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朱旭东
古市镇杨坊村朱世孝老先生是革命烈士朱奕南之子，他的爷爷朱隆忠、伯父朱奕庆都为革命牺牲，被誉为“一门三烈”。趁着周末，我们一行决定登门拜访这位可敬的耄耋长者、烈士的唯一遗孤，寻觅三位先烈留下的红色足迹。
驱车一路西行，车在陡峭的盘山公路之间穿梭回旋，车窗外掠过的是一片缤纷的春色，农田、村庄、河流与山峦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幅绝妙的图画，美不胜收。
简朴的农家小院，绿树成荫，瓜果飘香。环顾四周，堂前正中镶嵌着的“光荣烈属”牌匾，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格外醒目。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端详着“光荣烈属”牌匾，在朱隆忠、朱奕庆、朱奕南三位烈士牌位前伫立鞠躬……
老人微笑着招呼我们落座，吩咐老伴上茶。一番寒暄后，我们说明了来意。老人低头默默无语，沉思良久，才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家有三个烈士。爷爷朱水清，派号隆忠，1872年出生于水源乡绣墩村，曾任修水县三区五乡二村苏维埃土地委员，1932年被国民党“挨户团”杀害；伯伯朱超拨，派号奕庆，1907年生，曾任中共修通县委组织部长，1935年牺牲；父亲朱炳洋，派号奕南，1920年生，曾是红十六军战士，抗战期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2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
我父亲有仨兄弟，伯伯是老大，老二早夭。我二岁的时候父亲就牺牲了，对于父亲的形象，我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我也没有见过爷爷和伯伯，唯一的印象是刚解放不久的1950年，伯母带着我从外地接回了伯伯的遗骨，那时我才10岁，记不清是在宜丰的天宝还是湖北。伯伯的遗骨和我爷爷、父亲都葬在水源南峰岭，他没有留下后代，按风俗我过继了一半给伯伯为嗣。
老人小心翼翼地端来一套《朱氏宗谱》，给我们翻看三位烈士的生平记载，不时为我们讲解，声音哽咽，眼里噙着泪水。沉浸其中，仿佛把我们带到那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
一
季夏七月，炙热的太阳蒸烤着大地。街口铺“华兴”染铺大门紧闭，染铺后堂一间隐密的厢房，窗帘关得严丝合缝。“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声音低沉有力，面对CCP旗，一颗颗驿动的心，热血沸腾……
1928年，经王铁猛、朱再尧、朱志鹄介绍，朱庆隆、朱奕庆、王文林、朱渭滨等先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奕庆成为党在仁乡一带发展的早期党员之一和农民协会中的重要骨干之一。
当年9月，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水源圣峰山水月院（新寺）重建。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三区五乡赤卫队负责守卫水月院西南隘口沙湾“五宝洞”，担负保卫县苏维埃政权的重任。五宝洞素有“铁门槛”之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1月中旬，湘鄂赣之敌展开“三省会剿”，敌18师104团串通大桥“兴仁”、墨田“积庆”两支反动民团攻打县苏驻地水月院。敌团总樊理珍带着“积庆团”和104团一部从沙湾墨田向“五宝洞”发起狂攻。赤卫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多次抵挡住敌人的进攻，中队长朱奕庆背插马刀，手持乌铳，左冲右杀，始终冲锋在前。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下午四时，敌人停止了攻击。朱奕庆估计敌人会趁着夜色再次发起进攻，向大队长朱庆隆建议，带领几名赤卫队员从圣峰山真觉院（老寺）弄来鞭炮、铁桶，准备了大量松油火把，只等敌人送上门。
夜幕将临，樊理珍果然带着一帮匪徒前来偷袭。赤卫队早有准备，敌人越来越近，进入了伏击圈。突然，一声令下，山头上到处都是点亮的火把，顿时如同白昼，杀声震地。赤卫队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步枪、鸟枪、乌铳齐发，滚木、石头一齐砸向敌阵，“噼里啪拉”鞭炮声响个不停。敌人偷袭不成，死伤大片，以为遇上了红五军主力，晕头转向，狼狈逃窜。等到敌人发现上当，调集重兵再次围攻圣峰山时，县苏机关已安全转移，水月院成了一座“空城”。朱奕庆因作战灵活勇猛，不久被提拔担任修水县三区游击队队长。
