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分宁人（今江西修水县人）。在诗、词、书法、散文等方面均卓有成就。诗歌与苏轼并称“苏黄”，为著名的“江西诗派”鼻祖；词曲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书法则名列“苏黄米蔡”宋四家；散文在北宋中后期文坛亦堪称一大家。

【原文】《致景道十七使君书》①

　　昌州使君景道，宗[][] 秀也②。往余与公寿、景珍游，时景道方为儿童嬉戏，今颀然在朝班。思公寿、景珍不得见，每见景道，尚有典刑③。宣州院诸公多学余[道]书④，景道尤喜余笔墨，故书此三幅遗之⑤。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余书不足学，学者辄笔愞无劲气⑥。今乃舍子瞻而学余，未为能择术也。适在慧林⑦，为人书一文字，试笔墨。故遣此，不别作记。庭坚顿首：景道十七使君。五月七日。

【注释】
①  景道：姓赵，名令率，字景道，为宋宗室亲王赵德昭后裔。使君：汉代称呼太守、刺史，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十七：为景道在家族同辈中的排行。
②  [][]：据前后文之意推测，原帖此处脱落“室之”两字。
③  尚有典刑：原指旧有典章制度可资依循，此处指景道循规讲礼。
④  [道]：为多写的错别字，笔者在原帖字旁点了三笔，为删除之意，是山谷处理书写多余别字的常用手法。
⑤  遗：赠送。
⑥  愞：同“懦”，软弱无力。
⑦  慧林：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大相国寺内两大著名禅林之一。
【赏读】
　　致景道十七使君书,又称尺牍、书札、手札，是黄庭坚于元祐四年（1089）在京城任职时写给后学赵令率的一封书信，并随信附赠诗册二幅，共抄写山谷自作七绝八首，以供景道研习书法时作范本临摹使用。这三幅传世书法名帖虽然字数不多、行文较短，然而内含的信息量远比想象的要大，需从以下五个方面作厘清和解读：
　　一、据考证，可知书札的收件人景道为赵宋宗室，名令率，字景道，太祖赵匡胤五世孙，燕王赵德昭之玄孙，华原郡公赵世㬅长子，袭爵东阳侯。书中称谓公寿者，名世享，为景道之叔父；称名景珍者，名令尹，为景道之堂兄。山谷在信中回忆起约治平四年（1067），自己赴京应礼部试时，经岳父孙觉的介绍，结识了公寿、景珍等宗室子弟，并与之交游。当时景道还是一不谙世事的儿童，一转眼二十余年过去了，已长大成人的景道与山谷同列朝班，成为了一位温文尔雅、一表人才的朝中官员。景道其人好学而谦逊，虽贵为皇族后裔，但为人真率，喜结交文友，与苏轼、秦观、晁补之等均有诗文往来。曾授摄昌州知事衔出使辽国，故黄手札开头称其为“昌州使君”，惜乎宋史未见其传和亦无其诗文存世。
　　二、从书中所述“宣州院诸公多学余书，景道尤喜余笔墨”语句可推知，在重文偃武之风的长期熏陶下，当时的北宋皇室研习书法、绘画、金石之学蔚成风气，不仅九鼎之尊的宋皇身体力行，赵氏宗室子弟亦乐此不疲。写得一手好字不仅是宗室俊彦装点门面的要求，而且是他们日后治国理政必备的一门基本功。故此，名动天下的苏东坡、黄庭坚等书法大咖特别受他们追捧和尊崇，能得到心仪的偶像指点更是他们求之不得之事。作为宗室后起之秀的赵景道，即是山谷书法的“铁粉”之一。在信中，时为中下级朝官的黄庭坚，说景道因特别喜爱自己的书法故写此一书札加二诗册赠之，以作为其临摹学习的样本，实则在不经意间道出了景道一直师从自己学习书法。或许是碍于景道皇家贵胄的身份，山谷不便明言两者实质上的师徒关系，这从黄庭坚寄信时特地在收件人名字后加上“十七使君”之“虚衔”，即可看出些端倪。 　　三、黄庭坚写此书札的同时，还特地另外抄写了自己诗作二幅,均采用与信札相同的小字行楷书写，并随信寄送给赵景道，以供其研习书法时参照学习。二幅诗册共录写七言绝句八首（本文只作约略介绍，不一一展开评述）。第一幅先录山谷写给岳丈孙觉（字莘老）的七绝两首，接着书写于京师居室所作的七绝两首。从这四首七绝的内容和所作时间推断：前面的第一、二首当为山谷进京任史官前的旧作。山谷在元丰八年（1085）以秘书省校书郎见召入朝，故此两首旧作至少写于四年之前；后面同框的第三、四首，从其 “右归自门下后省卧酺池寺书堂”落款来看，当为其在京城所写的近作，因为“卧酺池寺”正是黄庭坚在汴京为官时赁居的住所名称。第二幅同样抄写七言绝句四首，是山谷用同韵和作太史局同僚王仲至的“咏姚花”之组诗，当是山谷在京师的最新之诗作。因为所谓姚花，即名贵的姚黄牡丹，通常五月初开花，而山谷手札落款时间正是五月七日。平心而论，这八首绝句中的第三、四首写的是自己在京城任职的感受和心境，较能代表山谷诗作水准；其余六首是友人间的互赠唱和之作，大抵流于此类诗作的应景互动形式，谈不上有多高的诗艺水平。然而，从书法鉴赏的视角来看，这两幅诗册作显然是经过书者精心打磨和刻意取舍的，诸如字形、笔锋、结体、取势均比较收放自如，兼有小字楷、行正体用笔技法，既适合景道作为范本练习，又显示书者超一流大家不凡的基本功力，可视作是山谷传世小字行楷书法精品中的精品。
