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分宁人（今江西修水县人）。在诗、词、书法、散文等方面均卓有成就。诗歌与苏轼并称“苏黄”，为著名的“江西诗派”鼻祖；词曲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书法则名列“苏黄米蔡”宋四家，散文在北宋中后期文坛亦堪称一大家。

【原文】《上苏子瞻书》①

　　庭坚齿少且贱，又不肖，无一可以事君子，故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②，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
　　伏惟阁下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岂弟，博约后来③；立朝以直言见排拫，补郡辄上最课，可谓声实于中，内外称职④。凡此数者，在人为难兼，而阁下所蕴，海涵地负⑤，此特所见于一州一国者也。惟阁下之渊源如此，而晚学之士不愿亲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则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心于富贵荣辱，顾日暮计功，道不同不相与谋；则愚陋是已没，无好学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 者耳⑥。
　　庭坚天幸，早岁闻于父兄师友，已立乎二累之外⑦；独未尝得望履幕下，以齿少且贱，又不肖耳。知学以来，又为禄仕所縻，闻阁下之风，乐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⑧，传音相闻，阁下又不以未尝及门过誉斗筲，使有黄钟大吕之重⑨。盖心亲则千里晤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通坐通书于下执事⑩。
　　夫以少事长，士交于大夫，不肖承贤，礼故有数，似不当如此。恭惟古之贤者，有以国事期人，略去势位⑪，许通书者，故窃取焉。非阁下之岂弟，单素处显，何特不可，直不敢也⑫，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风》二首，赋诸从者⑬。《诗云》：“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心之所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不得于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与我并世，而能获我心，思见之心，宜如何哉！《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写矣⑭。”今则未见而写我心矣！
　　春候暄冷失宜，不审何如？伏祈为道自重。

【注释】
　　① 此封书信写于宋元丰元年（1078），山谷时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东坡时任徐州知州。
　　② 不肖：没有出息，此为书信开言常用自谦之词。眉宇：眉额，代指容貌，此指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③ 大雅：才德高尚之士。岂弟：同恺悌，和乐安闲的意思。博约：知识丰富广博。后来：此指晚辈、后学。
　　④ 排拫：排斥。补郡：出任州郡地方官。最课：此指政绩考核优等而且名实相符。内外：指朝廷与地方。
　　⑤ 所蕴：自身具有。海涵地负：才德像海一样兼收并蓄，像大地一样负载万物。
　　⑥ 訑訑：自满自足貌。见《孟子·告子下》：“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此以自谦语气，谓对其所言已知道了。
　　⑦ 二累：指上述日暮计功和无好学之志两种态度。
　　⑧ 于魏：指自身所在北京大名府(今湖北大名)，历史上属魏地，故云。彭城：徐州的别称，此指东坡出知徐州。
　　⑨ 及门：亲到老师门下受教。过誉：过格的赞赏，此为苏轼对己赞扬的客气之词。斗筲：原为容量较小的量器，此谓才识浅陋者，为山谷自谦之词。黄钟大吕：古十二乐律中开头两音，声音洪亮。此谓由于东坡对己称赞使自己声名益重。
　　⑩ 坐：贸然、仓促。下执事：在下当差者，谦称。
　　⑪ 国士：一国中的杰出之士。略去：不加考虑。势位：权势职位。
　　⑫ 单素：孤单寒素。处显：特立独行，不求显达。语出《庄子·天地》：“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
　　⑬ 《古风》二首：山谷附在此信中寄给苏轼苏轼的两首古体诗歌，东坡对山谷此两诗评价甚高。以此为苏、黄订交的标志。
　　⑭ 《诗云》两句，出自《诗经·小雅·蓼萧》。既见君子，我心写矣：谓见到君子，已抒发内心情感。写：同泻，此谓抒发、倾吐。

【赏读】
　　黄庭坚于元丰元年（1078）写给苏轼的这封信与所附古风二首，以及子瞻先生的回信与和诗，是北宋两大诗人“苏黄”正式订交的开始和见证，亦是研究“苏黄行谊”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此后，两位文坛巨擘书信往来密切，诗文酬答唱和往复不断，但一直无缘相见。至元丰八年（1085），山谷、东坡先后奉调入朝为官，两位神交已久的大诗人，终于在汴京实现了盼望多年面晤的愿望，并由此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师友之谊。
