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候选人前十人有八名是作协主席，成为了前天各论坛的热点，网友认为一个权威的奖项被一帮官员搞坏了，人们忧虑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窃以为官员拿奖也不就是滥竽充数，不都是伪劣假货，知识分子当官如过江之鲫，作协主席大都是这个行当最会写的人之一，拿个奖也不奇怪，近水楼台更是常情，捶胸顿足大可不必，因为五官科（一个科员五个科长）多如牛毛，如果官员不能评选，必然会有遗珠之憾。

 

　　八十年代初人才断层时，提出干部四化是时代的需要，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干部队伍知识化已解决。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只有当官才体现人生价值的观念必须改变。这里要从制度层面设计，既要使有官瘾的人做得有滋有味，又要让百姓喜欢。现在扬国威的奥运会、世博会已成功举办，现在就欠一块足球金牌和诺贝尔奖了。力促有专长的人安心做学问，让他们发力攻克令国人牵肠挂肚的诺贝尔奖这个心结，为中华民族争光争气是当务之急。自古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官员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不再继续，知识分子群体积极性就能发挥出来。有人常叹现在没有大师，根子就是政策向干部队伍倾斜，把一批最优秀的专家招去当官而浪费了，而这种倾斜惯性导致了公务员热的持续升温，会否对一个民族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是值得深思的，因为这有点像有钱的人都去炒股，而不愿办实业一样。 因此当今知识界，正确的价值观与崇高信仰，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也是知识份子为自己正名的前提条件。
 

　　上世纪抗战胜利前夕，学人蒋梦麟辞北大校长职务，成为当年学界的一件大事，蒋是淅江余姚人，是天下士林罕有难与其匹敌的重量级宗师级人物，早年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之后接任北大校长，1945年5月，正值北大从昆明回归平津之际，他辞去校长与西南联大常委职务，就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引起了北大教授们的强烈批评，令包括傅斯年、胡适、郑天挺等的强烈不满，郑天挺发出了“为师计、殊不宜”的苦心规劝，可以在蒋委员长介公面前跷二郎腿且性格火暴的傅斯年，对师辈的蒋梦麟夫人没有当好贤内助而极不高兴，认为蒋做了一件令大多数同仁不解甚至羞耻的决择。蒋梦麟虽然高官厚禄，但为学界所不齿。
 

　　如果在今天，谁能步入官场，同仁一定会上门祝贺，同僚更会弹冠相庆，家人也会喜气洋洋，邻居朋友也莫名其妙的脸上有光。正因为这种知识分子从政之风盛行，才会有纪宝成：“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而不是在高校”的批评。在一个充满谄媚逢迎的官场，知识分子很难保证洁身自好和人格独立，也就不会有产生大师的沃土，钱学森的三问还会继续下去，一个个的学术天才都会变异成为普通的凡夫俗子。因为学者从政不见得会多一个优秀官员，但绝对会减少一个做学问的种子。
（2011.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