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修水的小说创作，樊健军以其勤奋多产颇引人注目。今年9月，他就发表了两篇作品：中篇《温暖的战争》（《黄河文学》）和短篇《还斋饭》（《鸭绿江》）。且篇名都上了封面，前一篇封面还配发作者近照，封底“本期读点”作了推介。
    阅读这两篇新作，我倏忽想起前几年曾有评论称樊健军为“在原乡原土原色里具有探险精神的作家”，此言非虚。就我而言，小说中的乡村是亲切的，那山那水，那田那舍，似乎都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小说中的场景是见过的，婆媳纠纷、哺婴养儿、走亲串戚，唤醒了我的视觉记忆；而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则是熟悉却又陌生的，熟悉的是那些“原生态”的真实细节，陌生的是其中任何一个人物我都无法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原型。作者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的这些立体化的人物，“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恩格斯语），以其鲜明的个性描写令我耳目一新。
    《温暖的战争》讲述的是在农村司空见惯的婆媳纠纷，“战争”之所以“温暖”，是因为双方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孙（儿）子的抚养权。婆婆因为“肚子始终是平坦坦的”，在过继的儿子给她带来了唯一的孙子后，便绞尽脑汁追求享受抚养小孩的权利和乐趣，甚至用从未有过辉煌的乳头哄骗孙子的啼哭，“无情”剥夺媳妇初为人母的权利和孙子享受母爱的阳光。《还斋饭》讲述的是一对农村夫妇信奉旧的传统习俗，为生病的女儿请还斋饭“收魂魄”，尽管主人为了让“菩萨神鬼”满意这顿盛宴而倾其所有，虔诚有加，食客也着实打了一回牙祭，但女儿还是死了。两篇小说读起来都令人心酸，让人回味。
    我很欣赏作者叙事的从容，略带诗化的语言和对地域文化元素的生动展示，但更欣赏作者对作品主题的深层开掘。在《温暖的战争》中，因为婆婆的作梗，儿子视生母为陌生人，母亲视儿子为“黄眼狗”，媳妇最终忍无可忍离家出走，跑到邻省一个小镇重新组合家庭，生了一个能真正属于自己的儿子。婆婆在临终之际留下遗言：“不管什么时候柳花（媳妇）回来了，她都是你（孙子）嘞嘞（母亲），你要养着。”而媳妇事后也回了一次这块伤心地，在婆婆坟前烧纸燃香，第一次向“战争”中的对方下跪。在《还斋饭》中，那对夫妇的女儿在请了还斋饭的第二天死去，而此时另一户人家又在请还斋饭。小说的这种结尾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非常自然，合情合理，又使作品主题骤然升华，让我从中领悟到作者对农村传统价值沦丧的痛心，对农民道德自律的呼唤，对人性觉醒、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的期盼。
    前不久看了《人民日报》上一篇文学评论，将以社会弱势群体为叙事对象的作品称之为“底层文学”。这类作品的作者与社会“沉默的大多数”站在一起，讲述他们的辛酸与苦难，讲述他们的艰难处境与抗争，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并对社会问题作出回应。文中称，“底层文学”以严肃的姿态承担起社会责任并融入人文关怀，既是一种“不平则鸣”，同时也是“时代的和弦”。樊健军之所以能成为这支作家队伍的一员，源于他始终对生他养他的这块“原土”满怀深情，源于他始终对沐浴其成长的这片“原色”有透彻的认知。加之他能以崭新的意识来回顾自己生活中的亲身经历，由此，他笔下的故事才如此生动逼真，人物才如此栩栩如生。
    本人在从业新闻与阅读文学作品中感受到，虽然两者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大相径庭，但却存有共性，那就是都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读者。惟有如此，作品方可符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方可体现其实实在在的价值。因此，我对樊健军所走的创作路子是很赞赏的。
    依愚之见，樊健军的新作是修水文坛一个可喜的信号。正如著名作家王一民先生近日所说，“幕阜山系的作者很有希望，尤其是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