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客死贬所

　　宜州是黄庭坚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在总共不到一年半的谪居时间里，他都是在寄住的南楼简陋小屋度过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岁月。

　　也许是天意安排终难违，患难之中有福星，在他生命进入倒计时之际，有一位关键性人物出现了。此人的名字在本书第十二章曾亮过一下相，他就是传奇人物范寥（字信中），蜀中成都人氏。山谷在戎州时与他有过书信往来，两人曾几度打算在蜀中谋之一晤，均出于阴差阳错的原因而未能如愿。

　　说起范寥其人，他还真不似一般“嫩”字写在脸上的初出茅庐的青涩菜鸟。这位年轻的“老江湖”之所以千里迢迢到宜州来陪伴黄庭坚，除了对山谷盖世才学的由衷仰慕之外，还因为他十分同情山谷坎坷遭遇，他要为长期受奸佞迫害的山谷打抱不平。由于范寥一直是史家多存争议的人物，故在此有必要先对范寥其人其事作一个大致的交待。

　　据费衮《梁谿漫志》卷十所载：范寥为人负才任侠，豪放不羁。他本是蜀中富家子弟，年少时不幸父母双亡，从叔父处分得一笔不菲的家财，因接济朋友和施舍穷人，仅一个月就把钱财花光了，故早年以“败家子”之名见称乡里。长成后，读书不怎么用功的他曾参加乡试，竟然以成都第二名举人获荐送，赴京师进士试不第，颇为自负的范寥从此淡了功名之心。落泊中不堪一妓院老鸨的勒索，愤而失手杀人。为逃脱人命官司，遂隐姓埋名，潦倒浪迹江湖间。后投奔时任越州知州的翟思，求为书吏。翟公见其书法精妙，赞其笔墨有本朝大书家黄庭坚之风韵。

　　范寥此时虽不曾见过山谷尊颜，却大言不惭地以山谷弟子自居。翟思之子翟公巽谙熟江湖路数，见机对乃父说道：我看此人眼眸贼亮，决非泛泛之辈，不妨打探一下他的底细。一问之下，范寥具实以告，再问他研习何经，他答以治《易》、《书》二经。算是经学行家的翟思出五道难题考问，他稍加思索即一挥而就，可谓是笔走龙蛇，文理高妙。翟氏父子惊为天人，留侍左右，并对其恭敬礼遇有加。

　　几年之后，翟思任满告老回家乡丹阳，临行时将范寥安置在州学中，并为其储一笔钱放在州学教授处，嘱咐教授分期付钱给他，以免其一天就把钱花得精光光。致仕不久，翟公即收到教授来信说：自从范寥来到州学，搅得州学内鸡飞狗跳，秩序混乱，鄙人不堪其忧，只好违诺把钱一次性全部给了他。范寥拿了钱已不辞而别，不知上哪儿去了。爱才的翟公不禁摇头叹息。

　　没过多久，翟公在乡仙逝。灵堂里突然闯进一不速之客，掩面大哭，痛不欲生。翟家人大吃一惊，公巽想此人必是范寥无疑，出来一看，果然是他。见其如丧孝妣哀痛之状，全家人很是感动，并挽留他住下，当一尊神好吃好喝地供着养着。不料没几天的一个早晨，翟家人发现家中不少的金银器皿竟不翼而飞，范寥也不知去向。按费衮的说法是：“遂径往广西见山谷，相从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翟氏金银器皿尽货之，为山谷办后事。”

　　从以上个人简历来看，范寥乃浪迹江湖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辈。他平时不怎么读书，好比人家都揣着太学毕业证在找工作了，他还在啃“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蒙学读物，但令人不解的是，他经史子籍无所不通，还考过成都乡试第二名。范寥赤条条一身无牵挂，常常是来无踪去无影，敢作敢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向，确有点江湖侠客的做派。

　　费衮的这段情节奇异的记述，有点象小说家言，真实性如何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根据山谷《家乘》对范寥的描述，可确知范氏才学上乘且有侠士风范。

