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点多，部分龙姓村民开始变得不耐烦了。在一边的政府工作人员听到有人说，“你们就这样怕死，丢祖宗的光啊！”有600多人走出祠堂，打算冲过防线前往池溪村，另有300余人没有跟从。
株潭镇边设置的第一道防线，由交警、地方派出所和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很快被龙姓村民和围观的群众冲散。600多龙姓村民来到1公里外的第二道防线，交通开始堵塞，戴着头盔的武警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拿着警棍，不准龙姓村民过去。一些龙姓村民返回镇内，在一位柴姓老板开的店铺内，买了些自来水管，将其锯成百余根大小不等的钢管，由车运到第二道防线前。
政府的宣传车不断地用喇叭劝说丁姓村民。龙姓理事会成员龙成学也在第二道防线后用喇叭高声喊，让他们撤回去。但这些年轻人还是拿着钢管想要突围。株潭镇党委书记喻阳青说，“当时姓龙的其实也不敢冲，旁边很多围观的高姓村民在一旁吆喝：冲啊冲啊！喊声好大，促发了他们的斗志。”10点多，一些龙姓村民上前挥舞钢管，打在武警的头盔和盾牌上，武警还击，当场将一个村民打翻，并抓捕了两个人。
接下来，武警强行将这些龙姓村民趋散，并抓捕了龙成学等两位龙姓理事会成员。当天下午，宜春市政法委书记李树才召集县镇领导在株潭镇公安分局内召开了紧急会议。
为了缓和龙氏宗族的情绪，傍晚5时左右，县政府领导又召集丁龙两姓在一起签署协议，共同前往墓地考察。丁龙两姓各派三人，其中龙姓中的两人是非株潭镇的政府干部，另一位是龙姓理事会成员。
池溪村村民仍活在紧张气氛中，原村支书丁涣文向政府工作组反映，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龙姓已死亡一人，许多群众担心，龙姓晚上将实施报复，进行偷袭。
丁姓村民并没有遭到偷袭。龙姓死亡一人的消息也不准确。不过，确有一位龙姓村民在26日被丁姓村民砍断胳膊，生命垂危。据喻阳青介绍，这位龙姓村民是池溪村某丁姓村民的女婿，和很多丁姓青年也相当熟悉，他没有参加龙姓的集会，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带着几个村民前往池溪村看热闹，”哪知丁姓见到龙姓的就打，他差点被砍刀砍得要了命”。
运动全面开始
政府出台《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
27日，丁龙两姓理事会会长分别投案自首。至记者截稿时，共有17人被抓捕，其中4人为自首，仍有多人在逃。公安机关收缴了铁棍、钢管、刀具和竹枪等武器859件，没收族旗30多面。
由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担任组长的“‘4·26’聚众闹事事件处置领导小组”也随即成立，1000余名各级干部、公安干警，在丁龙两姓村民中逐家走访，让他们签订保证不参加宗族聚众械斗的保证书。同时，基层政府分别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声讨宗族派性的极端危害性”。
4月28日，万载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上面指出，“近几年来，我县一些地方非法宗族组织发展较快，宗族势力抬头并迅速膨胀，非法宗族活动愈演愈烈，已对基层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成重大威胁”。
打击宗族组织的运动全面开始了。27日，池溪丁氏祠堂和株潭龙氏祠堂被清理，株潭镇人口仅次于龙姓的高氏宗族的祠堂受到波及，也被清理。
28日，对祠堂的清理开始扩及全县每一个村庄。万载县民政局局长于东军说，县内所有的宗族组织和祠堂均未登记，按照规定，他们即便申请登记也不会被批准。各宗族也未采取“傩舞理事会”或“龙舟理事会”等变通形式予以登记。这些未经批准就成立的宗族组织，均被取缔，宗族活动也被查禁。按照万载县委、县政府出台的规定，任何宗族组织、团体和姓氏不准新建、扩建、改建宗族祠堂和庙宇。已建的宗族祠堂，属危房的予以拆除，其余收归当地村委会统一管理，并逐步改为农民夜校或文体活动中心等。
各种宣传活动也开始展开，万载县电视台开设了“打击宗族派性”的专栏，县司法局也编印好了一本“打击宗族势力，构建和谐万载”的宣传册。县里还组织了千人工作团，下派到各乡镇（街道）进行宣讲。