　　此信一开头，年龄小八岁的黄鲁直对苏子瞻即执以弟子礼。谦语自己无过人的特长，对公认的文坛盟主东坡先生是仰摹已久，却一直无缘亲近身边请益受教；称赞苏轼的学问文章超越前辈，道德风范启迪后人。说苏在朝中因直言敢谏而受到排挤；出任地方官考绩则是优等，内外兼能，名副其实，可谓集博学、才高和贤能于一身，就像大海一样能涵纳百川；像大地一样能负载万物。一地一国出如此杰出人物，作为后学如不能在尊前亲聆教诲，以增长所学之不足，则不是人之常情。而哪些奔走于权贵之门的不学无识之辈，则是把心思用于追名逐利，尽管道貌岸然，实则令人鄙夷，吾侪理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此信中，黄庭坚将自己想与苏轼交往的请求，作了情真意切的表达和入情入理的分析，既不失礼，又很有分寸。
　　接下来黄庭坚说自己非常有幸，打小就受教闻道于父兄师友，故能拒不良习气于身心之外。作为晚辈感到遗憾的是一直无缘仰瞩尊颜，拜师而受教。如今晚生在北京大名府为僚属，先生正出知徐州，彼此相距不算太远，时常音信相闻。虽然未能前来门下拜访，但屡屡听说先生对吾诗文予以热心推介和评点赞誉，以致晚生之声名日重，为世人所知。或许这即是常言所道：心灵相通即使远隔千里，也如面对面常相见；情感相异即便住屋相邻，也会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学生才敢冒昧打扰先生，不惴浅陋给您写来这封信，并随信附上古风二首（另见《古风二首上苏子瞻》），以供先生慧眼评鉴。最后，黄庭坚在信中一再谦称自己为晚生后学，十分恳切地表达了对苏轼高山仰止之情，以及期待拜在苏门下之意。言语入情入理，打动人心，极富感染力。
　　苏黄相交起自书信为媒，正是以黄鲁直写给苏子瞻的这封信为结交标志。从此次二人一来一答的两封书信及相关史料可推算出，苏黄相交之谊，还可从“元丰元年”向前推溯七年，一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辞世为止。也就是说，苏黄相交实则长达逾三十年，且大致可划分为“相知神交”、“元丰订交”和“师友之交”三个时间节点：
　　其一、相知神交。苏黄相交之缘，最初是从品评诗文开始的。宋熙宁五年（1072）的一天，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出差湖州公干，并拜会湖州太守孙觉（字莘老）。莘老既是黄庭坚的岳丈，又是苏轼的故交友人。黄少时丧父，随舅父李常游学淮南，在涟水结识了孙觉。莘老爱其才，“许以远器”（黄庭坚《祭外舅孙莘老文》，还将女儿兰溪许配，成翁婿之好。此次孙、苏主客久别款叙，莘老将时任北京国子监教授黄庭坚的诗文出以示轼，求其指教，且云：“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苏轼《答黄鲁直书》）；苏轼阅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且“观其文以求其为人”，知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对于黄氏的文风与品格深以为然和不吝夸奖，由此拉开了苏黄相知之序幕。
　　至熙宁十年（1077）， 由于黄庭坚舅父李常（字公择）的介绍和引鉴，苏对黄诗文及人品又有了进一步了解。是年，苏轼自密州赴河中，途经济南，与时任齐州知州的老友李常盘桓多日。李常出其甥诗文求正苏轼，且于庭坚其人多所议论。苏称赞黄“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答黄鲁直书》），一再声言乐于与其结为至交。
　　正是孙觉、李常与苏轼的友情，以及对黄庭坚的推介和荐引，使苏了解了黄的人品，见识了他的学养，从而初步架起了苏黄之谊的桥梁。苏对黄的认可及推扬，当然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反馈于黄庭坚，故黄在《上苏子瞻书》里说“传音相闻，阁下又不以未尝及门过誉斗筲，使有黄钟大吕之重”。表明此前素昧平生的二人，虽迟迟未能谋之一晤，但通过友人的介绍有了初步印象，并通过相互阅读各自诗文增进了解，进而通过书信来往而成为知音好友。
　　其二、“元丰订交”是师友之谊的一个里程碑。苏黄彼此正式结交，正是以黄《上苏子瞻书》为起始；苏在接到并阅读黄来信及附诗后，甚感欣慰。由于受家人接连患病所累，约过了半年，才郑重其事地写了《答黄鲁直书》，且随信奉和古风二首，并托北上公干的一位郑姓朋友将答书与和诗转达给黄。苏回信中表示自己十分乐意与黄这样博学多才、品格超尘脱俗的人结交为朋友。两位大诗人酬答唱和的四首古风诗，细品起来同样有着书信语言对话般的亲切感，不仅言辞恳切地谦慎自我，恰如其分地夸奖对方，而且还引经据典，托物言志，表达了彼此钦佩、惺惺相惜之情和愿结交为友的共同心声。黄鲁直拜读苏回信后，再度寄信给子瞻，对先生之“不以污下难于奖拔接引”难抑感激之情，并表示将“勉奉鞭勒，至于胜任而后已”（《与苏子瞻书》）。至此，苏轼与黄庭坚正式订交，两人亦师亦友，通过书信来往和诗文唱和频繁互动，共同谱写了一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美好时光。
