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红了，菊花黄了，霜降临近，可以与秋道个别。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正是收获农作物的好时节，稻谷、瓜果已入仓。
       霜降到了，挖红薯的时候也到了。红薯，最早叫番薯，蕃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域外的、外族的、外国的。毋庸置疑，番薯即红薯，是从外国引种到我国的。

       红薯引入到我国，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成为旧社会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因此，红薯也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稻谷、麦子和玉米的产量都不高，亩产仅200~600斤左右，而红薯亩产高达4000斤，最少也有2000斤。毫无疑问，红薯已跻身我国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之列。        在大集体时代，很清楚地记得，老百姓的囗粮都是生产队按家庭人口发放的，一年每人200斤谷子，外加几十斤红薯丝干，如果不精打细算，到第二年春夏之交就会饿肚子。那时，一日三餐能有红薯饭吃饱的人家就令人羡慕死了，“红薯饭，茶壳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是那个时候幸福的写照。
        直到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了田土，人们像铆足了劲的发条，拼着命把田地种好，还到处开荒种红薯。从那以后，几乎家家户户到了秋季都会储存一仓稻谷，还有一仓干红薯丝，再也不为一日三餐而愁眉苦脸了。         红薯不仅仅可以晒薯丝干做饭，红薯粉也大有用途，能做薯粉丝，做薯粉果，薯粉挞蛋。更值得一提的是，红薯粉还是修水哨子——这道名菜不可缺少的原料。
        忘不了，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母亲很会利用红薯粉来改变一家人的口味，有时晚餐用薯粉果代替，或是薯粉丝，或是薯粉挞蛋，碰上过时过节的，还会蒸上一笼哨子，打个牙祭。那时，尽管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也是其乐融融。
       据记载，明万历1593年间，福建的长乐人陈振龙及其子陈经纶到菲律宾做生意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红薯。
       陈振龙在菲律宾第一次吃到红薯，也第一时间想到家乡粮食紧缺，时常有各种旱涝影响收成，很多父老乡亲都因为粮食紧而挣扎在死亡线上。如今见到这清脆又耐饱的神奇物种，他迫不及待想着把这“宝物”带回国内。         但是，那时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将西班牙人带来的红薯视为果腹宝物，所以严格管制、严禁出境。为此，陈振龙绞尽脑汁，最后将红薯藤蔓绕入麻绳条索当中，浸入水、抹上泥，最终于农历五月份带入老家福建。
      这“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的“宝物”，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扎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
       就这样，蔓入土结出薯，薯育苗插秧，红薯年年续种。后来，陈振龙的子孙及晚辈又继续将红薯传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红薯在全国各处遍地开花，成为北方旱地与南方山区重点依赖的粮食作物。
        我就生长在南方的山区，巍巍青山总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这里水田面积少，旱地相对多些。那时，水稻虽然种两季，由于产量不是很高，早稻交了公余粮后，余下的稻谷所剩无几，一家人的口粮就指望晚稻了。
       我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兄弟姐妹七个，正处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如果单靠那点稻谷肯定是会挨饿的。所以，那时候只要有一寸空地，我们都会栽上一株红薯，只有多种红薯，来年才不会挨饿。        红薯从薯种入土到晒成薯丝干，需要过多道工序，从下种，藤入土、锄草、施肥、割藤、挖薯、洗薯、刨薯、洗薯丝、晒薯丝，这其中的每一道程序，都要出力出汗，只为换得一日三餐的粗茶淡饭，那就最满满的幸福。
      特别是刨薯丝，那时全靠手工刨。无法忘记，在红薯收获的季节，母亲一个人在煤油灯下，每晚都要刨完二担红薯才能睡觉。寒风如锋利的刀把她的双手切割，原来光滑柔嫩的手掌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沟渠般的裂纹。直到后来有了手摇刨薯机，母亲才不需要用手工刨了。
        薯丝刨好后，父亲第二天天未亮就起床担水洗好，然后挑到屋后小山包的晒薯架上铺好，待薯丝完全晒干了就入仓。
       为了一家人不受饿，父母亲可谓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如今，尽管红薯不再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景象。
       对于老一辈的人们来说，红薯可不是现在衣食无忧的人们买一颗烤红薯解馋的东西，而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主食，用来救命的“宝物”。
       今年，我的家乡遭遇百年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且持续时间长达三个月，红薯正在长个的时候缺少雨水，产量明显降低，人们叹息不已。毕竟，红薯曾带给我们的那份温暖，那份幸福，已深深烙印在大家心里。

         徐高国：男，江西修水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致力于用质朴的语言记录多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