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分宁人（今江西修水县人）。在诗、词、书法、散文等方面均卓有成就。诗歌与苏轼并称“苏黄”，为著名的“江西诗派”鼻祖；词曲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书法则名列“苏黄米蔡”宋四家，散文在北宋中后期文坛亦堪称大家。

【原文】《大雅堂记》

　　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①。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②，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③。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于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④。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⑤，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
　　由杜子美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⑥，文章之士随世所能⑦，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⑧，况家室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⑨，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而入其门耶⑩？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⑪。
　　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⑫，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后生可畏，安知无涣然冰释于斯文者乎！
　　元符三年九月，涪翁书⑬。

【注释】

①杨素，字素翁，生卒年不详，北宋眉州丹棱乡绅，赠封朝散大夫。南宋史学家李焘岳祖父。
②少：通稍，略微、稍微。假借：宽容、原谅。
③长雄：有版本称“雄长”，意为在地方上享有声望。
④粲然：笑容灿烂貌。见《荀子·非相》：“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⑤庥：庇荫、保护。
⑥委地：抛弃而无价值。见《庄子·养生主》：“如土委地。”
⑦随世所能：能本指智能之士，此处谓影响一代潮流的俊杰。随世所能谓追随当时诗坛的时尚人物。
⑧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升堂即登堂入室之意，此处指远未达到杜诗的境界。
⑨汩没：本义于水中沉浮，此处引申为沉湎。
⑩闯然：顺利地进入。
⑪思过半：谓岁力一半，即事半功倍之意。
⑫托：寄托、隐射。商度隐语：宋时口语，指揣测、揣度，相当于今所谓猜诗谜。
⑬元符：北宋哲宗年号，元符三年，即公元1100年。涪翁：黄庭坚晚年之名号。

【赏读】
　　本文作于宋元符三年（1100）年，主要叙说的是作者被贬谪巴蜀六年间，遍访和收集杜甫的诗歌文化遗存，将诗圣流寓两川夔峡期间所作的诗歌全部书写刻石传世，使“大雅之音久湮灭而复盈三巴之耳”（《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并完成了这一名噪一时和造福后人的文化创举。
　　为打造此一“私人订制”的文化项目，黄庭坚一度在当地寻求赞助方颇为不易,直到行侠仗义的丹棱乡绅杨素慕名前来“投标”，酝酿多时的施工计划才算落到了实处。在所需资金、技术和人力均有了切实的保障后，黄庭坚将此一工程全权委托素翁主持建造，自己则以杜诗为蓝本同步展开书法创作。办事雷厉风行的杨素撸起袖子就干，领衔数十名石刻和泥瓦工匠夜以继日地施工，一年时间即大功告成。喜看三百余块石刻诗碑摆放入新建造的高大堂宇，黄庭坚兼会古训“诗以大雅为正声”与俗语“登大雅之堂”之双重寓意，欣然将之命名为“大雅堂”，并随即写下了这篇记述此堂落成典礼的短文。
　　大雅堂建成于蜀中偏远之地，并非山川形胜之名楼名阁。涪翁为之作记和在其遇赦出川之后，再无重量级名家登堂撰文赋诗为之增光添彩，加上当时黄庭坚《大雅堂记》乃应邀即兴赴会而匆匆写就，故此篇楼堂亭阁之类的记叙文，无论是内蕴文采还是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均不能与王勃《滕王阁序》、欧阳修《醉翁亭记》、范仲淹《岳阳楼记》等同类名篇相比肩，但细览此三百余字之文，仍可感受到山谷手泽的清新淡雅和别有意趣，具有构思求新、叙述简洁和重点突出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01
　　学界有山谷入川后诗变前体之说。从此文也看得出，作者开篇即尝试出新求变。文章所写对象本是可直观的实体建筑物，却一反此类文章开言及物或记述时空的常态，即开篇并未直接描述大雅堂的楼堂建构、空间形制、风景布局和落成年月等等，而是一开头即推出和简介主要功德人物。一句古汉语判断句式及相关评述，有如现代影视剧的片头推介，让人对主角杨素翁其人有了直观印象，知晓其为蜀川本土的一位豪迈英气、仗义疏财的乡绅。
　　接着作者回顾入川以来自己即有为杜诗建堂立碑之意，不过原计划规模不大，只打算将“刻石藏于蜀中好文喜事之家”即可，直到遇上同样尊崇杜甫且财力雄厚的杨素，二人一拍即合，并商议调整和扩展了原来的工程设计，不仅书写和拓刻了“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而且还额外建起了存放石碑的高大堂宇。从开篇第一段文字来看，作者表述的重点不在于“堂”本身，而偏重在“人”的叙述上。因为谁都明白，对于一项体量如此之大的建筑物来说，没有人力、物力、财力作强有力支撑和保障，即便规划做得再好、描绘图纸再精细，都不过是空中楼阁。故此，作者为“大雅堂”落成作记，起首即推介当记下头功的杨素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02
　　这篇本为单个事件的记叙体文章，由于行文中悄然注入了作者个人的主观感受，故叙中带议，议中夹叙，不仅文短而意长，还在叙述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出两层含义：那就是对杜甫的推崇与对后学的勉励。
　　其一，作者认为“由杜子美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意即诗歌从晚唐到宋初四百余年，绮丽纤弱诗风弥漫诗坛、流弊一时，逐渐与杜甫关注现实和因任自然的诗歌“正雅之音”相行渐远。对此欲行矫枉而过正，就必须以杜甫之诗尤其是避乱巴蜀时期诗歌为标榜，并把准杜诗的思想脉搏和艺术真谛。黄庭坚认为：杜甫诗歌精髓在于不饰雕琢而自然天成，即“无意为文而意至”。这里的所谓的“意”有多重含义，主要可归纳为诗人的主观寄托和相对应的外在意象，体现在诗中即不刻意寻求寄托而实有更大的寄托依存。惟其如此，诗歌的主旨、性情就自然而然表现在言语与意象之中。可以说，由此文提出的“无意为文”命题或者说诗论，后来成为奉杜甫为祖师的“江西诗派”的重要创作主张之一。
　　其二，为了指导后学正确理解杜诗之“意”，山谷强调：只有在学习和继承 “风骚”传统的基础上，经过从“无意为文”之“破”到“意已至”之“立”的心路历程，方能登堂入室而找到学杜的正确门径。换言之，学杜不单是要学其严谨的谋篇布局、遣词炼句、声律音韵等方面技巧，更重要的是在于学其有为而作、驾驭情感和展现人格精神。同时，这也是作者建造大雅堂的另一层用意，即为巴蜀乃至天下后辈学子，提供一个永久性的学杜范本。