　　山谷去世后，范寥为其《宜州家乘》写了一篇序言：“崇宁甲申秋，余客建康，闻山谷先生谪居岭表，恨不识之。遂泝大江，历湓浦，舍舟于洞庭，取道荆、湘，以趋八桂，至乙酉三月十四日始达宜州，寓舍崇宁寺。翌日，谒先生于僦舍，望之真谪仙人也。于是忘其道路之劳，亦不知瘴疠之可畏耳。自此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于南楼，围棋诵书，对榻夜语，举酒浩歌，跬步不相舍。”

　　一般来说，谪居僻地的异客最难熬之事，非生活之艰苦，亦非生存环境之恶劣，而恰恰是举目无亲、形单影只的孤独和寂寞。伯氏元明离去后，范寥又接踵而至，对即将步入人生终点站的山谷来说，可谓不幸中的大幸。因为行侠仗义的范寥的到来和相伴，的确给黄庭坚的最后岁月增添了不少难得的乐趣。

　　范寥的不约而至，黄庭坚自然大喜过望，就象是崎岖山道上的无助的攀登者，正在气力不济的迷茫之际，突然遇上了仙人指路。山谷与范寥异地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两人意气相投，性格契合，很快就结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这一老一少天天形影不离，在一起吟诗作对，弹琴下棋；在一起参禅礼佛，研讨学问。二人时常结伴游山玩水，吃则同坐，睡则同卧，俨然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亲父子。

　　对于黄、范的友情，宜州民众编成歌谣道：“黄不离范，范不离黄，一老一少是父子。”崇宁四年六月的一天，二人冒雨出游宜州城郊的崇宁寺，范寥即兴赋诗二首。归来之后，黄庭坚接着路途上的构思，挥笔写下《和范信中寓居崇宁遇雨二首》：

　　（一）

　　范侯来寻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脱兔。衣囊夜雨寄禅家，行潦升阶漂两屦。遣闷闷不离眼前，避愁愁已知人处。庆公忧民苗未立，旻公忧木水推去。两禅有意开寿域，岁晚筑室当百堵。他时无屋可藏身，且作五里公超雾。

　　（二）

　　当年游侠成都路，黄犬苍鹰伐狐兔。二十始肯为儒生，行寻丈人奉巾屦。千江渺然万山阻，抱衣一囊遍处处。或持剑挂宰上回，亦有酒罢壶中去。昨来禅榻寄曲肱，上雨傍风破环堵。何时鲲化北溟波，好在豹隐南山雾。

　　在这两首和作的诗中，山谷顺着范寥诗作有关个人经历的描述，叙写了范信中年轻时飞鹰走狗、漂泊江湖而后又折节读书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不避路遥跋涉奔赴岭南的义举。山谷这两首诗的有关内容，可应证费衮在《梁谿漫志》中所述范寥传奇经历并非完全虚构。虽然范寥的原诗已无从查考，但他传奇式的侠客经历基本上是实有其事，可以与黄庭坚的《宜州家乘》的相关记载和范寥的自述及序文相互印证。

　　黄庭坚的《宜州家乘》，以及范寥后来为之补写的序言，详细记述了山谷在宜州贬谪客居的点点滴滴，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山谷晚年生活的珍贵史料，也是我们认可范寥序中有关个人传奇经历的重要依据。

　　从《家乘》的记述来看，自范寥来到他的身边，山谷的心情明显好转，在宜州的交游活动也明显增加了。这肯定与范信中的善于交际、社交活动能力强有很大关系。比如当年的五月十五日，知名文士欧阳佃夫从柳州来到宜州，就是由于范信中的介绍，山谷与素昧平生的欧阳氏成为了好朋友。范寥有意识地引见一些新老朋友来宜州与山谷交游，使他的生活圈子顿时活跃起来了。又如第二天，经范寥的鼓动策划，李元朴置酒郭全甫之东轩，举行所谓消夏夜诗歌笔会。包括山谷、欧阳佃夫等在内的出席宴会的名流共22人，如此人多势众的文化人士雅集，在边远山区的宜州是不多见的，说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也不为过。

　　在山谷《游龙水城南帖》中，记述了六月中旬的一次出游，正好弥补他日记中六月活动之缺失。六月十六日，邵彦明与其弟彦升又在龙水城南的龙隐洞设酒宴，这是邵氏兄弟第三次做东举办此类以文会友的聚会。黄庭坚与范寥、欧阳佃夫骑着借来的马一起赴宴。三人一路有说有笑，尚未到达龙隐洞与东道主会合，即遇上天空雷声大作，大家都以为要下暴雨了，下马到路亭中小歇，没想到一会儿又是晴空万里。

