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这样的诗歌，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我家曾经的那座吊脚楼。 　　我知道，唤它作吊脚楼，等于立刻唤来了纳闷与误解。世上不会有两个生活经验完全一致的人，而各自的生活经验无疑会大大影响他的阅读。当我们读到一座石桥，我们头脑中的那座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自己建造；当我们读到一个林场，我们仿佛身临其境的那个其实根本禁不起现实的推敲。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不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那座石桥、那个林场。当我提起吊脚楼，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什么？是鄂西，还是湘西？是苗族，还是侗族？是风情，还是浪漫？ 　　坦白地说，这样的联想会在瞬间摧毁我叙说的愿望。我家的吊脚楼，既无风情，也不浪漫。就是湘西的吊脚楼，在我的经验世界里，也不具备这两种特质，更多的，倒是那窗子后面时光的晦暗与生活的辛酸。
　　从建起到拆除，那座吊脚楼的存在大约只有五年，如今，在它曾经矗立的地方，早已是蔓草萋萋。我无法向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指认它。我唯一能做的，是努力还原岁月的真实，或者，干脆沿着记忆的路，重新走向它敞开的大门。
　　小时候，我曾绕道，下到河岸，在楼底那长长的木桩旁打转，心中满是疑惑，不明白几根并不粗实的木头是怎么支撑起这么一座楼的。楼正面搭在马路沿上，其余三面悬空，从我的视角看来，确实惊险异常，仰头久了，就觉得那楼摇摇欲坠，木板、木柱的暗处传来“咯吱”的响动。
　　有时，我小心地在木桩上踢几脚，脑海闪过秘而不宣的念头，这念头因“恶毒”而带来某种快感。当然，只是瞬间的快感而已，更何况它还来自我这样老实的孩子。我由此多了个心眼，忍不住四处望望，祈祷着不要有别人来搞破坏才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杞人忧天，反正那楼一直稳稳当当地悬在头顶，楼上笑语喧哗。 　　随后，我钻进了旁边的石桥洞里，钻进了一堆伙伴中间，我们和对岸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约好今天大战一场。这是一座石拱桥，虽小，却有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叫“姑嫂桥”，一个小姑和嫂子的传说令人对它陡生敬意。年久失修，桥身已有多处损坏，但仍是河上唯一的通道。桥两侧各有四五个桥洞，大小层递，彼此连通。
　　我们和“敌人”各据一端，摩拳擦掌，紧张地做着最后的准备。“武器”已经分发完毕，弹弓扯得“噼啪”作响，铁丝枪的机关也都试了一遍。我因为身体孱弱，得到特殊照顾——负责制造“子弹”。钻进最小的洞里，躬身坐下，拿起那些废弃的作业本，撕开，剪裁，折叠，我做出的是最结实的“子弹”，等战斗打响，它们就将像春天的白色花雨一样飞过河面。
　　但其实，因为距离太远，再结实的子弹也伤不到人，顶多在胳膊或小腿上留下一粒红印。更多的时候，我们用疯狂的叫喊和蹦跳来震慑对方。
　　战斗结束，已近中午，我们一身汗一身泥地从桥洞里出来，敞开衣襟，站在河边吹风。阳光明澈，大山苍翠，林场一河两岸，散落着几百户人家，热闹又安详，那一刻，我们胸脯挺得那么高，大概觉得自己和眼前的一切就等于全世界。几年以后，当我离开林场，车子颠簸盘旋，半天钻不出群山的环抱时，我才明白，我们的世界不过是上天随意丢在山涧里的小石块。
　　我扭转头，看见自家的吊脚楼上炊烟升腾。母亲正忙，没空叫我吃饭。我留意着脚下那些形状各异的石子，慢慢地往回走。
　　在后来的年月里，我曾多次追问父母，楼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他们支吾半天，硬是想不起来准确的时间，只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不过，在遗忘这件重要事情的同时，他们却清晰地记得围绕建楼而产生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风波。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
