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3日,距江西省修水县县城西南部边陲约47公里东港乡台庄村,靠近山边的一座土坯民房内,郑朝瑞的老婆分娩了第四个男孩。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孩脸蛋红扑扑的,哭声响亮,叫人看着有说不出的喜欢。郑朝瑞非常高兴,当即为其取名郑国鼎,号建邦,意为“鼎立九国、建邦兴业、朗朗乾坤”之意。
投笔从戎
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九江的省立第六师范的郑国鼎,虽然勤奋谦虚、潜心苦读,同时也意识到作为一个未来的教书匠,偏于一隅,勉强维持生计,谈不上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更与立志报国的理想相去甚远。在这个信息较为封闭的小省城里,接触不到外界深远的理想和信仰,此时的他正如写给黄埔军校毕业的姐夫朱赤的信中所言“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今后何去何从?在这个北洋政府专横跋扈、祸国殃民、各地军阀割据的上世纪二十年代,郑国鼎迷茫了!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来到九江,姐夫朱赤特意来看望郑国鼎,并送给他一方上好的端砚,勉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更好地报效国家,同时也带来了“三民主义”开启了郑国鼎心中那道神圣的曙光,有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郑国鼎牢记姐夫的教诲,认真学习,勤奋苦读,他一直关心国家大事,以报国为己任,下决心要有一番作为。他喜爱阅读各种历史书籍,崇拜军事家,幻想着自己能像李广、霍去病、岳飞、戚继光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为国效力!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受“三民主义”影响的郑国鼎,不顾家人的反对,独自一人千里迢迢来到南京报考黄埔军校。“寒酸”的他,虽然饱受部分富家子弟、留学归国的高才学子等的嘲讽与讥笑,经过几场考试,以英文编写总理遗嘱,在报考军校的人员一千多人中,脱颖而出,顺利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深造步专三期,接受德式教育。
在校期间,来自边远山区、出身贫寒农家的郑国鼎,心中只有报国,刻苦攻读。1933 年5月20日,郑国鼎所在的第一总队305名学员完成学业,圆满毕业。郑国鼎因成绩优秀留校分别任少尉、中尉教官、区队长。1933年至1937年任教期间,郑国鼎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国民政府培养大量的军事人才,为日后的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的优秀将士。
“当今国土遭日寇侵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蒙难,匹夫有责!作为军人,守卫国土,责无旁贷!”身在军校的郑国鼎积极请缨,强烈要求到抗日战场的第一线去报效国家。经上级批准,郑国鼎被编入由著名将领张治中率领的“中央五军”88 师(师长孙元良)264 旅(旅长黄梅兴)528 团(团长朱赤)2 营5 连任上尉连长。
在即将奔赴抗战前线之前,姐夫朱赤、郑国鼎各自拿出绝命书交给自己的妻子,并安排她们到南京下关乘轮船转回家乡江西修水。没想到,这一离别竟成了姐夫朱赤和姐姐郑秋英的夫妻永别。
“七七事变”后,日本又在上海蠢蠢欲动。为抢得战争主动权,赶在日本援军到达之前消灭驻沪日军,中国组织淞沪作战部队张治中部第九集团军准备围攻日军。郑国鼎所在的88 师264 旅于8月11晚间乘火车到达上海,12日,部队立即进入前沿阵地。13日,敌我双方发起冲突。14日拂晓,我军军号吹响,士兵勇猛地发起进攻。以264 旅旅长黄梅兴少将指挥主攻部队,527、528团向江湾推进,沿水电路由北向南,向敌人盘据据点持志大学、五州公墓、爱国女校等处发起猛攻。我军部队前扑后继,奋勇杀敌,攻占了敌海军司令部附近。敌兵遗尸遍地,一部退入其司令部,其余狼狈沿北四川路而逃。在这一天的进攻中,264 旅冒着敌军猛烈炮火,奋不顾身,夺回了持志大学、五州公墓两处据点。也就在这一天的战斗中,黄梅兴旅长壮烈牺牲!这是整个华东战场上,中国军队阵亡的第一名将级指挥官。527团、528团7个连长以及千余人全部阵亡,战争的惨烈由此可见!
