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海冰河风凛凛，匡庐不与众山群。
　　庐山的四季都是美的，春如梦、夏如滴、秋如醉、冬如玉，特别是冬日的雪景同她盛夏的清凉一样令人神往，让人着迷。
　　雪后初霁，成千上万的游客一下索道，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小天池、花径等赏雪打卡点，嬉笑声、尖叫声，踏着雪、拍着照……
　　镜头中一张张通红的脸，映红了云雾弥漫的朝阳，沸腾了这童话般的冰雪世界。

　　走出拥挤的人潮，雪中的庐山植物园则更为静谧，仿佛能听见雪落下的声音。
　　修水“陈门五杰”中，有“两杰”长眠于此，一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一位是他的嫡亲侄子、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的陈封怀。
　　为了表达对陈寅恪先生的景仰之情，人们将安葬陈寅恪和唐筼夫妇的小山包命名为“景寅山”，既有花径“景白亭”的意境，更有“山不在高”之神韵。 　　今年春节过后，庐山又下了一场大雪。当我从“景寅山”前走过时，几个衣着端庄、操着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将帽子和手套取下放在一边，正徒手卖力地清理着石碑上的积雪，把书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椭圆状岩石抹得“一雪不染”。
　　“你们是景区除雪工作人员吗？”我好奇地上前问道。
　　男子抖了抖身上的雪沫，认真地看着我说：“我们从外地过来，因多年从事历史教研工作，深受陈先生影响，这次是带着情义，专程来看看，提前为陈先生扫墓的！”
　　男子口中的“情义”和他眼中的“敬意”，深深地打动了我！植物园科普科的同志也告诉我，经常会有人自发到这里献花祭扫，陈先生不是外界所误读的孤清倔傲之士，而是重情重义之人。
陈寅恪有着浓浓的故乡情
　　陈寅恪的爷爷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地地道道的九江修水人，经常会用纯正的修水方言叫唤着小名“恪儿”。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陈寅恪名中“恪”的读音争论不休，有的念què，有的读kè，各执一词。
　　谁的名字谁做主！关键要看陈先生自己是怎么拼读的。在修水话中，“恪”的读音接近“kò”。陈寅恪习惯并深爱着这一乡音，在他的英文名字“Yinko Tschen”和留德学籍卡签名“Chen Yinkoh”中，均保留了“kò”的读音。同时，这个“恪”并非陈先生所独有，而是同辈的派行，其他人也都读“kò”。 　　为尊者、逝者撰写纪念文章，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王国维在遗书中托陈寅恪处理遗产（书籍），陈寅恪饱含热泪写下王国维纪念碑文。当他字斟句酌地写完这篇纪念短文时，他又提笔在文末写下“义宁（今修水）陈寅恪撰文”。他大可不必在这里强调自己是一个修水人，只因心底有着浓浓的故土深情。 　　陈寅恪中年目盲，暮年膑足，眼睛和腿脚不好的他留下了许多寻医问药的记录。每次需要填写住院卡片时，他都会在籍贯栏毕恭毕敬地写下“江西”二字。 　　尽管在多国求学进修，回国后又辗转寄居多省，但他内心认同的精神家园在修水，文化根脉在修水。我们熟悉的“义宁陈氏”“义宁父子”“义宁先生”等皆源于此。
　　1957年4月，江西赣剧团到广州演出，期间专程赴中山大学演出《牡丹对药》《梁山伯祝英台》等剧目。陈寅恪得知是老家的剧团，也欣然拄杖前往礼堂“听戏”。听罢还专门赋诗一首：“金楼玉茗了生涯，老去风情岁岁差。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相逢南国能倾国，不信仙家果出家。共入临川梦中梦，闻歌一笑似京华。”
　　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之所以还能“品戏”，在于身边有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董每戡陪着。董每戡很是懂得陈寅恪的思乡之情，遂在《奉和陈寅老原韵，兼赠赣剧团诸同志，并坚后约》中写道：“何愁岭外无新圃？休念江西是老家！”
陈寅恪有着浓浓的家国情
　　越是艰难困苦，愈显气节品格；越是临危不惧，愈显斗争勇毅。
　　陈氏后人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39年，身在香港，正准备赴英国牛津讲学的陈寅恪，因日本占港而未能成行。
　　眼疾加重、行动不便，且多年躲避战火，让陈寅恪极为厌倦“东躲西藏”的生活，于是只把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自己则独自待在家中。
　　不出所料，一名日本军官带着几个鬼子破门而入，用蹩脚的中文恶狠狠地喝道：“你的，什么的干活？”
　　陈寅恪正端坐桌前，手执书本，看都没看一眼。一个鬼子像疯狗似的上前想抢夺陈寅恪手中的书，被陈一把推搡开去，鬼子几近摔倒在地，站稳后气得上膛举枪，连说：“巴嘎，巴嘎！”
　　陈寅恪镇定自若，整理一下长衫后，用流利的日语对鬼子们破口大骂。这一骂，彻底把在场的鬼子们惊呆了！没想到面前这个中国人，日语说得比自己还顺溜，还是纯正的东京腔。
　　日军官按下了士兵的三八式步枪，微笑着同陈先生交流了起来。更令他没想到的是，骂自己的这位陈先生，竟然还是自己的同校师兄。
