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分宁人（今江西修水县人）。在诗、词、书法、散文等方面均卓有成就。诗歌与苏轼并称“苏黄”，为著名的“江西诗派”鼻祖；词曲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书法则名列“苏黄米蔡”宋四家，散文在北宋中后期文坛亦堪称一大家。

【原文】 《山预帖》①
　　当阳张中叔，去年腊月寄山预来②，留荆南久之。四月，余乃到沙头③，取视之，萌芽，森然有盈尺者④，意皆可弃。小儿辈请试煮食之，乃大好⑤。盖与发牙小豆同法，物理不可尽，如此。今之论人材者，用其所知，而轻弃人，可胜叹哉！

【注释】
　　① 此帖作于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五月间，是黄庭坚晚年书法精品，现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山预：山竽，竽头，“预”通“竽”，绿色叶片盾形，叶柄长而肥大，地下根部球茎状，可食用。
　　② 当阳：地名，现为湖北宜昌下辖县级市。张中叔：当阳人氏，山谷友人。
　　③ 沙头：沙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现为荆州市中心城区。
　　④ 森然：像森林一样茂密，此谓山竽发满了芽。
　　⑤ 乃大好：味道很好。

【赏读】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谪居巴蜀七载的黄庭坚，终获放还赦令。他携家自江安乘船东下，抵万州，与当地一班文友寻山向水，畅游名胜，盘桓多日。后辗转至荆南江陵，因生背疽需延医治疗,只好檥泊而暂居沙头。
　　在此期间，友人张中叔自当阳寄来的一筐山竽，因搁置过久而长满了芋芽，短者逾寸；长者一尺有余。通常认为食物发了芽就不能再吃了，家中孩子们却舍不得扔弃，试着煮熟后尝一尝，竟然别有一番风味。由此可知，山芋发了芽还是可食用的，这与用豆子发豆芽吃是相同的道理。慨乎言之，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总是有局限的，即所谓“物理不可尽”，在细微处，若不能多加体验深究，就易为事物的表象所误。黄庭坚由此推想到：如今当权者的用人之道，往往是与己亲近而熟识者就用之；陌生无交往者则弃之如敝履，以致造成君主亲小人、远贤能的局面，使选贤授能流于空谈，不能不令人大感叹惜！
　　此篇小品文，随写所感，长话短说，寥寥八十四字，是与后生晚辈聚餐后的即兴书写之作。近乎口语化的叙述，谈不上微言大义和文采斐然，但文中所涉及的两项事情需作以下厘清：
　　一、此帖所言“山预”，到底为何物？历来有几种不同见解。说是“红薯”者，显然失之无据和时空错乱，因为红薯即番薯，原产地南美洲，约明万历年间才通过南洋吕宋引入吾邦，黄庭坚所处的北宋时期断不可能有此物。另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预”实为“蓣”的通假字，故“山预”当为“山蓣”，亦即俗称的“山药”。属薯蓣科草本植物，别名有淮山、土薯、山薯、玉延，等等。对此一说，笔者亦不敢苟同。据本人考证，黄庭坚帖文中所说的“山预”，当为“山芋”，即俗称的“芋头”。查阅百度可知，芋头属天南星科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常作一年生作物栽培，吾国是原产地之一。芋头叶片呈盾形，叶柄长而肥大，大多呈碧绿色。属湿生草本，植株基部形成短缩状球茎，称为“母芋”，富含淀粉、蛋白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山芋既是可口的美味佳蔬，又可作中草药药材。《史记》中有载：“岷山之下，野有蹲鸱，至死不饥，注云芋也。盖芋魁之状若鸱之蹲坐故也”。
　　笔者认定山谷帖文中的“山预”即“山芋”，而非众多论者所谓“山蓣”。最有说服力理由是：两者相比较而言：芋头性适湿润，将母芋长久藏于潮湿处极易发芽。芋芽瘦而偏长，烧煮食用口感尚可；而山药适合干爽土壤生长，其杆状根实即便置于潮湿处，也不易发芽。用人工催生的淡白带紫红色的嫩芽，粗而偏短，食之寡味。此外，在山谷的江西修水老家，至今仍沿袭了宋以来在田间地头种植芋头的乡耕习俗。始见于清朝中叶，以“芋头”加薯粉相伴包馅制成、再用竹笼蒸熟的“哨子”，至今仍是修水人逢年过节特有的开味大餐。由此推想，山谷当年遇赦东归，一路游历至荆南，喜见家乡美食置久而发芽，先是不忍弃之，然后是食之而味“乃大好。”一时触景生情，继而乘兴挥写以记之，亦是羁旅怀乡者之正常反应，或者说常有之态。
　　二、帖文中所谓“今之论人才者”，并非一些学者所言的泛泛而论，而是实指藉王安石变法上台执政的新党人士。黄庭坚在此借题发挥，直面熙宁变法最为朝野所诟病的是“用人不当”。
　　山谷回想当初的情形是：王荆公在宋神宗支持下强推新法，因开源聚财之举措多有失当，或者说操之过急，朝中老臣大多持反对意见，导致推行新法几无人可用的窘况。不少奸佞之人，正是利用王安石的急于求成，假借支持变法而投机钻营，谋取高官厚禄。诸如蔡卞、蔡京、李定、邓绾之流，人品私德本问题多多，皆因伪装成新法支持者而得以登堂入室，甚至被视作大才而占据要津。相反，真正德才兼备的的司马光、韩琦等反对派，则是多被排挤出朝，屡遭打击。名大才高的苏轼及黄庭坚等门人，一向不愿陷入党派人事纷争，对新法采取择善而从，不善则弃的实用态度，仍被视作是守旧一派而多被列入“元祐党人碑”，或屡遭贬谪，或被罢职而弃置不用。
　　黄庭坚以待罪之身谪居巴蜀七年，正是拜新党在朝中当权所赐。此番获赦出蜀东归，在路途获悉同门师弟秦观、陈师道已然作古，苏轼也于是年与世长辞；一路相伴自己同行的四弟叔达、侄子牛儿（山谷三弟叔献幼子）亦先后因病离世。亲友多半凋零，本人亦疾病缠身，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隐隐而生。尽管到了晚年，山谷口不臧否人物，不轻议朝政，但正巧遇上“山预”之事，行文中顺便发泄一下内心的愤懑和表露对未来命运不确定性的忧虑，既合乎情理，亦是此篇短文所表达的要旨。事实上，已近花甲之年山谷，此时已进入距生命终点四年的倒计时。为此，他两度推辞了朝廷的任命，随后仅做了九天太平州知州，即遭罢免。两年之后，再度被流放羁管广南西路宜州，最终客死贬所。
　　最后，让我们离开“巴山楚水凄凉地”，把视线转回到《山预帖》本身。这篇行书小札，31.2×26.8cm，6行纸本。此帖整体布局功力老到，结体灵动轻盈，行距均匀与字行偏斜相呼应，字间错落有致，是山谷晚年最具创意与个性的得意之作。相比他之前的同类作品，笔划略偏瘦长，横划由左向右提升幅度稍大，竖划则多顺下向右稍有倾斜，隐隐呈飞扬之态；被称“长枪大戟”的撇与捺略有收敛，更显刚柔并济，清新雅健，给人以一种移步换景似的视觉新奇之感。它是以千古书法名帖的方式被记载下来，并作为国宝级文物而传世的，真迹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