　　我只能说，痛苦与屈辱有时是生活更强大的内驱力。因为贫穷与早孤，父亲的童年没少遭遇冷眼和叱骂，当他退伍返乡，当他成家生子，当他的大儿子我开始上学读书，我想，在他和母亲的心中，是不是蓄积了一股劲儿，要不惜一切代价，为这个家闯出一条路来。
　　他们将建楼的地址选在姑嫂桥头，这个举动一开始就遭到林场某些人的激烈反对。食堂在桥头侧下方，屋脊高出路面，要建楼，就得改动食堂，父母向来行事谨慎，但在这点上，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敢，他们亲自动手，修整了食堂的一截屋脊，降低它的高度，使得吊脚楼的楼底刚好可以通过。 　　食堂生意冷淡，形同废弃，所以一些人大为光火，却又无可奈何。就这样，父母的吊脚楼在桥头矗立起来。只是，所谓的吊脚楼，现在回想，也不过就是一间极为简陋的木板房。
　　挂上餐馆的大黑字招牌后，父母便开始了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忙碌、最辛苦的日子。每天，还是半夜，母亲就要起床，准备早餐，包子、油条、麻花、面条，早餐的样式很丰富。天刚蒙蒙亮，把门板一块块卸下来，一天的生意就算开始了。中午和晚上是饭菜，大木甑蒸的米饭，家常菜，不时还有野味，用粉笔写在门口的黑板上。 　　客人络绎不绝，高声谈笑，店里永远都是那么热闹，母亲忙得没有歇口气的工夫。到了晚上，客人散尽，将门板重新一块块安上，围裙还没解下，母亲就伏在餐桌旁，借着电灯昏黄的光，仔细地算账，嘴里念念有词。这灯下的一幕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幅浮雕作品，当所有的热闹喧哗都已暗淡，惟有它，从岁月的底版上凸显出来。
　　除了勤快和手艺好，父母待人还异常热情，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店里的生意旺得像炉膛里的火。我家对面还有一家餐馆，生意冷清，以致它留给我的印象，总是那阴暗的店堂，和门口一个缩起身子晒太阳的老人。仅一路之隔，却似乎所有的人都转到我家这边来了。说真的，若没有这鲜明的对照，我或许还不敢肯定自家生意的红火。
　　日后，在课本里学到“门庭若市”和“门可罗雀”此类成语，我想，生活早已给了我足够明晰的解释。不仅如此，就连对岸的林场招待所，生意也受到不小影响，招待所的负责人来找我母亲，说请她去上班，不用干什么活儿，一个月给一千多块钱工资，言外之意是你这店不能再开下去了。母亲断然拒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暗中闹到场里，最后，场长坐不住了，站在办公楼上对着我家指指点点，说这样下去怎么能行，非拆了不可！
　　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做点小生意，面对种种荒唐的嫉妒和指责实属“正常”时，父母心里有没有过偶尔的惶惑，我只知道，是更强烈的信念支撑他们度过了艰难的时日。
　　店面一侧用货架隔出了一小块地方，卖点日用品，不上学的时候，我便经常守在这里。有人来买烟，我朝厨房的母亲喊起来，问清价钱，把烟和找的零钱一起从窗口递出去。没人来，我就倚着窗子看风景，看从大山深处流来的蜿蜒清澈的河水，看桥栏缺了两处的姑嫂桥，看下到河岸的宽宽的石阶，看对面新的办公大楼和旧的街道屋舍。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在窗口挂一个风铃，最简易的那种也行，二十多年过去，我的感觉告诉我一定有，因为天那么蓝，风那么轻。
　　没过多久，家里买回全林场第一台电冰箱，在孩子的眼里，这可真是个又占地方又没什么用处的大家伙，幸好它还能做冰棍儿。清水冰棍儿五分钱一根，牛奶冰棍儿就要一毛了，那是母亲买来牛奶粉，掺在水里做出来的。我守着冰箱，一边将冰棍儿卖给那些蜂拥而至的小孩，一边盯紧站在一旁、口水流得老长的弟弟。
　　那时，父亲已经转正，仍时不时要到大山里去，一去就是几天，甚至一个星期、一个月，回来时给我带来许多新鲜的见闻。有一次，他们在山里呆久了，馋得不行，买了当地人家的一只狗，却发现没有盐，正不知该怎么办，有人灵机一动，拿出随身带的榨菜，他们就用这些榨菜炒狗肉，美美地饱餐一顿。