“打击宗族派性”运动和农村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据万载县政法委副书记刘继贤介绍，县内的每位干部被要求捐赠5本法律、科教或文艺书籍。一些健身器材也被运到改造后的祠堂中。而在此次运动中被收缴的宗族理事会的资金，也将被用于乡村的文化建设和宣传。
与之相配套的是干部的整风，“五一”长假后，万载县开展了一次为时七天的“五同五帮”活动，抽调各机关干部到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进步”，以图“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让群众感到干部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和亲人”。
新中国成立前，江西省万载县的宗族活动异常活跃。1933年，《申报》特派记者陈庚雅在一篇通讯中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笔墨来描述万载县的宗族。当时的万载“各姓氏之宗祠家庙，林立栉比，颇有宗法社会之意识”。那时的宗族一般均有族产，族人经常在祭祀或做寿之时欢会聚餐。宗族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这其中包括对老者的赞助和对学子的嘉奖。
据《株潭镇志》，1949年7月18日，解放军43军128师解放株潭，随后成立中共株潭区工作委员会，株潭区政府和区中队，址设“龙祥英祠”。此后，政府接收宗族、地主、祠堂、庙宇店面3．3万平方米，作为公产店面，由株潭区人民政府管理。“文革”结束后，株潭镇龙姓的三座祠堂——龙祥英祠、巨舟公祠和龙志霖祠分别被株潭镇政府、株潭镇红星村村委会及一家镇办农具厂使用。
在20世纪90年代初，宗族活动开始出现复兴迹象，很多姓氏开始重修族谱。据株潭镇党委书记喻阳青介绍，到2000年前后，各姓氏欲收回祠堂的意愿开始强烈，镇政府迄今也未恢复为“龙祥英祠”。但在2000年前后，龙姓的巨舟公祠和龙志霖祠都回到了龙姓手中，他们随即开始对祠堂进行重建。与龙姓祠堂回归相伴随的，是全县范围内的祠堂重建和新建风潮。
宗族理事会开始活跃，同宗族人士的联系日益密切。与解放前相比，宗族内部不再有族规，宗族长老对族人不再具有惩治的权力，其道德规劝力减弱；没有了族产，解放前那种组织化的对贫困族人的经济援助已经消失，但同族间的互相帮忙仍然存在。宗族内的活动更多集中在族人的婚丧嫁娶和祭祀扫墓上，池溪村的丁姓还经常在一起表演傩舞。
祠堂更多地成为大家聚餐的地方，族人的婚筵和寿筵多在这里举行，杯盏交错间，宗族内部强势的凝聚力日渐形成。政府和村委会也开始感觉到宗族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宗族是与非
究竟是封建主义的回潮还是有助于乡村治理？对宗族复兴的利弊看法不一
学界在宗族复兴问题上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宗族复兴是封建主义的回潮，是基层政权放松管制的恶性后果；也有观点认为，宗族复兴具正面意义，有助于乡村的治理。还有学者认为，不能对宗族复兴简单做非黑即白的判断，宗族组织有利有弊，对不同的宗族活动要做不同的分析。
宗族复兴有其负面的影响。株潭镇党委书记喻阳青说，村民间的一点纠纷，有时会因“宗族派性”的关系而变大，“4·26”事件前一周，池溪村丁姓村民在株潭镇看戏时和叶姓村民因摩擦发生厮打，丁姓村民随即找来数十名族内青年，将一叶姓村民砍伤。这些冲突还有演变为集体械斗的危险，株潭镇刘姓和潭埠镇汪姓存在土地纠纷，今年3月份，200余刘姓村民手拿削尖的钢管，前往汪姓处示威，后被政府劝回；“4·26事件”更说明了这一点。
基层政府的权威也遭到宗族势力的挑战。喻阳青举例说，在农村，违法建房问题比较突出，政府工作人员去查处时，有时会遭到同宗族的几百人的阻拦。
喻阳青认为，基层政府确实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无法满足群众的愿望，宗族组织填补了这份空白。这也是县委在打击宗族派性的同时，对干部进行整风的原因。万载县政法委副书记刘继贤也表示，前几年宗族并无大问题，只是今年发生的事才令人感到宗族派性抬头。
“总之，宗族势力越来越强，危害越来越大。”汤太平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