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6年的春天。

　　为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崔永元策划了大型纪实性活动——《我的长征》。

　　参与者沿着红军的足迹，爬雪山、过草地，徒步重走长征路。

　　版友夏桂林从5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江苏唯一一名参加该活动的选手。

　　2006年5月1日，他和同伴从福建长汀出发，历时250天，徒步走过9个省，行程6100公里，于2007年1月5日抵达甘肃会宁，徒步走完了红军长征全程。

　　对于夏桂林来说，那次活动是一次心灵的旅行，而与崔永元在夹金山的合影也成了那次活动的美好记忆。

　　入选后踏上长征路

　　夏桂林一直都有红军情结。“我出生在秋收起义的诞生地——江西修水县。小学时，每到清明，我和同学们都要去给烈士扫墓。自那时起，红军的故事就深深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长大后，我去了部队，转业后，做过不少工作，却对红军长征这段历史一直都有浓厚的兴趣。”

　　崔永元的“征兵令”让夏桂林热血沸腾，他觉得这是次难得的机会。“我在报名表上写满了两页纸。随后，我被通知到北京面试。为了证明自己仍体魄强健，我当着崔永元等5个考官的面来了个侧空翻。在闯过体能考核、心理测试等多道关卡后，我以优秀的综合素质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带着虔诚之心，夏桂林上路了。“各项活动安排得比较周到、细致，参观战斗遗址、长征纪念馆，走访慰问健在老红军，祭拜红军墓，与红军长征有关的内容都没有错过。一路上，我和同伴们用摄像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博客记录着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夏桂林很细心，他走时从图书馆借了一本《红军长征史研究》，每天会比对，当年红军这一天在哪里，做了什么，自己在干什么。8个月下来，他写了厚厚的9本日记，拍下1万多张照片，收集的文史资料足有50公斤重。

　　记不清多少次落泪

　　作为一个50岁的男人，老夏很少哭，但在长征途中，他记不清自己多少次落泪了。

　　在湘江战役旧址，老夏为当年的惨烈落泪了。湘江远不是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汹涌澎湃，望着平静的湘江，他始终不敢相信那么多红军战士会死在这里。

　　途经贵州省台江县时，老夏被那几十座红军墓所震撼。待队员撤回后，他又重返陵园，坐在坟前，大哭起来。“70年了，他们一直静静地躺在这异土他乡，他们的亲人多年后还在期盼着他们回家……”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的红军墙上，刻有3000多名红军烈士的名字。老夏用手触摸着这些镌刻在青石上的名字，仿佛在抚摸着他们刚毅的脸庞。让老夏感动的还有沿途的老百姓。尤其是老区群众对长征队员就像当年对待红军一样。在长征出发地于都“红军长征第一渡”渡口，老百姓像当年送红军一样，吹起唢呐《十送红军》；在四渡赤水夜行军时，一位叫杜守春的卡车司机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跟在队伍后面，打开车灯，为队员照亮前方道路……

　　回到南京须发皆白

　　虽然有大家的鼓励，但老夏他们的长征路还是异常艰辛。“不停地走，不能坐车，不能掉队。”老夏和队员们每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爬陡坡、过沼泽。每天，队员们必须按照栏目组规定的路线行走，不能坐车，不能抄近路。几天下来，脚又酸又痛，每迈一步都很艰难很痛。脚上磨出许多水泡，他用注射器将水泡戳破，抽出里面的液体，然后忍痛穿上鞋继续赶路。最苦的是夏季行军，烈日当头，浑身湿透。老夏说，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喝过9瓶矿泉水。

　　过草地前，节目组给每人发了50元钱采购食品，作为7天的“补给”。老夏为了节约，只买了一麻袋青稞面，可还是不够，他和同伴们就挖野菜吃。“在到达海拔4800米的四川山区时，我感冒了，还出现了牙疼、头痛等高原反应，痛得吃不下睡不着。为了使自己能吃饭，他在当地硬拔掉了一颗牙，肿着腮帮子和队员们一起赶路。”

　　老夏出发前一头黑发，回到南京时，他的须发全白了。“回到南京，我刮去了胡须，染黑了头发，第二天就去单位上班了。看上去好像恢复了以前的生活，但我知道，自己的心情很长时间都难以平复。”老夏说，他给崔永元的短信这样写道：“我真的患上长征后遗症，回不到从前了。”小崔给老夏回短信：“吃点药就好了，这病没那么可怕，祝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