据实奏报朝廷，由圣上裁决吧！”蔡卞说完即宣布讯问暂告结束。

　　在陈留接受审查的过程中，黄庭坚始终不惊不惧，从容镇定，凡审讯官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无不壮之，叹其非一般儒生文士。就连主审官、书法大家蔡卞在初审时，看到黄庭坚笔走龙蛇写出的自供状，也难禁暗暗叹服其书法技艺的高超，并或多或少地给予了他一些关照。

　　审查结果进呈后，触怒了年轻气盛且薄情寡恩的哲宗皇帝，导致被审查史官全部受到贬谪处分。据《山谷年谱》引《国史》载：“国史院取会到编修官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上曰：‘文字已尽见，史官敢如此诞慢不恭！’”章惇等又从旁推波助澜，哲宗遂下谪命，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

　　面对命运逆转和仕途波澜，黄庭坚表现出一贯的镇定自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贬谪入蜀的诏命下达后，羁留在陈留的史官们都含悲哭泣，唯独他神态轻松，倒头便睡，不又会儿即鼾声大作。对此，其诗僧朋友惠洪的《石门文章禅》有载：“山谷初谪，人以死吊，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寄此一梦者。’”正是有了这一分随遇而安的旷达和处变不惊的镇静，年逾半百的黄庭坚才能直面厄运的挑战，勇敢地迈向贬谪之所——蜀中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