1930年“红色五月”大暴动后，发展了革命势力，苏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土地革命进入了高潮。朱奕庆相继担任三区游击队长、区委组织委员等职。在朱奕庆的影响下，他全家人都参加了革命，年近六旬的朱隆忠加入了农民协会组织，担任三区二村农民协会组长、土地委员，积极参与“打土豪分田地”，踊跃支前，革命干劲十足。
年仅10岁的朱奕南加入了童子团（少年先锋队），与朱少泉、朱世海、王方仪、朱世美等少先队员一道，协助赤卫队斗争地主恶霸、站岗放哨、望风送信、查路条、贴标语，在革命的熔炉中一步步成长。
二
1932年秋，赤白对立严峻，斗争形势急转恶化。卢伯魁“挨户团”配合国民党军，气势汹汹“清剿”三区驻地水源。敌众我寡，苏区危在旦夕，三区机关被迫转移。
“赶紧通知隆忠叔，跟我们一起转移！”区委书记朱庆隆指示朱奕庆。正在这时，朱隆忠火急火燎赶来，倔犟地说：“我都60岁的人了，跟着你们是个累赘，我那都不去！”
“隆忠叔，你是村土地委员，白狗子来势汹汹，还是随组织一起转移！”朱庆隆恳切地说。
这时，游击队瞭望哨放倒了设在金窖山上的“信号树”，发出了“挨户团进犯”的警报。朱奕庆也着急地劝说父亲：“爹，挨户团就要杀过来了，跟我们一起走吧！”“不要管我，快走！”朱隆忠表情严肃，坚定地回答。
霎那间，天空乌云滚滚，狂风卷着树叶四处乱飞，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三区机关和游击队前脚刚转移，挨户团就翻过了尖岭，杀气腾腾直扑绣墩村而来，一路上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一时间，火光冲天，哭爹喊娘，尸横遍地，犹如人间地狱。白狗子把村口围个水泄不通，挨家挨户地搜查，朱隆忠因掩护群众转移，自己却不幸被敌人抓住。
挨户团大队长将刀架在朱隆忠脖子上，威胁道：“老骨头，赶快把奕庆、庆隆交出来，不然一刀砍死你！”“脚长在你身上，有本事自己去找！”朱隆忠怒目圆睁，反唇相讥。
“是鸭子的嘴硬，还是老子的刀硬，说不说！？”挨户团大队长杀猪般的嚎叫。
“不知道！”朱隆忠凛然回答。
穷凶极霸的挨户团“白狗子”们气急败坏，将朱隆忠死死地按倒在地，一阵乱刀，将其活活砍死。
三区区委和区苏转移到杨坊、画坪后，朱奕庆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带领侦查员到白区和沦陷区卢源、水源、沙湾、中源等地侦探敌情，组织党的秘密活动，惩处叛徒，打击敌人。在县委和区委的领导下，三区游击队先后镇压了樊厚卿、冷圣英等反动民团首领和恶霸。
同时，输送了不少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参加红军，在他的宣传和鼓动下，五乡二村的朱奕南、王方仪、朱奕月等多名少先队员也加入到红军队伍，有力地支持了红16师等部队的战斗行动。
1934年7月，画坪苏区失守。朱庆隆、朱奕庆、朱世昌等10多人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历尽艰险，辗转到达修水与平江边界的石灰洞找到中共湘鄂赣省委，向省委副书记傅秋涛汇报了画坪失守的情况。然后，又受省委之命到湖北通城的黄袍山与先前到达这里的修水县七区区委书记樊益升等组建了修通县委和县苏。朱庆隆担任修通县苏主席，朱奕庆担任县委组织部长，朱世昌担任县苏副主席。
绣墩村——这个偏僻的山村，同时走出了修通县委、县苏三位重要领导人。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朱奕庆同修通县委县苏一道，团结和依靠黄袍山区人民，顽强地坚持对敌斗争。1935年冬，朱奕庆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28岁。
三
1932年冬，朱奕南参加红军，在红十六军当了一名勤务兵。这个年仅12岁的“红小鬼”性格开朗，活泼机灵，深受首长和战友们的喜爱。1934年改当司号员，他通过勤学苦练成了红十六师四十六团一名非常出色的号兵。每当与敌战斗时，只要接到首长的命令，朱奕南便挺立制高点，吹响激昂嘹亮的冲锋号，使战士们勇气大增，冲锋陷阵，总是杀得敌人人仰马翻。
1935年1月在湖北大源同敌五十师三00团的战斗中，他和班长朱世美奋不顾身冲入敌阵，甩出手榴弹，炸死敌兵一人，夺取了一挺机枪。同年9月，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在永修云居山被敌人重兵包围，激战多日，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师长牺牲，不少红军官兵被俘。敌人将被俘人员押回原籍时，朱奕南途中乘机逃脱，落脚在修水县城西茗坑以卖柴为生，俟机归队。
1938年2月，中共修水中心县委成立并在南峰岭（朱庆隆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不久，朱庆隆秘密与朱奕南取得联系，吸收他重新加入组织，成为沟通县委与县城支部的交通员。
1940年国民党修水反动当局成立“肃奸委员会”，对我党人员不断地实行暗杀。中共修水中心县委书记甘卓吾、山口区委书记樊水荣、大桥区委书记樊孝龙、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朱庆隆等相继被害。