　　抵达龙隐洞后，一行人点着火炬钻进山洞。洞内石壁潮湿，道路曲折险绝，大伙三人一组相互扶持，忽上忽下，终于从南面走出了洞口，然后一行人又回到东面的洞口场地上透透气和就地休息。欧阳佃夫抚琴，范寥向欧阳佃夫学习琴艺；黄庭坚与邵彦明弈棋，两人一边下棋较胜负，一边即兴吟咏诗句抒发雅兴。

　　遇事习于探个究竟的黄庭坚，对洞口跟前的一排不知名的乔木发生了兴趣。这种乔木长象栟榈，但结的果实极象橄榄。几个当地随从都说这叫木威，但书中并没有这种植物的学名记载。大伙进了龙隐洞后的一小山村，黄庭坚通过问老乡了解到，当地风俗多取这种植物的果实作为烹制猪肉的珍贵佐料。不一会儿，就有村民送给黄庭坚一些木威让他尝尝，但他显然受不了这种果实酸涩的味道。欧阳佃夫告诉他说，这种果实广南东路人称为乌榄，云贵一带则称为波斯橄榄，而它的叶子，两广一带的人都拿来做雨衣，柔韧密致，比青苾更好。

　　阔别家乡，远离亲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山谷，落泊时能生活在这浓浓的友情氛围中，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时有朋友相聚能排遣孤独的痛苦，饮酒放纵能冲淡内心的愁云。

　　崇宁四年重阳节，范寥以黄庭坚的名义在南楼寓所举行宴会，答谢宜州各方人士对山谷的关照和优待。酒过三巡，山谷即兴作《南乡子》词一首：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依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楼头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这首词是山谷在宜州所创作的最后一首诗词作品，也可以说是其生平的绝唱。词作上阕忆惜历史风云人物，在转瞬即逝的时光中，不过如过眼云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下阕拟花为人，似乎是作者在自嘲，偌大的一把年纪还要簪花自娱自乐，却又不能解忧愁，因为人生苦短，预感到自己快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可谓万事皆休。令人有些不解的是，山谷似乎未卜先知，在从容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崇宁四年初秋，一度被打入深渊的元祐党人的政治命运似又出现了转机。在朝中正直言官的一再呼吁下，朝廷五月解除党人兄弟父子之禁，九月诏党人贬谪者量移内徙。山谷免罪而被召回似乎大有希望。

　　倘若不做皇帝应可成为绝代艺术大师的宋徽宗，为了粉饰危机四伏的天下之太平，玩起了把艺术的想象力嫁接到政治领域的把戏。他下令又是铸造九鼎，又是制大晟乐，还下诏大赦天下。前后贬谪差不多十载的黄庭坚，也在被赦之列，由偏远的宜州移至其家眷所在的永州。

　　在交通闭塞、信息传递落后的宋代，朝廷的诏令从汴京传送到宜州尚需时日。可惜山谷未接到量移的诏令，即在宜州因病与世长辞了。其忌日为：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一代文坛巨星就此陨落。按照中国传统的虚跨一岁的算法，享年应为六十一岁。

　　在民间俗称“秋老虎”仍在发威的时日，有宋一代最耀眼的文曲星就此陨落，脚上似乎带着潇潇秋雨送来的一点清凉，黄庭坚就此结束了在人世的艰难跋涉。

　　综合分析各种史料可看出，黄庭坚在逝世前，缠绵病榻时间不长，身体也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征兆。崇宁四年九月九日重阳节他还登楼饮酒赋诗，此时距他的死不过短短的二十二天。如果说北宋时期绝无当今能致人命的“假酒”的话，那么，按照现代的医学诊断分析，山谷之死显然是猝死，疑似心脏病例，喝酒也许只是引发潜伏病症的诱因之一。

　　关于山谷之死，时人及之后的南宋文人均有过不少的记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较靠谱的还是陆放翁在《老学庵笔记》卷三的一则记载：“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陆游是南宋的大文豪，在中兴“四大诗人”中排名居首。他没有必要如惠洪、徐俯之流假山谷之名而自提身价，故他的上述记载可信度当无问题。据此可以推断，山谷之死因淋雨而感冒，又因感冒而引发心脏病并随即去世。

