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 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
    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年）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平居之日，常与有进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谈学论世，慷慨激昂，希望“维新”“变法”。还参加了文廷式等组织的“强学会”。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定《马关条约》，三立闻讯，激愤异常，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微合肥人），以谢天下”。
    光绪二十一年，其父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当时，三立年富力强，才智奋发，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过程中效力较多。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但是，事与愿违，戊戌政变，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后随父返江西，居西山“崝庐”。光绪二十六年，三立移居南京。未几，宝箴忽以微疾卒。其暴死之日，正值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时，家国之痛，使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乃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三立定居金陵后，虽不过问政治，但对兴办社会事业，仍极热枕。光绪二十九年，他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征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学新兴课目。注重全面发展，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之先例。光绪三十一年初，与罢职官僚李有芬等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光绪三十四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清朝一姓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政体，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与历代君主易姓的改朝换代不同。这对进士出身的三立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可他没有选择拥护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始终未能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仍然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打算，自认不可能“兼济”，只希望“独善”。于是“遗世观化”，一方面从老庄哲学和佛学中去寻找慰藉；另一方面幻想成为一个独步诗坛，“奥区绝境”的孤寂的“自在者”。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他挈家迁沪，并诬武昌起义为“作乱”，骂民军为“乱军”。从1911年至于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间，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又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组织“超社”，“逸社”，通过诗作，或攻击革命，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因此，受到柳弃疾、陈去病、叶楚伦等南社诗人的抨击。虽然，他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名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
    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他的晚年，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隆恪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这时，他年近八十遍览了山南山北风景名胜，写下一百余首诗，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然而他并非甘愿置身世外，仍希望生活能有益于社会。1930年，他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这部志书更臻完善，他特约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肃等撰写有关条目。编修过程中，还一一指示原则，主张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一夕，梦中惊呼：“杀日本人！”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他不去。1933年其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937年，芦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8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为同光体（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属于这一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重要代表。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日：“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陈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其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