朱奕南频繁与朱庆隆接触，引起国民党修水第五区党部“肃奸委员会”的注意，其行动受到敌特的监视。国民党第五区党部书记胡振舆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日以“窃查朱庆隆党羽朱秀早、朱奕南、朱奕庆魆藏修水请严饬防范由”向修水县党部呈报《关于防范共党破坏分子的通报》，“恳严饬该所管保甲长或区分部书记、党员严加监视，勿使乱盟。”
这年冬天，连着下了好几天鹅毛大雪，滴水成冰，屋檐下挂着的冰凌像一把把长短不一的寒剑，叫人不敢出门。朱奕南想到孑然一身的母亲，不禁牵肠挂肚，于是同妻子商量：“戎秀，快过年了，我们去渣津街上找家歇铺（旅店），把母亲接过来过个团圆年。”
“孝儿都快两岁了，我都还没见过婆婆，尽过一天孝心”戎秀接过话茬，满心欢喜，又不无担心地说：“奕南，你早去早回，路上要格外小心！”
“知道了，我接到娘马上就回!”朱奕南怜爱地望着相依为命的妻子，恨不得立马飞到母亲身边。
第二天，朱奕南带上几个荞麦饼，一路跋涉往家里赶。因担心被“白狗子”发现，朱奕南挨到天擦黑才悄悄进村。背靠南峰岭的绣墩村，笼罩在一片白色茫茫中，雪还在不停地下，房前屋后的竹子被积雪压断，像爆竹一样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村东头一间断垣残壁，四面透风的破瓦屋内，靠墙一角的火炉里煮着半吊锅野菜糊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佝偻着身子，一双“三寸金莲”颤颤巍巍，乌漆墨黑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不时发出“吭、吭、吭”的干咳声。
朱奕南抖了抖身上的雪花，轻轻推开房门，连喊几声：“娘，娘！”，老妇人睁开浑浊的眼睛，怯生生地问：“谁呀，你是？”“娘，我是奕南呀！”朱奕南扑通一声，跪在娘的跟前。奕南他娘一怔，丢下正往灶里添柴的火钳，突然“哇”地一声：“崽呀，崽呀！”哭得撕心裂肺。
“娘，莫哭呦，我是来接您过年，带您去看大孙子的”朱奕南抱住娘，不住地安慰，“好嗯，好嗯，崽呀，你还没吃饭吧？娘这就给你做饭，做饭，咱吃饱了再动身”奕南他娘语无伦次，掀起衣角不停地抹眼泪……
“报告队长，奕南这只土匪崽回来了，要接那个老土匪婆去渣津过年”“老狐狸”连跑带颠像跑去向国民党修水县第七分部“肃奸小组”组长、三青团分队长“七里王”报告。“七里王”像打了鸡血似的来了精神，手上的麻将牌一推，压低声音下令：“先不要声张，跟踪摸清朱奕南的落脚处，到渣津再，”竖起手掌，猛地一劈，比了个一刀斩杀的手势。“老狐狸”和队丁们点头鸡啄，几个罪恶的脑袋鬼鬼祟祟凑在一起……
天刚蒙蒙亮，朱奕南带着母亲翻过南峰岭、鸣水洞，经大桥、石坳、黄坊，下午赶到了渣津街五里圳。一路上，“七里王”带着“老狐狸”和几名队丁，悄悄尾随跟踪。
朱奕南带着母亲进入歇铺后，“七里王”命令“老狐狸”和一名队丁继续监视，自己急忙赶到渣津区署“肃奸委员会”，报告肃奸专员胡振舆。胡振舆当即派出几名枪兵，以“查夜”为名，搜查歇铺，将朱奕南带走。可怜他母亲彻底未眠，双眼望穿，不见儿子回来，不由得号啕大哭，眼泪像山洪暴发一样滚落下来，冲刷着脸上一道道沟壑般的皱纹。当晚，朱奕南被“肃奸小组”残杀在渣津螺丝顶一个废碉堡内，时年仅22岁。
翌日（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七日），国民党修水县第五区党部以“特密字第20号”向县党部书记长周南琼作了“处置奸匪”的呈报，作为他们在肃奸中的一份“功劳”。
“父亲被害后，为躲避国民党斩草除根，嫲嫲（祖母）和我娘带着我东躲西藏，改名换姓，从水源逃到杨坊牛岭埂上一个偏僻的山窝安身，一直盼到解放。解放后，爷爷、伯伯和父亲被评为革命烈士，嫲嫲被安置在光荣院颐养天年，嫲嫲和母亲都健康地活到了80多岁。蒙党政关怀，我一直享受烈属补助金，如今儿孙满堂，过上了好日子。”老人收住了话语，眼角盈满了泪花，“是啊，今天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凝视着老人，不住地点头，感慨万千。
远处地平线上红日西垂，夕阳的余晖，将群山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红晕，美轮美奂。谈着谈着，老人又要起身为我们端茶，我们不忍再打扰老人，赶忙起身告辞。和老人一起拍照留影后，老人执意要送我们到车边。
车子缓缓启动，拐过一道山弯，驻车回望，老人仍站在高坡处朝我们频频挥手。一阵山风拂过，心头－酸，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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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江西修水人，从事检察、纪检监察工作卅余年。业余爱好收集整理撰写革命题材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