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旷，生于1906年5月，故于1967年元月。作为一位作家，父亲作品不多，却非常精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13岁时父亲便离我们而去了，我对父亲的直接印象只是幼年的那些记忆，我脑海里的父亲，其实更主要的是来自母亲眼里、心里和嘴里的父亲，以及现在手头上的这些有限的资料。
    父亲在日本的大学里学的是理工科，他是什么时候爱上文学，为什么会爱上文学，以及爱得如何，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从他创作中那种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字斟句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从他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他在相当有限的题材中显现出来了出色的艺术才华与深厚的艺术功力；从他清新晓畅的文风中，我想我能看到，父亲对文学是深深热爱的，是苦苦追求的。
    抗日战争中的一个时期，父亲在上海专事反战小说的写作，发表了如《光荣的战死》这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此后，他为了抗日，或为了躲避当局的监视、盯追，也为了谋生（他常爱打抱不平，每每因得罪上司而不得不换工作），长期颠沛流离，四方奔走。生活的动荡和不自由，显然局限了他的创作。1949年之后，他的生活比较安定了，专业创作的条件才有了。
    1956年夏天，省文联组织一个采访组，去庐山采访正在那里避暑休养的老革命。父亲也参加了这个采访组，并且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后来，他专门与当时的副省长邓洪合作，撰写邓洪革命回忆录。1958年，父亲与邓洪合作的第一篇回忆录《潘虎》，收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专集《星火燎原》，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茅盾读后，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盛赞潘虎这个文学形象塑造得成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水浒英雄（《茅盾文集》第305页《潘虎等三篇作品读后感》）。不久，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山中历险记》，又再一次引起轰动，《人民文学》予以转载。此后，父亲与邓洪合作撰写了一系列回忆录，都受到读者的欢迎。1961年，这些回忆录收编成集，以《第一个风浪》为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7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以《潘虎》为名，再版了这个回忆录文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潘虎》和《山中历险记》作为回忆录名篇，长期列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亦成为许多大学的当代文学或写作教材，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被收入6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多年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潘虎》等作品都作为革命回忆录的代表作被着重提到。父亲后来还撰写了《论革命斗争回忆录》等多篇探讨和总结性的理论文章，也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父亲在《整理革命斗争回忆录的几点体会》一文的结尾处，曾说自己只做了记录员的工作。后来《星火》（1959年第10期）发表时，作了小小的改动，改成了不能只做个记录员。但父亲在《人民文学》（1959年第12期）转载时，专门写信要求改回来，结果又改成了他只是个光荣的记录员。
    父亲对这一句话如此敏感，现在想来，恰恰只能证明他的回忆录写作，绝非仅仅记录而已。在那个时代，越是自己倾注了心血与心力的写作，越是怕被人看出，怕被人看出作品实际上不完全是革命人物的真实写照，而是包含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心的艺术营构在内。况且，我想父亲肯定还担心，怕被人认为作为传记作家的他与传主争功。
    其实，就文学体裁的规范而言，这些作品显然应属于传记文学，真正的艺术鉴赏家一望便知是艺术上的精心营构的结果。
    我觉得，父亲是倾注了他一生所凝聚起来的艺术才华、功力、激情、文学抱负，乃至自己大量的生活经验和积累于这些文章的写作中，才熔铸了这些杰出的艺术品。父亲在谈回忆录创作体会时说，他之所以特别愿意与邓洪合作写回忆录，是因为邓洪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湘鄂赣苏区，正是父亲老家一带，父亲不仅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语言习俗，而且土地革命时期一家也牺牲了不少人。我甚至觉得，《潘虎》之所以如此成功，一定也是与他自己就在家乡组织过抗日游击队，并且到处找共产党的领导有关。

    胡旷简介
    胡旷，笔名北野，修水人。193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大学。1952年后历任省文艺干部学校创作室主任，省戏曲改革委员会、省文学创作室创作干部，《江西文艺》编辑部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负责人，江西大学中文系教研室主任，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副主席，省政协常委。
    著有回忆录《第一个风浪》、《潘虎》，小说《光荣的战死》，话剧剧本《丁大妈想通了》、《一个衣包》(合作)，地方剧剧本《报喜》、《活鬼》(合作)，快板剧本《柳树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