　　从《家乘》有关疾病的记述中，还可看到山谷一些平日未察觉的深层的病因。如二月二十九日：“累日苦。合定志小丸成。”三月十日：“作气顺丸成。”所谓“心悸”实则是心脏病的前兆，现代医学称为“心律不齐”。

　　黄庭坚粗通民间医术，故以上所述的自制的两种药丸均是针对心痛症状的，对延缓已出现的病情可能会有一点疗效，但绝无药到病除的神通。其实，在此之前他已隐现出心脏病症状。如在戎州给友人信中曾说到：“所苦心痛不作（《答戎帅王补之》）”、“比时苦心痛”（《答李长倩》）等等。此种迹象表明，山谷之死源于现代疾病杀手之一的心脏病。

　　两宋承唐人养生之习，为追求长生不老和延年益寿，士大夫均有服食丹药的传统，粗通民间医术的黄庭坚也不例外。如他在崇宁四年作有《乞钟乳于曾公衮》一诗：“寄语曾公子，金丹及时熟？愿持钟乳粉，实此磬悬腹。遥怜蟹眼汤，已化鹅管玉。刀圭勿妄传，此物非碌碌。”以此看来曾公衮精于道家炼丹之术，山谷作此诗即为求得其所炼钟乳。通常钟乳石先要放在水中泡煮，称之为“蟹眼汤”，然后捣成粉末，再筛过细研制成药丸之后，用酒冲服，据说可收“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功效。

　　山谷还在与善炼丹术的道友通信中，多次提到过服用金石丹药，认为坚持服食丹药可打通血脉气息和抵御疾病侵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他对丹药依赖较深，很可能已出现轻度中毒症状。如山谷在《与曾公卷》的信中最后提到“如何岭南秋暑殊未解”，这与陆游所说“秋暑方炽”，正好两相对应，其时当是在八九月间。通常服食丹药后，体内会产生燥热，自然而然会因贪图凉爽而伸脚到屋外淋雨，此为体灼内热之人的本能反映，由此可以推度断定，陆游的记述应当是所言不虚的。

　　根据范寥为《家乘》作的序中所说，黄庭坚在弥留之际，无任何亲人在面前，只有他是唯一给山谷送终之人。范序道：“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无一人在侧，独余为经理其事，及盖棺于南楼之上，方悲恸不能已。”

　　照理来说，范寥的上述说法也是较为可信的。因为古道热肠的范氏不辞千里来陪伴落泊的山谷，应是别无所图，完全是出于对黄庭坚才学的仰慕，甚至还有点同情山谷晚年不幸遭遇的意思，故绝不会有傍“大腕”以分一杯羹或追“明星”博名之功利目的。

　　由于山谷突然客死偏远之地，临终时范寥是唯一在场的见证者，并在为山谷办理完身后事之后，随即漂泊江湖，之后有一段时间渺无踪迹。到了南宋之后，由于皇帝的推崇，“山谷热”持续不衰，范寥又似不早不晚地从地底下冒了出来，故引出了人们的种种猜疑，也就不足为怪了。

　　鉴于史料记载的混杂，有关山谷之死及身后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时过境迁，更是令后人难以分辨。以下仅举出几则事例：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蒋彦回传》中涉及到了山谷之死的话题，蒋彦回即上一章写到过的永州零陵人蒋湋，与山谷萍水相逢即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杨万里在传记中提到：“明年（崇宁四年）九月，山谷病革，彦回问之往见焉。至则山谷大喜，握手曰：‘吾身后事非彦回则谁付？’乃尽出所著书示曰：‘惟公所欲取之。’彦回竟不私片纸。山谷既卒，彦回买棺以敛，而以钱二十万具舟送之，归双井云云。”

　　自从杨万里的蒋湋为山谷办后事说一出，即引起了人们对范寥《家乘》序说的质疑。认为杨万里作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大诗人，距山谷所处时代并不久远，于情于理都不可能无中生有，杜撰出如此一说。况且零陵与宜州路程不算太远，以蒋湋的为朋友可两肋插刀的个性，他完全可能会做出此等义举。然而，细究起来，范寥以上之说又似无可置疑。看来这桩悬案只能列入“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老智慧话题，任由人评判吧！

