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苏黄唱和

　　黄庭坚自拜入苏轼门下后，便以通经达史之博学和蜚声海内外的诗文作品，一跃成为仅次于东坡的苏门学府中坚台柱。他非蜀籍人士并声称从不结党，仍理所当然地被外界列为蜀党的二号人物。虽然他的官职比向来不喜动声色的苏辙差了一大截，但文学界与官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看实力、靠作品说话，从不以谁的官职大小和地位高下而论“英雄”。

　　说实在话，苏辙能位列“三苏”、乃至“唐宋八大家”之列，或多或少是沾了点父兄的光。黄庭坚与之比硬实力，除了散文一项两人各有千秋、互有长短之外，其余如诗歌、诗文理论、词曲、书法、音律、绘画鉴赏等，山谷无疑都在子由之上。

　　黄庭坚与苏轼从早年订交到京城同朝为官，经历了十多个春秋的考验，到元祐元年二人终于在京城相逢，从此苏、黄并称于世。两人政治上同声相应，学问上相互砥砺，可谓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上承李、杜（李白、杜甫），下启辛、陈（辛弃疾、陈亮）之牢不可破的友谊，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不同凡响的灿烂篇章。

　　元祐元年四月，朝廷面向全国选拔政事、文学、史学、行谊方面的人才，经过层层筛选，被荐上来的13人召试学士院，由翰林院学士苏轼亲任主考。结果毕仲游、张舜民、晁补之、张耒、廖正等以优等入选馆阁之臣。

　　馆阁之臣虽为中级朝官，官衔、待遇不算太高，但非学问大家不能充任，故向来被天下文人视为可光宗耀祖的一项殊荣，其名誉可类比或相当于后世的国家科学院院士。就算是你才学不足以充其任，但顶着这道耀眼的光环，吃香的、喝辣的不说，就是与人相见时递上这大名头的名片（倘若能在大名之后的括号中加注相应的官衔级别，或虽为副职而加注“主持工作”之类的字样，效果会更佳），足以唬得不明就里的对方毕恭毕敬地叩首，连称仰睹尊颜而三生有幸的。

　　京城馆阁史局人才荟萃，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为其中翘楚。在他们周围又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大家共同尊奉苏轼为盟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门下渐有所谓“四学士”之名，即已入馆阁的黄、晁、张，再加上秦观。秦观于元丰八年中进士，次年由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后以善婉约词而名列“四学士”之次席。

　　大名鼎鼎的“苏门四学士”之外，另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即所谓“苏门六君子”。此外，在苏、黄的吸引或举荐下，还有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廖正一、李禧、董荣组成的所谓苏门“后四学士“，以及邢惇夫、王定国、王直方、刘景文等一批俊彦皆聚集于朝。难得的历史机遇使他们在元祐初年走到一起来了，在承担朝中各自的职掌以及密集的交游唱和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造就了北宋文坛又一空前的文化盛况。

　　元祐文学的兴盛得力于苏轼勇于担当、主盟文坛。其一生之中，始终如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也是以培养和扶持文学后进为己任的，尽全力去发现、支持、提携文坛新人。苏轼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兴盛需要依靠群体力量，故注重把文化精英和可塑青年文学人才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期仰仗集团优势和梯队接力来推动北宋文学的振兴和繁荣发展。

　　黄庭坚之名震京城，正是由于苏轼不遗余力的推荐、游说、鼓吹和极口褒赏。如苏轼《举黄庭坚自代状》云：“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按照宋代官制规定，官员因事暂离某职，可举人自代。苏轼举黄庭坚代理其翰林学士之职，由于政敌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但足以见对黄庭坚才学的首肯和信任。

　　又如《宋史·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咏才，少有异材，晁补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再如《宋史·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邵博的《见闻录》里所说的一则事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从以上苏、黄的一席对话中，不难看出苏轼、黄庭坚作为一代文学大师，是如何不遗余力、循循善诱、呕心沥血地提携和奖掖后学的。正是他们的这种甘当人梯的精神，才促使元祐时期大批文学精英的脱颖而出。

　　公暇之余他们常在一起游集宴乐，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大畅平生师友之情。当时，苏轼的私邸类似于一个文学沙龙，苏门中众明星时常相聚于此对诗文品评切蹉，每每在调侃笑谈中表达自己的见解，不时迸发出机智幽默的火花。当然，在此类文学活动中，苏、黄不仅是发起和组织者，自然还得在其中扮演主角。

