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首诗，来形象诗和远方，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泰戈尔的那首《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你或许不曾想到，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想要专程拜见的中国诗人，正是江西修水人陈三立。

　　三立，名出《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弱冠之前居于乡，踪迹不出义宁州”，陈三立是土生土长的修水人，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父亲，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
　　1924年，泰戈尔在徐志摩等陪同下，高兴地见到了陈三立，并当面表示对陈老诗歌成就的钦佩和赞许。
　　泰戈尔向陈三立赠送自己的诗集后，恳请陈三立以中国诗坛代表的身份回赠诗集。
　　“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的。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陈三立婉拒了泰戈尔的请求。
负责现场同声翻译的徐志摩略显尴尬，便连忙转移话题，提议二人合影留念。陈三立欣然答应。照片上72岁的陈三立身着中式长袍，头戴瓜皮圆帽，面露一丝笑意；63岁的泰戈尔则身着印度长袍，白须飘拂，表露出对兄长的敬意。 　　据陈三立孙女陈小从回忆，1925年上海《申报》出版的《国庆纪念增刊》重现了这一“诗话”，刊发了“今代亚洲二诗人合影”，并配有彼此手迹，题为《亚洲两诗人之墨迹》，另附长文赞颂。后来，陈三立将这张合影挂在了自己的卧室里。 　　陈三立的诗歌造诣在诗界评价很高，是近代同光体（同治、光绪年间）诗派重要代表人物，甚至有学者认为他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1936年，国际笔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主办方邀请中国代表与会，中国就推举了胡适与陈三立，分别代表新、旧两种文学。可惜陈三立已是耄耋老人（83岁），实在无法远洋成行。
　　有趣的是，诗学家汪辟疆和钱仲联同时撰有模仿水浒一百零八将排座次的诗坛点将录，虽然二人诗学趣味迥异，但汪辟疆将散原先生（陈三立号“散原”）点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钱仲联则点为“托塔天王晁盖”，都将先生置于诗坛翘楚地位。散原先生的诗友陈衍先生也给予极高评价：“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
　　去过陈三立老家修水县的人都知道，这里也是江西诗派鼻祖、一代宗师黄庭坚的故里，有着诗样的天空，连空气都是甜的。
　　修水的“土秀才”很多，吟诗作对的风气很盛。1889年，陈三立中进士不久，遵父命回修水省亲，随行的还有同乡举人徐家干。地方官绅、父老乡亲闻讯后纷纷到城门口迎接。
　　脚刚踏进城门，一位修水老学究就故作谦虚地上前拱手“讨教”：“鄙人才疏学浅，本想写副对联迎接，才写一上联，下联怎么也对不上，有请两位新贵赐教！”
　　老学究随即将上联贴在城门一边，“宁州门迎两学士”，书法飘逸潇洒、龙飞凤舞，笔锋咄咄逼人。
　　陈三立与徐家干相视一笑、心照不宣，回头朝家乡的弥王峰（“弥王峰”即三立家乡弥王山，现称眉毛山）一望，便客气地对出了下联：“弥王头顶半边天。老先生，对不对？”众人一听，鼓掌叫好，那位老学究也不得不心悦诚服，连说“对得好，对得好！”。
　　为了纪念陈三立先生，在修水县有很多“散原”印记，如散原路、散原中学，还有纪念他们家族的陈门“五杰广场”和陈家大屋。
　　陈三立，自号“散原”，取自南昌西山别称“散原山”，与苏轼的“东坡”，王守仁的“阳明”有异曲同工之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陈三立随父亲陈宝箴，扶母亲黄夫人灵柩出洞庭、泛长江、越鄱湖、抵达洪都（南昌别称）。
　　经朋友介绍，陈家在新建区望城镇青山街南（今青山村三房、南昌西高速出口附近）购得山地百余亩，筑屋三楹（间），杂屋若干楹，以青山二字相并，取名“崝庐”。崝（zhēng），有不平凡、不寻常、高俊之意，颇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
　　陈三立在南昌安顿后，“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歔郗而已”，彼此用文字温暖心境，用诗文排解忧愁。从某种程度上说，陈三立一生中最感人、最精彩的诗歌，皆作于赣鄱大地，特别是南昌新建。
崝庐谪居不到两年，陈宝箴去世。自此，三立自号散原，以志内心隐痛。他在南京的别墅也命名为“散原精舍”，诗集则叫“散原精舍诗”，所称“散原”皆缘于南昌西山。
　　“清明上冢人，啼鸦啄魂魄。”“赢得九原念游子，春风吹泪湿西山。”父亲走后，陈三立每年清明、冬至要从江宁（南京）回到西山祭扫并短住。据记载，陈三立曾14次至西山扫墓，每次到西山或小居数日，或围庐而栖月余，每每洒泪墓前。
