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上很多文化大师，我们很容易在脑海里形成对他们的某种特定印象，那是他们的个性、气质、成就、勋业以及对时代对后世辐射出的巨大影响力，让我们触摸和感知到他们的核心价值所在。但是，对于黄庭坚，要“一言以蔽之”地对他进行评判，却有些难度。在宋朝那个大师林立的时代，我们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辛弃疾、朱熹……这些文化泰斗、诗坛巨匠，都会有某种发自内心的敬仰，而这种敬仰是建立在对他们卓著的文化贡献的定评上的。然而对黄庭坚呢？说实话，还得好好捋一捋。

　　不错，黄庭坚在中国诗坛上，有开宗立派的业绩，但是“江西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固有其名，却并没有独领风骚的地位，比起宋词中的婉约派和豪放派，自无法比肩而论，甚至相较次一等的古代文学流派花间派、桐城派，其影响也略逊之。江西诗派的影响相对局限，实在跟这一流派的诗作成就有限不无关系。作为江西诗派的旗帜性人物，黄庭坚最为自重的一首诗：《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他的诗歌理论和主张——“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但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它固然展示了黄庭坚翻新古意，避免俗滥，刻意出奇，力求高胜的志趣，有扫荡“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的作用，但其间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反而导致了艰涩生拙，佶屈聱牙，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黄庭坚的才华是不容否定的。这位生长在修水山中一个叫双井的地方的孩子，自幼便有神童之称。他的家族是古人所谓“诗书传家”的典范，祖父一辈中有十人中进士，父亲能诗，以学杜为宗，母亲家族也出了知名一时的学者。至今，修水还流传不少少年黄庭坚聪慧颖达、天资丰赡的故事。据说，他5岁时，曾花十天时间，把一部《春秋》背熟；7岁时已能写诗，儿时写有一首描绘乡间牧童的诗，至今脍炙人口：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其中后两句，常为那些看透红尘的人所引用。

　　十几岁的黄庭坚，已经成为江州这块人文渊薮之地颇负声誉的诗人了。

　　22岁那年，黄庭坚登进士第，这个年纪皇榜高中，算得上青年才俊。他先后几次出入京城，做过京官和地方官。但显然，他的志向不在做官，而在实践生平所学。他所学的，正是古代知识分子一向推崇的修齐治平的事业，所谓“求学问道”是也！

　　多数古代士子，不过是把儒学当做一块敲门砖，真正将它当做“性命之学”来指导人生的少之又少；只有少数社会精英，能肩天下大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语）者，愿意实践圣贤的教诲。我们的乡贤黄庭坚，正是这样一位人士。

　　黄庭坚所处的时代，恰是王朝统治者重视文治，相对看重文人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使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事业和文人群体，成为历史天幕上的一座高峰。黄庭坚有志于学，目标远大，性格坚毅，加上天资颖慧，自然获得了和那个时代的大师巨匠庶几可以相较高下的成就与地位——但我这里用了“庶几”这个词，便是含有一种遗憾的意思。与前面提到的泰斗巨匠相比，黄庭坚终究有着某种不易言说的差距。如同是江西老表的欧阳修，就享有“一代文宗”的美誉；王安石被人称为“拗相公”，他的诗词文章，也是领一时风骚。还有“先忧后乐”的范仲淹、史学巨子司马光、理学开创者朱熹，都不是等闲人物。至于年纪略长于黄庭坚的苏轼，更是被公认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黄庭坚的才华也是出众的，但他处于大师林立的时代，既是他个人的幸运，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其“不幸”——他无法从一座座巍峨山峰的阴影下超拔出来，独自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诗其实是写得好的，但在苏轼面前，只能屈居其后，号称“苏黄”；他的词也不错，却逊于秦观，世称“秦黄”；他的书法倒是别有气象，自成一家，因东坡先生更受当世认可，宋代四大书家，他又只能列苏东坡之后（苏黄米蔡）。而从政的经历，比起北宋最具影响力的那些文人，他也算不上显耀，他的官最大只做到起居舍人，始终未能进入高级干部行列——不能担当朝廷重臣，便无法施展个人才具和政治抱负，那些个“修齐治平”的理想，基本便只能停留在愿景之中。

　　大师肩下的黄庭坚，却并没有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遗憾而松懈自己的政治和艺术追求，放弃自己的生命理想，他性格中的坚忍、坚毅和坚强一直贯穿他整个人生！

　　对艺术的追求，他的执著时人共睹。“文章最忌随人后”，凭着这样一种态度，他很是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精神。他在谈文学创作的一封信《答洪驹父书》中如此表白：“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如此境界，真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凡俗之士，固不敢仰而踵之！书法方面，他自命“余学草书三十年”，未稍懈怠，甚至在晚年穷窘，生计无着的情况下，买不起好的毛笔，只能用低劣的鸡毛笔作书，依然逐贴逐字地研习前代名家墨迹，化为自己的笔意墨韵，虽说自谦“然予手拙，终不近业”，毕竟开创出中国草书的一块新境。

　　在给外甥洪驹父的信中，黄庭坚如是说“文章最为儒者末事”，此语道出了古代士大夫真实的内心情结，他们的人生终极目的不在成为艺术家、文学家，而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诗句），这即是所谓“铁肩道义”的内涵。终其一生，黄庭坚最为关注的目标，是修齐治平，是天下苍生。他的诗歌和言论，他的行为和努力，都围绕着这一核心价值而发生。比如，他看出王安石的改革由于执行偏差和党争纠葛，演变出一系列弊端，便写下系列组诗，为遭受恶政苦痛的百姓鼓与呼；而当旧党执政，出于私见，不管良莠，尽废新法，他倡言主张参酌新旧，择善而从，为此得罪新旧权贵，两头没落着好处。他的不识时务，不是不懂机变，而是始终不忘记自己入仕的宗旨，不忘记儒家“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信念，坚决不肯察辨风向，隐埋志向，投靠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