　　由于环境宽松，苏、黄与众文士的品评言论相当自由，沙龙往往演绎成各抒己见、各显其才和各家争鸣的良性互动。南宋笔记体文学家吴曾称苏门“四客各有所长。鲁直长于诗辞，秦、晁长于议论”，还引张耒诗曰：“长公（东坡）波涛万顷海，少公（子由）峭拔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文（少游）倩丽若桃李，晁论（补之）峥嵘走珠玉。”（《能改斋漫录》卷十三）

　　在儒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儒、道、佛兼容通融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撇开党争纷议来说，宋朝文人的文化结构大都有此特质，苏、黄及门下弟子亦然。他们都是本于儒学又濡染道、释的，未入仕即以居士自命，以道艺处士自期；居庙堂之高，则以自由人格自重，以通晓佛理自慰。苏、黄的友情和默契，就在于他们政治思想、人生观、宇宙观的相同或相近，才能做到所谓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一般认为苏、黄政见上均略偏于保守，故一同被视为反对变法的旧党中人物。但与众不同的是，尽管他们都是新法反对者，但在任地方官职时，他们对于新法中的一些明显有利民众的举措，都能力所能及的贯彻执行。当旧党上台尽废新法时，他们又都持有“合理取舍”的保留意见。所以，在政治舞台的新、旧两党的频繁轮替中，二人总体上同属于从不结党、无功利目的和两不沾边的中间派人物。

　　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上，苏、黄均认为宋代文化处于登峰造极唐代诗文之后，不能无所作为的学唐趋唐，而是要通过艰苦探索而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辉煌前景的发展之路。

　　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豪地声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等于是告诫世人：我之文以开拓创新为务，无所谓风格，不受任何约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受乃师启发，黄庭坚也一再声言：“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着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我不为牛后人”、“为人后计终后人”等等。由此可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锐意创新，苏、黄不仅是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是目标一致，身体力行。

　　苏、黄在主张文学创新的大旗下，又有着创作方法上的差异。苏轼是不世出的天纵之才，行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走的是一条常人难以企及的先赋型创作道路；黄庭坚主要靠勤学苦练成才，行文讲究法度，规摹古人，锻造句律，强调夯实基本功，诗词学问要从书本中来，走的是一条依靠后天努力的后致型创作道路。

　　创新路径的选择不同，二人的个性风格亦明显不同。苏诗气象阔大，如大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敬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开辟了不同的创作道路。

　　东坡诗文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任性而为，锋芒毕露，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山谷诗文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主要在用字造句及体裁、格律上下功夫。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

　　这是黄庭坚关于诗歌方面具有原则性的理论。他认为诗歌是个体性情的表现，不宜用以过多的参与政治，议论是非。只能发于呻吟调笑之声，使作者自我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可以合于歌舞的篇章，才是具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后来他评述乃师苏轼的某些作品也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答洪驹父书》）

　　苏、黄在京师供职和相聚约三年半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其间两人唱和诗词有近百篇之多，大都是情调高雅，主题较为集中，涉及的几乎都是畅谈朋友之谊及林泉志趣。可以说任职京师期间，由于与苏轼的交往和唱和，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高峰期。

　　元祐元年春，山谷作《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东坡依韵和作《和黄鲁直烧香二首》之后，两人似乎意犹未尽，又再作《再和二首》、《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一般来看，赠香、烧香本平常琐事，为何一唱三叹而不已？细品赏析诸篇，则见多以佛典禅经珠发妙语，传达出世之思，既含机锋，又富谐趣，恰如山谷诗所言“九衢尘里偷闲”、“深禅相对同参”，表现出心神两契的不凡情义。

　　又如苏轼作《送杨孟容》且“自谓效黄鲁直体”，而山谷有次韵《子瞻诗句妙一世……》表示逊谢；东坡为《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山谷皆次其韵……苏、黄唱和，既交流了情感，实现了心灵的沟通和艺术主张的互动，又开创了一种新的文风和诗韵，故有：“元祐文章，世称苏黄”（胡仔《苕溪渔隐从话》）之说。

　　以苏、黄为核心的文友之间诗酒唱和活动，往往流连胜景，他们经常结伴而行，足迹遍及京城内外的名胜古迹。在以诗文为主的文学活动中，还偶有著名画家李公麟、知名书家米芾等挥毫泼墨，在史料中留下熠熠生辉的记录。