　　不料到了翌年，因与变法派相龃龉而引发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一度被捕入狱，差点丢了身家性命。当时，苏黄交好，人所尽知。故苏在受审时想方设法不牵累黄，绝“不说曾有黄庭坚讥讽文字等因依”（朋九万《乌台诗案》）；黄最终不免受到牵连，被罚金且平调江西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任县令。他对此毫无怨言，并托人多方奔走为苏解脱，苏黄之谊经历了一次生死患难的严峻考验。随后苏轼被贬谪黄州，虽然限于客观条件，彼此诗歌唱和一度大为减少，但书信相问从未间断。此后，二人不仅在诗歌上并称“苏黄”和书法同列“宋四家”，且政治生命也联为一体而共所进退，结下了“相依在平生”而终身不渝的深厚友谊。
　　其三、师友之交。苏黄名为师徒之交，实则是一种对等的朋友关系。到了旧党重新得势的元丰八年（1085），对苏黄来说，是一个时来运转的好年头。先是当年四月，黄庭坚从德州奉调入朝为秘书省校书郎，参与修撰《神宗实录》；随后，苏轼亦于是年六月闻命复朝奉郎起知登州，随即又以礼部郎中召还，当年底抵京都。相交结识数年的苏黄，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翌年开春，山谷即往城西苏府拜会东坡，并面对面向苏轼行拜师礼。多次错过相见的二人，终于在汴京正式结为挚友兼师徒。
　　苏黄在京都聚首，黄庭坚正式入列苏轼门下。经苏的不断提携和推荐，黄在京师名声大震，成为所谓“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之首和“蜀学”阵营举足轻重的人物。苏黄二公均博学多识，于诗文词赋、书画哲思都堪称天纵之才。两人酬答唱和本身就具备着很强的影响力，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又使这种影响力大为扩张发散，从而产生鼓行士林的强大磁场效应，在苏、黄的周围形成了的大批量的作家群体，为北宋中后期文化的高涨大开契机，共同开辟和引领着一个时代文化走向高潮。此后近四年时间，大批文学俊彦聚集在苏黄的大旗之下。他们聚集京都，或交汇思想、讲道论艺、诗酒娱乐；或出入馆阁史局，修史作赋、立本儒学、濡染释道；或公暇之余，切磋诗文、鉴书赏画、游集宴乐、酬唱赠答、逞才斗学；或呼朋唤友，郊野寻芳、山中赏月、踏雪寻梅、湖上泛舟、寒江垂钓。总之，通过丰富多彩和不拘一格的文学艺术活动，营造了一个盛况空前的“京都文化圈”，进而播及到大江南北，乃至影响到全国。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元祐四年（1089），由于受重新执政的新党的排挤，苏轼自请外放杭州。随着新旧党争的愈演愈烈，加之扛鼎盟主的离去和苏门文士的逐次被贬外放，盛极一时的京都文化声势大减，渐趋式微。
　　此后十余年，苏黄厄运连连。才大名高的苏轼先后被贬岭南的惠州、继而儋州，九死一生，最终病逝归途；与东坡仕宦生涯共所进退的山谷，亦先后被贬黔州、戎州，最后在贬所广西宜州作古。在接连遭贬谪期间，二人只在鄱阳湖因泊船避风而匆匆见过一面。此后天各一方，除书信往来外，苏黄再未相遇。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坚放还出川至荆南，惊闻苏轼卒于常州。山谷悲恸不已，作十余首诗词缅怀，至太平州遥设灵台拜祭。后来他还请画师画了一幅半身坡公像，悬于室中，每日早起瞻拜，奉之终身。据《邵氏见闻录》记载：“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叙哉！’”苏黄同舟共济、至死不渝之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笔者意犹未尽，特补写上一段并非题外的话。古之文士仁人，凡有建树者，莫不善友而重谊。《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然而，古往今来，文人之间的“撕逼”现象亦屡见不鲜，故魏文帝有道“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典论·论文》）。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论之，在中国古代文化鼎盛时期的唐宋，盛唐的“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深情厚谊；南宋“词中巨龙”辛弃疾与“主战志士”陈亮的莫逆之交，都曾为人称扬不已，传为文坛佳话。而前承“李杜”，后启“辛陈”的“苏黄”之谊，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特别是同宋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紧密和广泛深刻的联系。考察苏黄友谊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有助于探寻北南两宋文化的发展轨迹；有助于加深对苏黄留下的大量诗词文赋、书画经典作品的鉴赏和研究；有助于探究苏轼建立的“蜀学”和黄庭坚创始的“江西诗派”对两宋、乃至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及文化意义，进而从更细微视角诊断出：一直被认为积贫积弱的宋王朝，为什么在华夏历史演进中能开创出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文化盛世，而无须加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