在中国军队连日勇猛攻击下,日军连连失利,左右两翼战线被切断。淞沪会战中,郑国鼎因战功显著晋升528 团2 营少校营长,其姐夫朱赤也因战功卓著晋升262 旅少将旅长。
其后,日军三易主帅用缓兵之计提出谈判,蒋介石校长也希望以外九国来制裁日本,停止进攻。这时日本火速增兵,空海军运送武器弹药和陆军抵达上海,谈判未成,敌我双方又开始激战。
由于日军援兵到来,武器精良,使我军损失很大,我军从进攻转入防卫,死守战线,连续三个月的战斗中,我军奋勇顽强,但伤亡惨重!因我方军事准备不足,武器不良,技术装备薄弱,加之我军的侧背部署的疏忽,太轻视敌军,对杭州湾防守薄弱以致日军绕行强行登陆,日军形成夹击,我军救援不及,不幸失守!
10月26日,由88师262旅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一营八百勇士固守四行仓库,掩护部队撤退。11月5日拂晓,日军由舰队护送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之漕泾镇、金公亭、金丝娘桥等处登陆,包抄淞沪我军防线南方的背后。11月8日晚,日军占领松江城,蒋介石校长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上海闸北战场是淞沪抗战最早打响的地方,是88师在闸北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帷幕,也是这只部队最后退出的闸北,分两路退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
中国军队在沪激战长达三个月之久,彻底粉碎了日军叫嚣的“二十四小时占领上海,三个月占领全中国”的图谋。中国军队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向全世界人民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强暴、抗日到底的决心及英勇气概,鼓舞了全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
11日晚上,郑国鼎在战场上见到了奉命前来援助的姐夫朱赤将军,朱赤对郑国鼎说:“现在战斗形势严峻,也是我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为国尽忠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俩人不管是谁如果能够侥幸活着回到老家,都要转告家人我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们在战场上相互勉励,并肩作战,留下了一段“修水郎舅俩,血战雨花台”的佳话。在第二天的战斗中,262 旅少将旅长朱赤在抗击日军中不幸中弹,以身殉国。同时,我264旅少将旅长高致嵩率全旅官兵奋勇肉搏,终因弹尽援绝,寡不敌众,也壮烈殉国。
12日傍晚,奄奄一息的郑国鼎从战友的尸体中爬出,艰难逃至下关长江边。在百姓家中找来一木盆,漂浮水中,推着向前泅水渡江,他宁愿江中死,也不愿倒在日寇枪下。郑国鼎几经辗转终于回到家乡江西修水县。在与姐姐和妻子会面时,郑国鼎在道明原由后三人抱头痛哭,悲咽不止,不胜伤感。郑国鼎含泪将姐夫朱赤在南京保卫战中为国捐躯之事告诉姐姐,姐姐听后当场昏厥。
郑国鼎回来后,立即向军委会和孙元良师长写了两份情况报告。他汇报了262 旅少将旅长朱赤和264 旅少将旅长高致嵩的阵亡情况、雨花台守军的战况实情以及自己的现状,请示上级安排。
随着南京、南昌相继沦陷,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军校被迫迁移,由武汉南湖迁到湖南邵阳,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后又迁往湖南武冈。起初第十四、十五期学员驻扎在武冈县城各个祠堂,招收的第十六期新学员分驻高沙乡,从此武冈就成为了抗日战场的后方阵地。
从1938 年至抗日战争胜利,武冈第二分校共招收了第16 期至19期学员,训练了十个总队,另设军官训练班、校官训练班、技术训练班、战术训练班及训练总队。该军校在教学体系上,由军事教官、队长负责带领学员上战术课:单打格斗、长枪拼杀、军事操练、野外演习,同时要学习抗战救国纲领、日语、射击演习、测图演习、劈刺教练、现地战术、三民主义等课程,对所学课程反复练习,以提高军官的军事本领与救国救民思想,为抗日前线输送了二万八千多名初级军官(含进修、补训生)。