　　有一天，当朝驸马王诜（字晋卿）在家中西园举办文化名家盛会，京师16位大佬级人物应邀出席，这即是中国艺术史上有名以画记载下来的“西园雅集”。（ 北宋李公麟创作的名画《西园雅集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开创性和奠基性重要地位的作品。后世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李士达、原济、丁观鹏等，都曾画过同一题材的画作）

　　当时李公麟（字伯时）作画，米芾（字元章）题词。画里一张石桌陈列于苍松翠竹之下，众人在花园中坐定，或驻足、或作画写字；隐隐见一只夏蝉飞向一条小河，河边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美丽的侍妾，发髻高耸，首饰靓丽，侍立于桌后；东坡“乌帽黄道服，提笔而书”，山谷“团巾茧衣，手秉焦扇而熟视”，王诜在旁边观看。另一桌上，李公麟正书写一首陶诗，子由、张耒、晁补之围在桌旁观看；米芾正站着在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一老树根上，正在聚精会神听人弹琴；别的人分散各处，以或跪或站的姿势入画；余下的则是和尚和文人雅士，皆各具姿态，令人叹为观止。

　　元祐二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苏、黄等同游顺天门外的金明池。黄庭坚有《次韵宋茂宗……》诗，苏轼作《和宋肇游西池次韵》篇；夏间，东坡叔丈王宣义致书求红带，轼“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秋末，苏轼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谓“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庭坚《次韵子瞻送穆父二绝》，亦有“谪官犹得住蓬莱”之句；冬季，庭坚作《嘲小德》言子相之可爱，苏轼有《次韵黄鲁直嘲小德》，又于题中注云：“小德，鲁直子，其母微，故其诗云‘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且以“名驹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叹赏，悦同山谷；暮冬，庭坚有《拟省题岁寒知松柏》诗咏松自喻，“心藏后雕节，岁有大寒知”，苏轼作《和黄鲁直效进士》亦云“炎凉徒自变，茂悦两相知”。此外，苏、黄结伴游览城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当年在宫墙上的题诗，想起荆公壮志未酬已然谢世，两人不免感叹人生无常，均作有《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避》诗二首。总之，这一年之中他们交往唱和频频，神契可见。

　　元祐三年正月，翰林学士苏轼奉命主持知贡举，同知贡举的有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三位主考大人在太学搭台上任的头一天，就为在朝臣中推选负责评卷把关的参详官而进行了商议。

　　苏轼对孙、孔说道：“蒙太皇太后的恩典，令下官主持今次恩科进士考试。由于时间仓促，对负责命题、阅卷、录用把关的参详官的才学要求很高，二位大人可有恰当人选？”

　　“苏大人才高八斗，名满天下，自然是慧眼识才。大人直接提名人选，我等会签付署奏报朝廷批办即可。”孙、孔谦逊地回答道。

　　“下官本已拟定黄庭坚、陈轩两位，论才学，这二人堪当大任。但一想起去年我因病不能视事，曾举荐黄庭坚代行翰林学士职事，结果遭到赵挺之等人的交相攻讦，不仅事情没办成，还让鲁直大受委屈，现在仍是心有余悸啊！”

　　“用黄庭坚和陈轩，可谓众望所归呀！古人言：‘大行不顾细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此事就这么定了，我相信孙大人也不会有意见。”孔文仲坚定地对苏轼说。

　　“用黄庭坚对我来说是内举不避亲。这两位也一直是下官看好的人才。苏大人，不必犹豫啦，有什么事我们三人共同担当吧！”孙觉说得更加爽快。

　　“好吧，既然二位大人与我意见一致，此事就这样定啦！”苏轼最后拍板定夺。

　　这次进士恩科会试，规模超过以往。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李公麟、李昭玘、廖正一、蔡肇、陈轩、单锡等十五人参详、校定、点检试卷。一时天下举子凡4732人，并集太学应试。

　　到了正月二十一日“锁院”之日，众考官进入礼部试院即关闭院门，要直至三月初一日考试结果出来。在此期间，考官不得回家住宿，不准会见亲友，活动范围只能在试院围墙之内，门口有禁卫严加把守。

