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漫长的进程中，以“亲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宗族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文化心理。南宋朱熹撰著《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界定了祠堂的功能与价值。

　　明清时期的“祠堂”是从先秦时期的“宗庙”和唐宋时期的“家庙”发展而来的。除了帝王仍袭用宗庙的名称外，其他各阶层的祭祖场所都称为“祠堂”。因此，祠堂最本质的功能就是祭祖。由此派生出其他功能，如为本族子弟中秀才、中举颁发花红奖励，召集本族的士绅到祠堂聚集，讨论、决定关于本族的一些重大事务。建在州城的总祠还要为进城办事的宗亲和参加考试的童生提供住宿，类似于一个设在州城的接待站。但祠堂更大的一个功能是强宗望族的文化象征意义。
　　在家族制度最发达的江南、东南地区，几乎无无谱之人、无无祠之族。祠堂为族众的社会身份地位提供了保障。在过去，一个没有祠堂归属的人，就会疏离在主流体制之外。对于弱势的外来移民客家人人，在州城构建祠堂显得更为重要。 　　修水（清代称“义宁州”）客家陈姓的建祠活动肇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周折二十余载，至嘉庆八年（1803）终于经始落成，取名“光远祠”，与本地陈姓先期建于州城的四栋祠堂先后辉映。至光绪朝二十年代（1894——1904），一百余年间，“光远祠”一直正常运转。组织者、管理者为本姓几个骨干家族产生的士绅，其中陈寅恪高祖辈、曾祖辈、祖父辈三代成员在“光远祠”祠务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在艰难草创、几度反复的二十余年里，陈寅恪高祖陈克绳与其三个兄弟都参与了筹划、联络、劝捐活动。陈克绳尤其显示了自己的办事能力和魄力，对祠堂的选址、经费的垫付、契据手续的办理等事项均力排众议、一言九鼎，使这件关乎全州客家陈姓能不能构建成一个宗族联盟的第一件大事成功实现。“光远祠”建成正常运转后，陈克绳被推举为总首士，祠堂的印契凭据一直由他收存。为了感激陈克绳对建祠的贡献，其上几代和他本人的神主牌位始终安置在最显著位置。
　　陈克绳年届八旬高龄后，将祠务管理权传给幼子陈伟琳。道光十八年，光远祠后面的住户出售空地，同时“光远祠”创立后全族所盼望的科举发达、功名兴盛没有如愿而至，风水先生建议改变大门朝向。于是公议在族内捐款改门购地，成立了专门的班子，由陈伟琳任总理，其家族其他成员任骨干。这是“光远祠”第二次大动作，陈伟琳写了一篇劝捐序言，叙述、交待扩大祠堂的缘由、目的，表达了光前追远、祀典绵长的愿望，展望“行见光远堂上，人文蔚起，科甲蝉联，合族亦甚有荣”。
　　鉴于祠内公用浩繁，入不敷出，道光十八年十月祭祖时，公议以后全族分成三批承办祭祖事宜，每个轮次44人，来祠祭祖赴席。这样就减少了祭祖人数，降低了规模，节省了费用。第三轮的主祭为陈伟琳，其家族其他成员则为第一、第二、第三轮祠祭活动中的骨干人员。
咸丰五年（1855），陈伟琳去世，其族长名分由次子陈宝箴（陈寅恪祖父）接替，与其乡试同年、义宁州客家陈姓另一个家族的代表人物——进士陈文凤成为全族的一二号人物。                       
　　光绪五年（1879），已在湖南候补知府的陈宝箴从长沙回乡探亲，在祠堂住了一个多月，与陈文凤共商修缮祠堂。两人各捐100两作为倡导，族众踊跃捐款，共达900余两，遂对祠堂进行第三次大修，次年竣工，祠貌焕然一新，倍增壮丽。恰巧祠堂大修落成时，传来陈宝箴荣授河南河北道道台实职的捷报，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候补生涯。合祠喜跃，同声称贺，认为是祖宗默佑之兆。
　　  “光远祠”创建后，至光绪五年，共大修三次，留下了四届《光远祠志》，为后人保存了详实的族史文献资料，提供了过去祠堂的组织领导、日常事务的运作与管理，祠堂运转经费的筹集，祠规、祠仪等长时段史料。这也是“光远祠”具有独特文史价值之处，其他各姓祠堂虽然也有祠堂志，但都只修纂一次，而“光远祠”连续不断地修纂了四次。陈寅恪家族史料得以保存其中，其文献价值之高不言而喻，有待我们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区域史的角度纵深开掘研究。
如前所述，祠堂最主要的功能是祭祀祖先和先贤，同时兼具议事、赈济、奖励等功能，由于祠堂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地位，从而引申出“祠堂宗族”一说。近年有研究者考查宗族制度的历史脉络，大致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春秋以前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宗族；明代后期至清代、民国的祠堂宗族。祠堂宗族以祠堂、谱牒、族产为三大标志，其中祠堂是首要和根本的特征。
　　1949年后，所谓“族产”已经消失，谱牒则保留至今，祠堂损毁最为严重，它们或被房产公司收缴，或被学校占用作校舍、或被粮站占用做仓库，或公家单位占用办公。这意昧着宗族职能与角色的转化，此后的宗族，更多地作为历史文化形态存留于人们的意识中。
　　义宁州城曾经祠宇林立，牌楼高耸。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一个姓有本地与客家之分，虽然同姓，但不共谱，不共祠堂，因此每一姓至少有两栋祠堂；二是义宁州地域广阔，有六千多平方公里，是江西省面积最大的县，联宗建祠到任何一个乡都路途辽远，只有集中在州城建祠。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修水县城尚有祠堂130多栋。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大批可以作为江南民居建筑代表的天井式古建筑挺过了“文革”浩劫，却倒在近二十年的城市大扩张和土地财政劫难中。虽然祠堂随着家族制度的解体而失去了昔日辉煌，但它凝聚了古建筑的精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旅游观赏价值和古建筑研究价值，符合文物鉴定的三项基本原则：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有的文物只有一项，而祠堂则三项俱全。在积极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方面，祠堂比其他形式的文物认定申报慢了一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陈光远祠在1949年后被视为无主房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做过职工夜校的课堂，“文革”中被街道办占用，七八十年代被后面的县党校占去后半部分，九十年代初拆毁做宿舍。前半部分归房产公司，租给居民居住。这栋同治版《义宁州志·建置志》上榜上有名（本地陈姓的四栋祠堂未列入）的古建筑在修水县城中心地带的水泥丛林中延喘到2020年4月，终于被“旧城改造”的正当理由夷为平地。它挺过了拆迁最激烈的时期，却在陈寅恪故里政府大张旗鼓弘扬“陈门五杰”（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擦亮陈寅恪这张文化名片的氛围中化为乌有。若以它所承载的陈寅恪家族史料、历史信息而言，其价值仅次于陈寅恪祖居——陈家大屋。笔者2018年发表《义宁州客家陈姓祠堂“光远祠”研究》一文，结尾云：“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陈寅恪的祖上频繁出入之地。也许明年，或许后年，它就会被‘强拆’。陆象山曾慨言‘学者抵挡不住流俗’。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抢救与它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为义宁陈氏家族史的研究人员，笔者自然希望自己的预测流于空言，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使得预测竟然这么准确。据闻该县正在酝酿重现义宁州古城部分街区，对劫后余存的二十多栋祠堂予以修复。如果能把修复“光远祠”列入计划，辟为陈寅恪家族史料展览馆，展示其价值与意义，陈克绳、陈伟琳、陈宝箴、陈文凤等先贤当含笑九泉。
    
                             原载2021年3月19日《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