　　四、或许是师徒间的书信往来，此一手札触类联想似的谈及了乃师苏轼书法。认为东坡书法笔迹娟秀，尚意而重韵，形意并重，自成一体，并将其评为当时书坛之“天下第一”。也就是说，对世所公认的“苏黄米蔡”四大名家，山谷认为东坡书法为实至名归之魁首。当然，这主要是就行、楷正体而言的。在黄庭坚看来，学书要像学画一样，形为意表，意为关键，通其“意”才是打通诸体的路径。所谓“意”指意理，即书法艺术本体的内在法度与书家的主体精神。重形而薄意，疏离意理，也许可观但不可学。为此，山谷反思了自己的小字行楷撇捺开张而稍显瘦硬，世有“长枪大戟”之议，易导致“学者笔愞无劲气”，并郑重建议景道等后学宜以苏轼书法为主要学习对象。这是因为苏字便学而黄字不好学，否则，舍东坡而学山谷，决非正确的选择。其实，苏黄不但诗歌齐名，书法成就亦各有千秋，难分轩轾。二人虽有师徒之分，平时交往实则以兄弟相称。黄在此手札中又说到苏字“用墨太丰”，此前曾戏言东坡字犹如“石压蛤蟆”；而苏轼则反唇相讥山谷字像“挂树死蛇”。由此可见两大书家之惺惺相惜和互相钦佩的前提下，善意的调笑间也指出了对方的某些不足，或者说瑕疵，彼此亦师亦友之关系由此可略见一斑，并传为书坛千古佳话。
　　五、从文后谈到的“适在慧林，为人书一文字，试笔墨”可知，山谷当年作此手札并寄信地点，并非在其任职的秘书省办公室，亦非在其汴梁的居所“门下后省卧酺寺”，而是在佛号驰名遐迩的京城大相国寺。经查史料与综合分析可佐证：元丰五年（1082），宋神宗命京师大相国寺创立慧林、智海两大禅院，此二院后来均成为京都佛事香火旺盛禅林。推想黄庭坚作为书法巨擘、当朝史官和禅宗黄龙派入室记名弟子，当时是应邀前往大相国寺参与佛事活动。事毕后，通常按礼节得为主办方留下墨宝，即是书札中所谓的“试笔墨”。当是时也，山谷道人在禅堂挥毫作书之余，又乘兴给学生作此一手札，并将事先已书写妥当的二幅诗册一并随信寄赠赵景道，以指导其临摹学习。这即是此三幅弥足珍贵的小字行楷书法的出处和得以扬名传世之由来。三幅书帖大小都在平尺左右，加起来一共三十三行，四百一十八字，史上曾为《戏鸿堂法书》卷十三、《玉烟堂帖》卷二十一、《宋贤六十五种》卷四等多个藏本收录，现真迹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最后需指出的是：古代社会在无当今手机、电脑和网络便捷交流的条件下，小字手札可说是古代文士之间最主要且最常用的联系交流方式。此种笔墨通信交流，由于多半是因事临机起意，书者往往不计工拙，即兴提笔书写，不仅最能流露寄件人与收件人之间的真情实感，而且还最能体现笔者的写字水平；倘若手札出于书法名家之手，则更能窥见其积年锤炼的书写功力。细观黄庭坚这一手札二诗册书帖，可看出结体自然舒展，用墨多取扁势，撇捺开张，横排竖列略微偏斜，可见内紧外拓，字正而形阔，既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书写基本功力，也或多或少地显露了山谷行楷曾学乃师苏轼的痕迹。猜想山谷此举是有意选取而为之，意在强调“舍子瞻而学余，未为能择术也”之所言不虚。
　　也许正是指导晚辈习书之所需，山谷此手札与其存世的众多手札偏多用行书笔法有所不同，此手札包括二幅诗册更多采用的是介于楷行之间、偏重于楷书的写法。由此显示了山谷不仅擅长草书、行书，其正体楷书也自成一家，具有不容置疑的扎实功底。假若不具备千锤百炼正体之基本功，甚至“童子功”，黄庭坚草、行书法就不可能在名家辈出的天水一朝登峰造极，堂而皇之地名列“宋四大家”。正如苏轼在《论书》中所言：“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东坡以其经验之谈告诉后学：学书当从正楷为起始，锤实基本功后，方可逐渐向行、草方向循序渐进，是为学书正道。窃以为这种“始于正道”之论，对于消除当今“丑书”盛行的书坛乱象，进而发扬光大传统书艺，当不失其“正本清源”之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