　　为期近一个半月的“锁院”，在前面的命题和评卷阶段，由于每天忙于事务，日子倒还容易打发，难熬的是评卷完毕到礼部录名公榜这十天左右时间。大家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最初相处的新鲜感没有了，取乐讲笑话、拆字、猜迷、对对联等，玩了多个轮次后，再也提不起兴趣。于是，倒计时最后几天的活动，在百无聊赖中，多由前面的集体活动为主变成了个人松散的自由活动。

　　一天晚饭后，苏、黄在试院内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黄庭坚告诉苏轼说：“考校官李伯时这几天足不出户，笔不离手地作画自娱，据称最近自感打通了任、督二脉，创作的均是上等绝品。”

　　“有这等事，你我不妨径直到考校馆看看去。”苏轼拉着黄庭坚快步走。

　　“哦，原来大家都在这儿，看来还是伯时兄的画吸引人啦！”苏轼对众人作揖道。

　　“那里呀，我们与其憋在这里难受，还不如自寻活络消遣消遣吧！”李公麟一面说，一面向大家展示他刚创作的一幅俊马图。

　　“好马呀，形态逼真，奋蹄绝尘，我看伯时兄画的俊马与前朝的韩干不相上下。诸位均是成名日久的大诗人，我提议每人作诗一首，公议最佳者入选题画诗，好马配上好诗，才能算是珠联璧合呀！”苏轼说出了大家的心愿。

　　半个时辰之后，在场10多名考官共作诗15首，经过公议推选和无记名投票，确定最先成诗的黄庭坚《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为第一，苏轼作的《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虽格调高雅，由于是依黄诗原韵而作，只能列在第二。录黄诗如下：

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

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藖逢一豆。

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

　　从这一天开始，配诗作画，就成了大家乐此不疲的固定消遣节目。众人为大画家李公麟作了多首题画诗，大多公议苏、黄交次夺魁，可谓诗画交相辉映。有时苏轼技痒难耐，也会乘兴与李伯时在同一幅画上挥毫泼墨。如黄庭坚著名的《竹石牧牛图》一诗，吟咏的就是苏、李联袂作画的产物之一。该诗序云：“子瞻画丛竹怪石，伯时增前坡牧儿骑牛，甚有意态，戏咏。”诗曰：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锤，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众人在反复品味这首诗后，一致称好。认为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有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句式(《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大约在“锁院”倒计时的最后三天，因憋屈得实在太久，作画写诗再也提不起大家的兴趣。百无聊赖之下，风水轮流转，众人又回到最初的说笑的话题。因为山谷屡夺题画诗的魁首，众人一致推举他率先起一个好头。

　　黄庭坚推脱不开，就说起自己以往经历的一则故事：“一船人过渡，内中有一妇人和一和尚。那妇人不留神放了一个臭屁，众人骂道：‘是哪个没廉耻的，放这样的臭屁？’妇人羞得从脸到脖子根通红。旁边一和尚忙替她解围道：‘列位休怪，是小僧一时失措。’众人见他承认，便道：‘你这和尚好不晓事，臭得熏人。’和尚不停地念阿弥陀佛，算是向大家赔礼道歉。那妇人躲过一劫，感激得想落发为尼，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唯有出家戒色的和尚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足见佛法普渡众生。”

　　大家被逗得吟笑不止，众口一词地说是黄庭坚偏造的“屁事”。

　　张耒自告奋勇地接过“屁”话说：“湖州有一通判肠胃不好，一次在衙门大堂上放了一串响屁。为了掩饰，就用脚在地板上使劲摩擦，想用摩擦出来的类似屁声混淆视听，以蒙混过关。那曾想身边一位老衙役竟将他的心思一语道破：‘长官，声音可以掩盖，气味怎么办？’周围的人都捂着鼻子一齐看着通判，他恨不能打个地洞钻进去。后来此衙役久不得提拔，忍不住诘问长官，何故？通判斥曰：‘此前屁大的事都关不住嘴，何堪担当大任！’”

　　众人笑得前仰后翻，好一阵才平静下来，随后又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通判在衙门大堂公然打臭屁似有不妥，但老衙役的直言快语却未免给人不良善、不宽容和为人刻薄恶毒的感觉。有的说同样都是人和屁事，和尚、老衙役，一个是善者一个却是恶人，看来人与人相比，做人的差距还是蛮大的。还有的反问黄庭坚道，那妇人一定是风韵犹存的美人，和尚才肯舍身怜香惜玉，倘若换成一个丑陋不堪的黄脸婆，和尚还会管别人裤裆后的屁事吗？