在工作中,担任队长的郑国鼎狠抓军队形象,宣传救国救民纲领。每天晨练列队都会带领学员高喊:升官发财莫入斯门,贪生怕死请走他路,是革命者我们就要一起齐力救中国!在教学中,郑国鼎经常告诫学员:“从今天起,我们大家就要立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能存在升官发财的想法,但我们必须树立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这些毕业学员依校令分配到各个战区野战部队、滇缅边境远征军部队以及苏皖浙敌后游击部队,其中部分进修学员均返回原部队复职。这些学员参加过武汉会战、上高会战、湘鄂会战及长沙会战等许多大型会战,他们在战场上顽强抵抗、奋力拼杀、血洒疆场,为国共两党取得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9 年春,在李明灏中将的领导下,武冈军校为了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扩大规模、培养人才,以适应抗日战场的需要,兴建了部分师生校舍。1941 年3 月又破土兴建了中山堂,坐北朝南方位,楼设三层及花园组成,占地1000 多平方米,两年后竣工。当时的中山堂,一楼、三楼用做军士、军官的住房,二楼设为纪念厅、图书室、医务室。纪念厅居中,在砖墙正中悬挂着孙中山总理的遗像,两旁各挂一党旗,下摆一木制长方形讲桌。图书室居左,医务室居右,并设有毕业生调查处和战斗日报,1940 年改为“党军日报”。在武冈军校的几年中,郑国鼎以高度认真负责的作风及功绩显赫晋升补训总队副大队长、十三总队及十九期五总队大队长。
1946年,随着国共内战的阴霾笼罩的中华大地,此时的郑国鼎完全没有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回想起淞沪血战、南京保卫战以及武冈二分校的转移历程,点点滴滴历历在目。经过8年全民族艰辛抗战,全中国付出三千五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百业待兴。同属中国人理应团结一心,以复兴中华大业为根本,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现在又同室操戈,同胞互相残杀!……今后何去何从?郑国鼎又一次迷茫了!他夜不能眠,仰天长叹,几经考虑,下定决心以负伤病残为由、请辞退役回乡。经核准后,于1946 年秋在武汉汉口卸甲归田,结束了他16年的军旅生涯。
回到家乡江西修水,县政府安排郑国鼎为县公路建修总指挥兼监察委员。为了报效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抗战将领郑国鼎在做好公路办学的张家祠堂建修工作的同时,将自己毕生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在东港台庄利用张家祠堂创办了一所中心小学,自荐校长,并聘请了张玉祥、张万新、朱爱如、朱正凡等为老师,设1-4年级四个班,据当年在该校读书的学生冷玉生回忆,在校学生共有80多人,免费读书一直到1950年止。
当郑国鼎得到通知从台庄小学来到县政府时,他受到了县城人民的热烈欢迎。会上,郑国鼎同九江地区专员平师贾、陈言以及县府官员徐肖凡、徐士俊等,还有黄埔军校三期少将陈士元以及陈泽怀等多人共同商议,郑国鼎据理力争,要求实行和平解放,并全权与党办执委石乐天同志不畏艰险,代表修水县国民政府前往三都乡与解放军团长周德寅、政治部主任唐占印和谈修水县和平解放事宜。次日解放军分东门、北门、南门进入修城,受到修水人民鞭炮、锣鼓的欢迎。在散原中学广场训话,南下干部接管县府,吴平同志主持全面工作,保障了修水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双全。
1949年8月4日,郑国鼎分别收到知己好友湖南省府主席程潜、黄埔二分校中将主任李明灏、政治部少将主任刘公武等的信函,要求郑国鼎赶赴长沙共商计策。因台庄小学和县府工作事宜,加上儿女们太小,郑国鼎赶赴长沙未果。
1969年冬天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抗战将领郑国鼎生命枯竭,不幸离世,终年64 岁。
在2018年8月15日湖南武冈市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三周年暨黄埔军校二分校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一位从江西修水前来追寻先辈在武冈军校七年的足迹的八旬老人郑金民先生,在中山堂名录墙上看到几处刻有父亲郑国鼎在各总队任职的名字时,顿时失声痛哭!含泪哽咽感言:“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的圣地,黄埔师生是革命的有生力量、主力军,他们为抵御外敌、民族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