　　在父亲的讲述中，我似乎还能看到山林里伐木丁丁的繁忙景象，听到嘹亮的劳动号子在溪谷回荡。山头立着高大的支架，拉起手腕粗的钢索，砍下的树木被拖到支架旁，成吨捆绑，顺着钢索，由一个山头溜向另一个山头，那长空呼啸、穿云破雾的气势令人惊叹。树木几经辗转，最终顺着山沟溜下，安置在山下的场地里，经过简单加工，被一车一车地拉走。洪水暴发的时候，树木、竹子运输还可以走水路，扎成排，顺流而下，但要极为小心，遇到河水转向，瞬间失误，便连排带人冲了出去。据说就有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那么，在赣西北这个小小的林场，聚集了大量的外省人，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湖南的，江苏的，福建的，据说有十几个省之多，操着各种口音，有的来做工，有的来做生意，有的短暂停留，有的则是终年常驻。童年时，我经常看见，大卡车轰隆隆地从门前驶过，车上满载着杉木、松木、竹子，有时是钨砂，车子停下，就有几个外地人朝我家的吊脚楼走来，暮色中，他们面目模糊，大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身上散发出奇怪的味道。
　　在当年，我对这些人没有好感，我认为自己无止境的等待就源自他们。我坐在矮凳上，计算着上学的时间，等着母亲给我端来一碗饭，但母亲太忙，顾不上我。我盯着客人们脏乱的头发和外套，盯着他们嚼动的嘴和面前杯盘狼藉的桌子，又恼怒又焦灼。他们将一只脚踩在长条凳上，卷起裤管，露出黑色的有花纹的丝袜，这在我看来倒挺新鲜，因为我们那里人不穿这种袜子。难看死了！我在心里狠狠地说。终于，在我等得实在不耐烦，开始大吼大叫的时候，母亲给我盛来了饭菜，大多时候是客人剩下的，胡乱地堆在一个碗里，我匆匆忙忙扒几口，提起书包就往外跑。
　　很多年后，我开玩笑似的问母亲，您那时老给我吃别人的剩饭剩菜，不怕不卫生吗？母亲嗫嚅着，不知怎么作答。还是我自己给出了答案，在当年山里人家的心目中，其实还没有什么卫生的概念，毕竟节省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就只能继续等待，怀着一个孩子对世界的满腔仇恨。终于有一次，这仇恨爆发出来。那几天，家里买了一只野兔，用笼子关着，放在门口。我蹲着看它，这脏兮兮的三瓣嘴的家伙，毛丛粗粝，结着一颗颗暗红色疙瘩，跟坎下人家后院里养的小白兔没法比。我打量它，就像打量一盘鲜辣可口的兔肉。
　　一天中午，放学回到家，发现门口的笼子不见了，我兴奋异常，头一次极有耐心地等母亲忙完，我似乎还闻到客人的桌上飘来和往日不一样的香味。终于，母亲端来了饭菜，我扒拉了几下，平常的蔬菜，压根没有兔肉的踪影，我愣住了，一阵委屈涌上心头，我用力推开碗，大声质问母亲，然后夺门而出，泪水汹涌。
修水县毛竹山。
　　一个表哥追上我，将我背起来，我靠在他肩头，依然泪流不止。表哥不住地轻言抚慰，至今，我还记得他对我说过的话，那时他也不大，上初中，却说出了让我现在想起依然感慨的话，他说：“走路不能只盯着脚尖，要看远一点，生活也是这样，眼光要长远一些！”我不得不承认，这话堪称人生至理。
　　只是，想起当年的事，不知为什么，眼底仍有泪花。要问其中的复杂涵义，这回，恐怕我是解答不清了。
　　三年后，父亲调任别处，我也要去外地读初中，我们一家人先后离开了林场。吊脚楼及楼里的东西一并留给了一个叔叔，可是，一年后，这个叔叔也离开了林场。很多年我们没有回去过，以致于楼是什么时候拆除的，我追问不休，也只得到一个模糊的回应。
　　因为诸多原因，如今的林场早不复当年盛况，我原本以为这么一块荒凉的地方，抛开它该是义无反顾，没想到许多年过去，我对它的想念却是日甚一日。
　　父母的辛劳换来我们衣食无忧，母亲对此一直很骄傲，她说：“那两三年我存下了好几万块钱！”而我，心思走得更远，著名作家迟子建追忆她的故乡，写道：“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这么大。当我成年以后到过了许多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我只能说，虽然生活经历不同，这里却没有任何纳闷与误解。是的，我有着和她分毫不差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