　　黄、张二人见众人兴致不减，自有一种瓦舍书会才人受到热捧的成就感，本想着再续一个精彩的话题，不料院吏来报开膳时间到了，众人只好依次往试院特设的小饭堂就餐。

　　礼部进士榜公布了，终于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入围锁院的主考官们如释重负。但苏、黄均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一致看好的李廌的不幸落榜。为此，苏轼作有《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一篇；黄庭坚亦作有《次韵子瞻送李豸》，两人均对其落第感到惋惜。由此可见，北宋的会试制度的严密和公正，就算李廌与领头的主考官苏轼、评卷的参详官黄庭坚关系好得能称兄道弟，而二人对其落榜之事也是无任何转圜余地。窃以为李廌的不幸是其早投胎出生了若干年，一位有如此硬的后台的考生，假使穿越时光而放到当今，只要主考官暗示一下，随便在评卷、核分或体检某个环节做一下手脚，李廌中个进士还算是个事吗？

　　宋代文人喜逞才斗学，他们除了工诗善文之外，还大都是棋、琴、书、画样样皆能。论诗文、词曲、书法之功力，当时有诗歌苏、黄齐名；词曲苏轼为一代豪放词宗、婉约词则秦七（秦观）黄九（黄庭坚）并称；书法有“苏、黄、米（米芾）、蔡（蔡襄）”为四大家的说法。作为弟子的黄庭坚大多是被老师苏轼压过一头，这一点黄庭坚本人也是心悦诚服的。但是，每逢嘻闹游戏的场合，师徒斗起嘴来也是暗含讥讽、互不相让的。

　　有一天，二人应邀参加康王府的一个宴会，听说苏、黄两大词曲高手光临，王府召来的几个花枝招展的歌妓正弹唱起两人的词作。由于苏轼那首著名的豪放词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不甚合乐，一非头牌歌妓草草演唱了一遍后，就没再有人接唱苏曲，反而是黄庭坚在太和任上所作的一组雨中吟咏的《减字木兰花》被接连演唱。头牌歌妓还频频上前给黄劝酒，黄庭坚故意大声道：“苏大学士在此，黄某怎敢夺头牌？”苏轼佯装看不惯，拂袖而起身走开了。

　　黄庭坚却若无其事，依旧大快朵颐。第二天，苏轼似乎余怒未息，跑到黄庭坚住处酺池寺的退听堂责备他说：“你还在得意那件事情吗？昨天酒宴上有歌妓，我心中却没有歌妓；今天这书房里没有歌妓，可你的心里还满是歌妓，劝汝好自为之吧！”说罢，扬长而去。

　　康王府宴会过了一段时间后，黄庭坚才从秦观处得知，前些时间，苏轼曾向太皇太后保奏自己升任位高权重的起居舍人，因监察御史赵挺之联合洛党人士的极力阻止而未能如愿。原因正是赵等人搜集了黄庭坚早年所作的一些艳词为借口，攻击他一向作淫词好色、品行不端而不能充大任。至此，黄庭坚才明白苏轼所谓“心无歌妓”的良苦用心，对苏轼更加敬服。此后双方唱和多采用诗歌的方式，极少再到京师风花雪月的场合填词作曲，也算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保护吧！

　　苏、黄均是闻名天下的书法大家。一般认为苏轼的书法“尚意”，主张率性而为，直抒胸意；黄庭坚的书法“重韵”，主张典雅厚重，不落俗套。正因为两人书法风格的差异，导致彼此在互相欣赏的前提下，常常相互调侃戏弄。根据南宋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中记载：有一次，苏轼和黄庭坚结伴到大相国寺“淘宝”，两人在古碑书帖上各有斩获，高兴之余，一路上谈论起书法。

　　苏轼开玩笑对黄庭坚说道：“黄九，你的字虽然清劲爽逸，但是有时笔势太过于清瘦，好像树梢上挂蛇一样。”

　　黄庭坚一听，也半开玩笑地对苏轼说：“大苏的字，天下人都叫好，我固然不敢妄加议论，但是我有时感觉到您的字有点墨痕褊重，就像石头压蛤蟆一般。”

　　两人言毕，都禁不住哈哈大笑。因为苏轼的书法字体“丰腴”，“石头压蛤蟆”的比喻非常形象生动；黄庭坚的书法字体“瘦长”，“树梢挂蛇”更是一针见血。

　　黄庭坚精于茶道，一生以茶为载体的诗词多达64首，其中诗53首，词11首，在北宋文学家中名列首位。他认为家乡的双井茶甲天下，自谓“分宁一茶客”。连欧阳修也曾称赞双井茶为草茶中的极品。

