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胡宗元诗集序》①
　　士有抱青云之器而陆沉林皋之下②，与麋鹿同群，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空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③。谓其怨邪？则其言仁义之泽也；谓其不怨邪④？则又伤己不见其人。然则其言不怨之怨也⑤。
　　夫寒暑相推，草木与荣衰焉，庆荣而吊衰，其鸣皆若有谓，候虫是也⑥；不得其平，则声若雷霆，涧水是也；寂寞无声，以宫商考之，则动而中律，金石丝竹是也⑦。维金石丝竹之声，《国风》《雅》《颂》之言似之；涧水之声，楚人之言似之⑧；至于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⑨。今夫诗人之玩于词，以文物为工⑩，终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无所于逢；其怨也，无所于伐⑪。能春能秋，能雨能旸，发于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⑫。故余无以命之，而寄于候虫焉⑬。
　　清江胡宗元，自结发迄于白首，未尝废书⑭，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挽，后莫推，是以穷于丘壑⑮。然以其耆老于翰墨，故后生晚出，无不读书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门人次其诗为若干卷⑯。宗元之子遵道，尝与予为僚，故持其诗来求予序于篇首⑰。
　　观宗元之诗，好贤而乐善，安土而俟时，寡怨之言也⑱。可以追次其平生，见其少长不倦，忠信之士也。至于遇变而出奇，因难而见巧，则又似予所论诗人之态也⑲。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⑳。后之观宗元诗者，亦以是求之，故书而归之胡氏。

【注释】
①胡宗元（1012—1082）：字尧卿，江西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本文作于元丰五年，山谷时任吉州太和知县。
②青云之器：青云喻高位或宏图，青云之器指经世之才。陆沉：无水而沉，此谓隐居。林皋（gāo）：指水边的山林。
③独托二句：前句化用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后句言千岁不朽，谓才识之士不为世用，只好以文章为不朽之事。见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④邪：同“耶”，作表疑问的语气词。
⑤不怨之怨：谓发挥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诗既要有怨刺，又要含蓄而不露。
⑥荣衰：荣盛与衰败。有谓：此谓有意。候虫：随不同季节出没的昆虫。
⑦不得其平：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之意，见韩愈《送孟东野序》。考之：敲击它。金石丝竹：此泛指优美声乐。
⑧楚人之言：指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地诗歌。
⑨至于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谓候虫之声纤弱哀切，故拟比末世之言。见《诗大序》：“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⑩玩于词：玩弄文辞。文物：谓文饰物象，此处“文”名词用作动词。
⑪终日不休：每天乐此不疲。无所于伐：谓不会刻意地指责谁。伐，攻击、指责。
⑫旸（yáng）：阳光晴晒。此谓诗人能描绘四时阴晴之变化。工伎：工巧。
⑬余无以命之：我没法为之命名。寄于候虫：只能归类于候虫之鸣。
⑭清江：北宋时为临江军治所，即今江西樟树市。结发：此指童年。废书：丢弃书本。
⑮其胸次五句：谓宗元胸襟宽广，不会在当世杰出人才之下，但前无人荐举，后无人助力，只得老于山林。挽，推挽，荐拔。莫，无人。丘壑，山林。
⑯翰墨：笔墨，此指经籍学问。次其诗为若干卷：编辑其诗歌成集。