　　正是受杨万里之说的影响，山谷的分宁老乡、明代学者周季凤的《山谷先生别传》载：“初谪宜州，与零陵蒋相友善，士大夫畏祸不敢往返，独日陪杖履，疾革，往视之。大喜，握手曰：‘身后事与君矣。’及卒，为棺送归葬双井祖茔之西。”

　　还有南宋黄子耕《豫章先生传》则称：“大观三年十一月归葬双井祖茔之西。”清缉香堂本《山谷全集》所附《年谱》最后载：“大观三年己丑春二月，苏伯固、蒋伟护其丧归葬于双井祖茔之西。”

　　上述宋、明、清三代有关山谷之死的记述，显然都是采信了杨万里的《蒋彦回传》中的说法，均与范寥的《家乘》序相牴牾。此外，在说到与苏伯固一同护送山谷灵柩回分宁的同行之人时，三篇记述中分别出现了蒋彦回、蒋相、蒋伟、蒋值多个名字，杨万里所说的“彦回”正是零陵蒋湋的字号，由此可推断所谓蒋相、蒋伟、蒋值者当为蒋湋之误。

　　山谷在宜州留下的《乙酉家乘》，是历代学者研究晚年黄庭坚弥足珍贵的史料，在此有必要叙说当时《家乘》失而复得的大致经过。根据范寥序所说：“凡宾客来，新旧书信，晦月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亲笔以记其事，名之曰《乙酉家乘》，而其字画特妙，尝谓余：‘他日北归，当以此奉遗。’

　　黄庭坚逝世之际，所谓《家乘》者，仓卒为人持去，至今思之，犹以为恨也。绍兴癸丑岁，有故人忽录以见寄，不谓此书尚尔无恙耶。读之恍然几如隔世，因镂板以传好事者，亦可以见先生虽迁谪，处忧患，而未尝戚戚也，视韩退之、柳子厚有间矣。东坡云：‘御风骑气，与造物者游。’信不虚语哉！”

　　按照上述范寥《家乘》序的说法，原本的《乙酉家乘》在山谷去世时已被人趁乱窃走。一直到南宋高宗绍兴三年才有抄录本重现于世。但罗大经《鹤林玉露》的说法与范寥之说又有所不同：“谪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从之游，为经纪后事，收拾遗文，独所谓《家乘》者仓忙间为人窃去，寻访了不可得。后百馀年，史卫王（史弥远）当国，乃有得之献者。卫王甚珍之，后黄伯庸帅蜀，以其为双井之族，乃以赆其行。”此外，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亦云：“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其间数言信中者，盖范寥也。高宗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案。”陆放翁所记与范寥所记大致相近，只是范氏重新看到的是抄录本，而陆游所说的宋高宗爱不释手的则应是真本。按此一说，《家乘》从失传于世到重新浮出水面，这一段时间约有三十年，非罗氏《鹤林玉露》中所说的上百年。

　　对于上述种种疑点，从南宋时起就有不少学者试图作出考证分辩，而且大都是围绕范寥的传奇身世和《家乘》失而复得之谜两则事例来展开的。无论是王明清的《挥麈后録》、曾敏行的《独醒杂志》，还是地方志类的《京口耆旧传》卷五《范寥传》、《广西通志》卷八十六《迁客》，说到范寥的经历除年代和辈分上稍有差别外，都提到了其侠士似的传奇人生和抵宜州从游山谷之义举，这一点正好证实了费衮《梁谿漫志》中有关范寥的传奇经历并非空穴来风。

　　疑点最关键之处是《家乘》的失而复得。一些学者认为有过“盗窃”前科的范寥，肯定懂得黄庭坚书法的极高价值和升值潜力，其所作所为实有监守自盗的重大嫌疑。清人鲍廷博在将《家乘》收入《知不足斋丛书》时，在跋语中就说：“是罗（大经）所谓唐生者，即范（寥）之讹，而《漫志》（梁谿）为得其实也。”以治学严谨称名的鲍氏认为罗大经错将范寥为“唐生”，尤其是“后百馀年”的说法，乃是他“未见版本”的缘故。