　　“陈桑学长，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骚扰，还要把您和家人们保护得好好的！”日军官带头鞠躬道歉后灰溜溜地走了！
　　这当然只是一个故事！但我们从中不难窥见，陈寅恪在后人心中留下的、维护家国尊严的勇者形象。
　　其实，陈寅恪在港期间，异常困难。自己眼睛不好、妻子心脏复病、小女高烧不退，一度到了“凑不齐旅费”的地步，“行进两难、进退维谷”。
　　就是在这种急需用钱的窘境，当日本人占领香港后，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伪港督以40万港币诱请陈寅恪出山，陈严词拒绝，决不为日本人所利用。
　　像所有父亲一样，在物资匮乏、食不果腹的沦陷区，陈寅恪当然很想让妻女吃上饱饭，但当日本司令派人往他家送面粉时，每当日本宪兵往家里送，陈寅恪夫妇立马就会往外拖，拒不食用日本面粉。 　　如果陈寅恪不是深爱着祖国大地，他是最有条件离开大陆的“学人”。他始终与国家民族、与最大多数同胞共命运，而不是只求个人的平安荣辱。
　　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被列入第一批“抢运学人”名单的陈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从北京同机飞抵南京。
　　然而，陈寅恪最终坚定地选择留下，飞机、金钱、房子都没能使他离开大陆。
　　1956年，时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高教工作会议上，公开为陈寅恪“说话”：“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台湾地区领导人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
　　陈寅恪自己写道：“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透过陈寅恪小孩的名字，就能看出他对祖国一统山河的美好夙愿。大女儿取名“流求”，二女儿叫“小彭”，就是因为当时台湾、澎湖被日本侵占，要女儿们铭记国耻，铭记这两个岛屿是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三女儿，则是祖父散原老人起的，“美延”，典出《荀子》“得众动天，美意延年”。 　　陈寅恪深爱着中华大地，还体现在他用毕生的心血守护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陈寅恪极力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论”，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本土文化为本，既不夜郎自大、盲目排外，也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择其善者而从之。
　　他认为，如果西化是以损失传统的正确一面为代价的，则如买椟还珠，将脏水连着盆里的小孩一起泼了出去，国家也最终会变成一个“非驴非马之国”。
　　陈寅恪有着浓浓的同志情
　　去过厦门鼓浪屿的游客，无不对岛上成群的别墅发出赞叹。在这些别墅当中，曾有160多栋归黄萱父亲所有。
　　这位“千金小姐”黄萱，正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教。黄萱的父亲黄奕住有“糖王”之称，为当时首富，是载入《世界商业名人录》的中国第一人。 　　为什么黄萱会成为陈寅恪的助教？或许有这么三个原因：一是教授名声大又响。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素有“四不讲”，早已声名在外，黄萱久仰先生大名。
　　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黄萱丈夫时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与陈寅恪是近邻并经常为陈先生夫妇看病，住得近彼此知根知底，黄萱出于好奇常去听陈先生上课，且兴趣越来越浓。
　　三是国学功底厚且深。黄萱是父亲唯一的宝贝女儿，因家境优越，读过女子师范后，再以重金聘请国学、英文、音乐等家教，特别是受过好几年严格的古文训练。聘请的家教中有厦门大学汉语教授鄢耀枢，他担任过江西新余县令、江西地方审判厅审判长等职，引导黄萱对线装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陈寅恪极为尊重、信任自己的助理，共事十余年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刚开始，怕黄萱跟不上，他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她，甚至一字一句写在黑板上，便于黄萱记录。
　　1954年夏天，黄萱因丈夫工作调动，一家必须搬到距陈家10公里外的宿舍，来回得倒两路公交，耗时三四个小时。柔弱的黄萱不得不向陈请辞。陈寅恪诚恳地说：“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
陈先生深情挽留，黄萱再次留任。因路程较远，怕早餐来不及吃，陈寅恪就在家里给黄萱订了一份牛奶，午餐有时也留在家里吃。尽管比自己小20岁，但陈寅恪还是要求家中的孩子们都称她伯母。这样的礼仪周到与尊重体贴，也让黄萱铭记在心。