⑰遵道三句：胡遵道为宗元次子，时任吉州太和县主簿，与县令山谷为同僚，故特请山谷为其父诗集作序。详见山谷《胡宗元墓志铭》。
⑱安土而俟（sì）时：安于乡土隐居而等待时机。胡宗元一生安居乡里，在“鲁公岭艺松竹，灌圃畦，隐约林丘之下盖二十年。”
⑲至于三句：谓就宗元诗作之奇巧而言，又颇似之前所述工于词章者。
⑳兴托高远：指诗意形象中寄寓的思想感情深刻高远。忿世疾邪：愤恨世俗，憎恶奸邪。此谓胡诗既有很高的艺术性，又有充实的思想内容。

【赏读】
　　写出这一篇说理透彻、评述精准和言辞简练、生动、优美的序文，山谷显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其众多的序言跋语中，此篇堪称为上乘之作。
　　作为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扛鼎人物，作序题跋占据了黄庭坚“了却公家事”后的不少时间。看得出,由于精力有限,山谷作序题跋也是亲疏有别的。感情深者，通常是不惜笔墨；感情浅者，多半是简写了事。像对胡宗元这样，起先为之撰写了长文墓志铭，尔后又为其诗集作序的事例则不多见。原因当是山谷与尧卿既是忘年之交，又是江西同乡，还与其次子在同一县衙共事。有此几层关系，山谷为之作序，于情于理均是一件“却之不恭”的事情。
　　 作者此序开篇即对“诗可以怨”之说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出自《论语·阳货》中所谓“怨”,乃孔子概括诗歌“兴观群怨”四项社会用途之一。山谷认为自古迄今，不少博学品高之士因怀才不遇而退隐山林，在作诗填词聊以自遣的过程中，难免触碰起各式各样愁情怨绪。在他看来，诗不但可以怨，还应为“不怨之怨”，即再怎么怨，亦当怨而有度，不能超越伦理纲常所允许的界限。这与儒家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诗者因人生际遇生变，言之以情，既要将人所不堪之情表达出来，又要胸次释然，保持平心静气的超然态度。即自我调适为含而不露、乃至以逆为顺，这是“诗可以怨”应把控的尺度，故“不怨之怨”，可视作是黄庭坚诗学主张的重要观点之一。
　　接着山谷从“诗以言情”和“言为心声”的角度，将诗歌创作进行了分拣、归类和评点，大致梳理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像候虫那样随季节变换的有谓之鸣；第二类是像涧水奔腾跌宕那样声若雷霆的不平之鸣；第三类像金石丝竹那样“动而中律”的寂寞无声之鸣。所述三“鸣”中，山谷认为候虫之声过于悲催，怨天而尤人，有如末世之哀鸣，似不忍多闻。涧水之声则当看作是物遇不平，则鸣以示人，乃物的机敏；人遇不平，则语出激愤，亦是天性使然，无可厚非。值得称道的当是金石丝竹之声，以宫商考之，则动而中律；以品质论之，则雅俗兼具，犹如诗经之《风》《雅》《颂》，亦如韩愈所言的“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皆鸣之善者也。”此之谓善鸣者，即是恰如其分之言情抒怨，既能使鸣者受压抑的情感得到升华，又能抚慰其受挫的心灵。事实证明，抒怨之诗富有人情味与艺术魅力，往往更能打动读者并引起共鸣。
　　再接下来作者转入序文正题，即诵其诗、知其人，对胡宗元其人以及诗歌作出相应评价：
　　对于胡氏之生平行状，山谷曾在《胡宗元墓志铭》中作扼要介绍：“宗元少以贡进士荐于乡，再试不第，客游高安，年四十，筑草堂于高安鲁公岭，隐居读书二十年。在熙宁六年应诏出山，获授临江军长史，元丰五年五月卒，年七十一。”倘若照此为胡宗元编制一份个人履历表，其人生经历可谓比较简单明了，属于久之怀才不遇而退处江湖之远的隐逸文士类型。
　　依据山谷此序和参照其所撰墓志铭可知：胡尧卿一生为人善良，性格随和，处事从容。打孩童时起即乐贤好学，长成后更是学而不倦，乃至活到老而学到老。山谷认为经数十载日积月累，其学养功底深厚，“胸次所藏”不会亚于任何一位当世名家。他年轻时曾考取过乡试，如同大多数乡贡进士一样，未能趟过会试这座“独木桥”。此后绝了科举仕进的念头，转而寻一方世外净土，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晚年受友人荐举，一度短暂出山做过一任官府幕僚，后回乡以教育宗族子弟为业，直至终老山林。