03
　　从山谷此文记述中，可知大雅堂收集“镇堂之宝”有二：一件是以杜甫入川后创作的诗歌为蓝本而镂刻的诗碑，共收集杜诗一千余首，约占其整个传世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二。杜甫晚年寄寓巴蜀期间的创作，大多是意境高雅、声律精美的格律诗，代表着杜诗乃至唐代格律诗的最高水平，历来为世所公论。另一件是由黄庭坚手书并监制的三百余方杜诗石碑，应是黄毕生数量最大的一次书法集中创作。黄庭坚书法无论是行楷还是草书，尤其是被称“长枪大戟”的行书，独具笔墨创意，是有宋一代书法艺术“天花板”般的存在，黄庭坚还被列入大名鼎鼎的“宋四家”。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唐代诗圣与宋代书圣两相组合的人文艺术体，可谓诗书双绝合璧，无论作多高的价值估量都不为过。惜乎这一文化遗存约五百多年后，同样遭遇“斯文委地”而毁于明末战争烽火，屋堂和石碑真迹均荡然无存。尽管近些年为提振经济，当地政府在原址重建了大雅堂博物馆，但仿制物的浅薄加商味的弥漫，装点一新和富丽堂皇的高堂屋宇，终究难以再现当年纯正的“大雅”风光。
　　 历数中国古代的大诗人，凡入仕为官者几无不曾遭受贬谪的。两宋的国土版图相对狭小，据说摊上事而被贬谪的官员有两大畏途：其一是谓之“九死而一生”的海天之南之离岛琼崖；其二是遥远大江上游且以“难于上青天”闻名的巴蜀。源于新旧党争中的“选边站”问题，当年的诗坛巨擘黄庭坚就赶触了此霉头。绍圣元年，朝廷的一纸谪令，将其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 (今重庆彭水)安置，后因避“亲嫌”而转徙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黄庭坚在“巴山蜀水凄凉地”拢共生活了六年，可谓处在人生低谷或最为失意的时段，然而诗人的不幸，往往是贬谪之地的大幸。超巨级的文化名人不期而至，犹如一泓清泉、一股春风，足可滋润和带旺一方贫瘠的文化水土。总之，黄庭坚当年谪居蜀川期间，不单是建造了收存杜诗的大雅堂，还培养和发掘了杨皓、高荷、范寥等一批蜀中文学青年才俊，并给当地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和书法传世墨宝。其中他在黔州书写的行书《砥柱铭》长卷，九百多年后，一槌敲出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最昂贵”的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