　　每逢苏轼过府造访，黄庭坚都会拿出珍藏的双井茶招待好友。东坡品茶性偏急，往往三下两下饮完了事；山谷则习惯在细饮慢嚼之间品尝茶趣。黄有《双井茶送子瞻》，苏作《次韵为谢》以答。山谷取笑东坡为“牛饮”，东坡则说山谷是“老牛拉破车。”

　　双方互不服输，有时又拿出围棋来再较高下。黄庭坚棋艺堪堪在苏轼之上，赢多输少，常笑称苏为“臭棋娄子”；苏轼则狡辩说“棋为小道，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并坦承黄庭坚的《弈棋二首呈任公渐》是写围棋的绝妙好诗，但又说诗好未必棋高，论棋艺彼此则是半斤对八两，即便黄今天侥幸赢了一两盘棋，也是自己的疏忽所至，下次再来一定给你黄鲁直一点颜色看看。

　　如果双方都觉得饮茶、弈棋尚不过瘾，不论是在苏府还是黄宅，都会命人上酒上菜，并取来大酒杯来比试酒量高低。二人一杯接一杯地开怀对饮，往往都是一饮而尽。苏轼酒性豪爽，但酒量不高，饮少辄醉，一醉则席地而卧，不一会便鼾声如雷。过一会儿醒过来，照样能谈笑风生，或咏诗作对，或即兴挥毫作画，而且往往能创作出传世的精品佳作。酒量大一些的黄庭坚见状常感叹：“非凡人，乃神仙中人也。”

　　苏、黄不仅同是文学大家，在烹调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黄庭坚在北地为官多年，为让母亲适应北方的口味，学会了做面食，特别擅长做小笼包子。苏轼厨艺则更胜一筹，除了广为人知的东坡肘子、东坡饼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亦堪称一绝。一次在家休息，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做好的鱼藏到了碗橱顶部。

　　黄庭坚进门故意问道：“今天特来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

　　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蘇者，上草下左鱼右禾。”

　　黄庭坚又问道：“哪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

　　苏轼回答说：“似乎也可以。”

　　黄庭坚接着又问：“哪这个鱼放上边行吗？”

　　苏轼十分肯定地回答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

　　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

　　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吃了个哑巴亏，只好拿出鱼让黄庭坚大饱口福。

　　苏、黄的交往唱和，既有诗文创作上的鸿篇巨制，也有生活中趣妙横生之小品俗事，友情加快乐成为苏、黄京城同任朝官、密切交往相处的主旋律。

　　苏、黄一为天赋型全才，一为勤苦型通才。二人均博学多识，于诗文词赋、书画哲思都堪称名家巨匠。他们本身就具备着很强的影响力，二人的深厚的友谊又使这种影响力大为扩张发散，从而产生强大的磁场效应，形成了以苏、黄为中心的大批量的作家群体，共同推动着宋代中后期文化走向复兴。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苏、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二人以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文作品，展现出了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另类“清明上河图”。

　　倘若将东坡的艺术生命样式视为一端，山谷则可算作是以同样不凡的艺术存在形态的另一端。在他们相类似又相差异的艺术人生中，人格的力量、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创造力显得如此丰富强大，足以穿透近千年岁月风沙堆积的屏障，发出两道永不暗淡的、飞越历史时空的集束光芒。

　　总而言之，北宋文化吸纳了此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互擅胜场，更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精神和气质卓然自立。其中蕴涵的神韵与智慧，信念与意识，标识与品质，是承前启后，古今相通的，达到了超凡脱俗、深邃隽永的艺术境域，足以让读者在欣赏、联想之余，感悟历史的律动和人生的启迪。

　　明代大儒宋濂曾评价道：“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竟以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后，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性情远，大抵不出于二家，观于苏门四学士及江西宗派诸诗，盖可见矣！”（《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答张秀才论诗书》）

　　由此可知，绝世的文学巨人的诞生，即使对慧根极佳者苏、黄而言，亦需在传承的基础上，经过痛苦的历练而破茧化蝶。惟其如此，才更能显出追求个体人格真善美的艺术价值和意义；才能开拓生命意义存在的宽广疆域，并对后世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