　　“孤儿犹认啼鹃路，早晚西山万念存。”“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南昌新建人胡先骕这样评价陈三立的《崝庐述哀诗》五首：“沉痛入骨”，“愤痛郁勃之情跃然纸上，不但为披肝沥血之言，亦诗史也”。
　　诗以言志，歌以咏怀。诗不仅是一种爱好与技艺，更是高尚的精神寄托，是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神圣信仰。诗歌的格局和气象则往往与诗人的经历和气节有着紧密的关联。
　　陈三立集爱国、变革、治学于一身。他平生最为辉煌的经历就是辅助其父推行新政；最能体现他气节的，则是面对日本侵华，于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殉国。
　　陈三立诗歌的营养，一方面来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自他所在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中国传统的、正统的思想熏陶。
　　另一方面，深受西学东渐之影响。洋务派骨干、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比陈三立大35岁，既是陈父好友，又跟陈三立是忘年交，对陈三立所写古文，赞以“根柢深厚”，常向他讲述海外经历，极大地开阔了眼界。
　　受郭嵩焘的影响，陈三立日渐成为维新派的中坚，并在自己的诗歌中也直接展露了对当时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认同和理解。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引用了陈三立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流传甚广。
　　“袖手人”并不是主观上想当“甩手掌柜”、做“袖手旁观者”。一方面，反映了陈三立随父参政前尚处在幕府宦游时期，很想做事，却无奈“袖手”；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乱世中洁身自好、苏世独立的耿介精神和士人风骨。
　　陈三立在南昌曾写下“已迷灵琐招魂地，馀作前儒托命人。”他始终以“前儒托命人”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接续守护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诗歌是一种注重抒情的含蓄表达，洞悉诗人风格，首看其对意象的创造。
　　陈三立诗歌中的意象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物象新奇”、“意境深沉”。
　　物象方面，多带萧寥甚至阴森的色调。如秃枝、大月、饥乌等。这很可能是受到黄庭坚“点铁成金”的影响，但比黄山谷的物象又更让人感到压抑、孤独和凄惨。
　　同时，物象中所寄托的“意”极深沉，或许是因个人独特的遭遇而造成了心灵创痛，细细读来，有深深的苦痛和心酸之感。
　　比如，在数量甚多的悼亡诗中，陈三立把自己勾画成一个“孤儿”。“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孤儿犹认啼鹃路，早晚西山万念存。”“杂花时节春风满，重到孤儿是路人。”“孤儿瞠视眩今昔，掩蔼酸涕增汍澜。”等等。
　　这种通过物象来表达内心沉痛的手法，是陈三立很多诗歌的特点。他凭借奇特的意象，营造了与众不同的深沉情境，这也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散原诗风。
　　正如梁启超所云：“义宁公子壮且醇，色翻陈语逾清新。”其造句练字，异常精警。七律古朴高雅浑厚，古风大气淋漓，诗意盎然。他追求的是莽苍浑雄的气势，驰骋想象，冥搜物象，以奇思壮采，创造新的意境。
　　陈三立的晚年，还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 　　从陈三立的匡庐山居诗和江西“崝庐诗”中，我们所体会到的不仅仅是陈三立故土依恋和父子深情，更有诗人对国忧家难的回望与反思。
　　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一夕，梦中惊呼：“杀日本人！”
　　当得知好友郑孝胥当汉奸出任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后，陈三立愤而与之绝交，不仅删去了郑为自己《散原精舍诗》作的序，而且痛骂“背叛中华，自图功利”。
　　1937年，北平沦陷后，陈三立日夜忧愤，以致旧疾复发，家人劝他进医院，他拒绝了；劝他服药，他也不吃。后竟绝食5日，于1937年农历八月逝世，享年85岁。陈三立绝食殉国的噩耗传出，文坛震惊，文化界纷纷做挽诗赞其气节。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诗如画的西湖，也深深吸引着诗人陈三立和他的画家儿子陈衡恪，直至成为他们父子的归宿。 　　静静立在西湖九溪的墓碑上，镌刻着“诗人陈散原暨夫人俞氏墓”，是那样的朴素，却又那样鲜明，只有那连片的茶园，就像一排排动人的句子，在大地上传颂着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