　　尽管胡宗元是一位长期避世而居、名不见经传的文士，然而，山谷在认真阅读其诗集后，对他“自结发迄于白首，未尝废书”的长相坚守肃然起敬，并以行家特有的品读感受，对胡宗元诗歌作了“遇变而出奇，因难而见巧”的高度评价。认为尽管其一生怀才不遇和不为世所用，却贵在“寡怨之言也”。不但没有“候虫”似的无病呻吟，而且还兼有“涧水之鸣”与“金石丝竹之鸣”的融合之长，真正践行了“不怨之怨”的夫子自道。特别是在诗意形象中寄寓高远情怀、愤世嫉俗中表达深刻思想两方面，做到了“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即“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用后世的文学理论术语来说，其诗歌创作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的有效结合，足可垂范于后学、乃至后世。
　　一般来说，古代“抱青云之器”之士，迈过成功率极低的科举门槛，风光一时之后的长路漫漫，多半难以挣脱“三步曲”式的体制藩篱。首先第一步，致力于立德立功，以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达则兼济天下的同时，自身也可青史留名和封妻荫子。其次，屡遭挫折后，有的心灰意冷，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妥协，转而潜心向学，“立言”以期不朽。不过，这第二步，被视作是儒者末事，属于退而求其次无奈之举。再次，有的看破世态炎凉转而退隐江湖，“与麋鹿同群，与草木共尽”，修身养性，安贫乐道，以求独善吾身。这第三步无居庙堂之高风光，有避世寂寞之清苦，通常只要不“恋栈”，又能预先攒足些银两以备不时之需，则自可择地安然归隐，如胡宗元似的“安土而俟时”。说破玄机：即蛰居山林，待时而动，以图东山再起。
　　然而，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到了黄庭坚、胡宗元之辈所处的北宋王朝统治后期，由于国本根基先天不足，文化盛极一时而后呈下坡趋势，加上外有强敌环伺和侵扰，内有新旧党争纷争不息，以致朝政黑暗、官吏腐败和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像黄、胡这一类有着实打实才能的正直之士，不仅因“前莫挽，后莫推”而难以实现从政之初的理想，而且或因不甘随波逐流、或因不愿选边站队、或因不屑于依附权贵，往往遭受打压、排挤，甚至还免不了因言获罪。其情其状，如置身黑暗无底的隧道，抬头看不到一缕亮光，以致心如止水，再也泛不起一圈涟漪，更遑论步入他们曾孜孜以求的权力中枢。
　　由于个性、资历和家境背景不同，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纠结徘徊的胡宗元与黄庭坚，所作出的人生选择与结局也有所不同。胡尧卿因科举受挫，较早选择了结庐东篱而“穷于丘壑”，虽一度归去来兮，但最终仍回归到陶潜开风气之先的隐逸诗人行列。黄山谷则选择逆来顺受，在纷繁复杂的宦海中苦苦挣扎。总之，无形的体制桎梏阻断了他们的预设路径，导致了难以挣脱的怆然结局。那就是：二人的从政夙愿，前后相继而化作南柯一梦。胡弃官隐居而埋没于山野丘壑；黄则“食贫自以官为业”，长期沉沦于下僚。至于“立言”，山谷算是名大才高而泽被后世；尧卿则是其名不彰、其诗亦未见传于世。至于退隐山林，尧卿可算是捷足先登者；山谷则是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却一直未曾动步，最终以罢官待罪之身而客死于穷乡避壤。如转换一个视角来看：黄、胡均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或者说是封建专制官僚体系的被淘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人可算是殊途而同归。
 　　最后，有所遗憾的是：因胡宗元诗集已散佚，加上山谷在序文中对胡宗元诗句未提一二，更未附举其诗歌代表作为例证，所以，胡宗元先生诗作水平到底如何？后世的人们只知其人而未见其诗，缺少直观感受和实据。不过，他的诗歌既能入一代诗宗黄庭坚的法眼，而且在序文中不吝赞美之辞，可以推想：如在宋诗中别其等第，当至少居中品、乃至上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