　　1964年4月29日，陈寅恪作出《关于黄萱先生的工作鉴定意见》，通篇称助手为“先生”，对其工作态度、学术程度、修改校正等方面给予了极高评价，并说“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这份鉴定，是陈寅恪对其与黄萱十多年辛劳合作的最后总结，也是陈寅恪对这位甘于平凡的女性一份赤诚的回报。
　　陈寅恪自己也很感念党组织对他本人的关心。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对陈寅恪这位“国宝”级的学者厚爱有加，时时处处袒护照顾，令陈夫妇甚为感动。
　　比如，省里为陈寅恪安排了“三个半护士”，三个全天候轮换到陈家值班，还有“半个”则是要有人能随叫随到顶班。
　　当时有同志私下里说闲话，省委负责同志就会在不同场合说：“如果你像陈寅恪这个样子，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以后便无人再敢发议论。
　　听说陈教授经常失眠，省委负责同志就嘱人从香港买来进口安眠药，不断给他送去；为了减轻他的工作负担，便吩咐有关方面为他配备助手，解决抄录文稿之事；知道他喜欢听戏，专门物色送来一台好收音机；考虑到他的视力很差，更是协调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
　　真让人领略到了“千金市骨”的感动！唐筼后来对朋友说，时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陈寅恪有着浓浓的伉俪情
　　唐筼同陈先生一样，都是封疆大吏的后人。唐筼的爷爷唐景崧，是清末著名爱国将领，也是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陈对他非常景仰。
我们从唐景崧瞻仰郑成功墓时写的一副对联，足以窥见其情怀和家风：“由秀才封王，撑持半壁旧江山，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驱外夷出境，开辟千秋新世界，愿中国有志者鼓起雄风。”
一开始，“大龄青年”陈寅恪本无意婚事，始终没有把找对象列入议事日程，一来想潜心治学；二来担心自己身体不好拖累他人。
直到36岁那年，父亲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最后通牒：“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答应父亲并请求宽限时日。两年后，38岁的陈寅恪终于同唐筼缔结偕老之约。 　　陈寅恪经常深情地对女儿说：“我们在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必须要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家里的骨干，没有她就没有完整的家，所以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妈妈。” 　　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困顿，劳作辛苦，陈寅恪眼疾日益恶化，最终因“视网膜严重剥离”致双目失明。
　　壮年目盲，让陈寅恪一度痛苦不堪。唐筼拖着病体温柔体贴地抚慰着丈夫身心的创伤，照顾起居、打理家务。特别是在那段没有助手的时间，唐筼更是主动担负起丈夫备课、抄写文稿、阅读材料等工作，并承揽了家中书信的回复。
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出身大家闺秀的唐筼，在年近半百之时，又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喂羊挤奶，待她挤满一碗羊奶时，早已头昏目眩，为的只是让丈夫的身体更康健一点。
　　陈寅恪视妻子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陈寅恪中年目盲后，往来书函俱由唐筼代笔。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曾自我评价：“书法第一，文章第二，诗为第三。”慕名求书法者甚多。于书道早有盛名的散原老人却独喜儿媳唐筼的书法。每有兴致，便嘱儿媳写几个大字。
　　1956年6月，陈寅恪在度过他66岁生日时对爱妻作了一生中最高的评价：“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幸得梅花同一笑，岭南已是八年留。” 　　陈寅恪夫妇，不论自己是否困难，都会将每月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赡养父母，接济大妹妹陈康晦和大哥陈衡恪的遗孀。据陈寅恪女儿回忆，每月领到工资后，父亲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醒家人：“别忘了给康姑寄钱啊！”
陈寅恪心疼妻子，怜夫人之悲苦，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xì，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就是眼角不断地流泪，放心不下心爱的妻子。
　　唐筼却异常地平静，面如槁木，双眼无神，甚至没有流下哪怕是一滴眼泪。
　　唐筼安详地对家人说：“料理完寅恪的后事，我也该去了。”仅隔45天，唐筼撒手人寰，如愿牵上了先生的手，永远地追随陈寅恪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