　　另一清人叶廷琯在《吹网录》中《山谷<宜州家乘>非原本》条目推测所谓“唐生”，疑即《家乘》中提到的“唐次公”，而“二月以后不复见其名”。叶氏认为传世的《家乘》很可能经过范寥的篡改，如“自其（范寥）三月到宜之后，略不齿及唐、蒋二人名，其中不能无疑。盖寥本倾险之士，细味其序文前后诸语，及以窃逃翟氏银器事揣之，《家乘》之失，当即寥所藏匿，而托言他人持去，其藏匿者正为作计削去唐、蒋之名，独攘其美。故事阅三十年，又托言友人录寄而刊板。曰‘录寄’，明非原本，此以避时人索阅山谷手书，且可意为粉饰，争名之心，至此可为极巧，而亦极苦矣。”叶氏还认为后来归黄伯庸之《家乘》为未经删改的“原本”，“果然一睹，则范、唐、蒋三人之事，不难晓然明白。”然而，叶廷琯此说只顶多算是情景还原推理，或者说是臆测，因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没有明确说史弥远所得即是佚本的“原本”。看来《家乘》的真伪存佚与山谷的丧葬后事一样，也成了一道难以决疑的千古公案了。

　　一代文豪黄庭坚客死宜州贬所之事，对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来说，不过如一滴雨点洒落在江河悄无声息，激溅不起一圈涟漪。黄庭坚是被放逐之臣、待罪之身，尽管昏庸的宋徽宗从艺术内行的角度赞赏过山谷的书法：“黄书如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斜高下，无不如意”，但在蔡京、童贯之流的把持下，当时黄庭坚的诗文及书法作品，均在查禁销毁之列。

　　历史上王朝兴亡交替的经验反复证明：奸佞小人得势，犹如自寻掘墓人；贤良忠臣被逐，恰似自毁长城。这往往是与末世王朝相伴而生的一出活报剧，既有曲折起伏的情节，也有入情入理的结局。不是吗？距山谷之死仅短短的二十二年，曾经盛极一时的北宋王朝，就在强大金人的铁蹄践踏下而走向了覆灭。

　　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安排，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代诗派宗师黄庭坚出生于江西分宁，逝世于广西宜州。据《宜山县志》记载，当初黄鲁直刚羁管宜州时，即就有术士曰：“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一年多后，这个拆字先生的测算竟得到了应验。

　　山谷先生辞世和归葬故里后，许多宜州民众尤其是读书人仰慕怀念他，在他病故之地小南楼上造亭建祠，亭内供奉他的木刻像。一一七七年，宜州太守韩璧上任伊始，即慕名前来视察小南楼，凭吊山谷先生。他认为小南楼太狭隘，不宜祭祀，遂主持在城外另建了山谷祠。

　　一二〇八年，黄庭坚的豫章同乡张自明任宜州教授摄州事，又在黄庭坚到宜州时最初居住过的黎氏居址上建龙溪书院。书院辟有龙溪书堂、藏有山谷旧像的藏书阁和衣冠墓。每年的春秋时节，书院都祭祀山谷先生，以山谷先生为榜样勉励后学之士。龙溪书院历经元明清三朝及民国，始终办学不辍，为宜州培养了人才，承续了文脉，这就是黄庭坚在宜州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化的价值所在。

　　山谷祠、黄庭坚衣冠墓、黄庭坚画像石刻、山谷路，这几个关键词，没有一个不与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在宜州的日子息息相关。非常可惜的是，到一九七八年五月，因为当地一家工厂扩建职工宿舍，将具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山谷祠拆除，致使不可复制的大量文物被损毁。一九八六年，宜州市在会仙山南麓重建山谷祠和衣冠墓。二〇〇五年，鉴于该祠年久失修，宜州市又在会仙山南麓今址重建了山谷祠。

　　尽管往事越千年，然而山谷晚年在这里走过的一段精彩艺术人生，仍然在感动着无数的宜州人；山谷祠中袅袅升腾的轻烟、不绝的祭祀香火，表明人们不会忘记他，永远纪念他，表明一代大文豪黄庭坚的英名，永远铭刻在宜州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