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任职京师

　　正当黄庭坚在德州勉力为官之际，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汴京，正在酝酿着一场足以影响历史发展走向的巨变。

　　元丰八年（1085年）的一天，正值三十八岁盛年的神宗皇帝，在大内福宁殿强撑起奄奄一息的病体（史书言风眩病，即俗称中风），向几位顾命大臣下达传位太子的遗诏后，即带着他无法实现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到地下见列祖列宗去了。接着是年仅十岁的宋哲宗（神宗第六子）继承大位，由神宗之母高太后（英宗皇后）垂帘听政。

　　由于太皇太后高氏向来倾向旧党，认为王安石新法不洽于民。以此之故，到了元祐元年（1086年）之初，旧党领袖人物司马光、吕公著入朝拜相；新党的蔡确、章惇、吕惠卿则相继罢去。

　　新、旧政党轮替的常见开场戏是：昨天你在台上打过我板子，今个儿我上台也就还你一当头“杀威棒”。果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一上台即变本加厉的反攻倒算，一夜间新法被尽行废除，再度罢相闲居的王安石凄惨地卒于金陵寓所。对这一年的大变局，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的忧愤而死，标志着北宋政坛一颗曾经格外耀眼的明星就此陨落，黄庭坚为之深感惋惜和痛心。尽管政见不同，但他对王安石品格和学说一向十分推崇，始终赞赏王安石“世道之颓，吾心如砥柱”之坚定从容，认为这正是积贫积弱的本朝最缺失的精神。为此，他不顾旁人的非议，曾经在途经金陵时专门祭拜王荆公的陵墓，还在其《跋王荆公禅简》中称赞道：“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又称王介甫“暮年小诗，雅丽清绝，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在汹涌而来的否定王安石的舆论风潮中，被视为旧党人士的黄庭坚反其道而行之，对王氏的功过始终能秉持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竟然毫不避重新执政的旧党非议的风险，确实表现了山谷过人的胆识。

　　也许元祐元年，对于沉沦下僚、出仕长达近二十年的黄庭坚确实是一个交好运的年头。三月，他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首次升任中枢机构的京官。随即由宰相司马光推荐，与范祖禹、司马康共同校定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十月，除从五品《神宗实录》检讨官，集贤校理。

　　与此同时，熙宁、元丰年间被贬谪的旧党官员，以及黄庭坚交好的文学人士，纷纷被召还朝。时来运转的苏轼更是连升三级，由知登州除起居舍人，旋即除中书舍人，再迁位高权重的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辙迁右司谏，孙觉除右谏议大夫、李常由给事中而迁户部尚书。总之，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方唱罢我登台，正是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所促成的北宋朝廷常见的政治生态。

　　从高太后在台上的所作所为来看，她曾被后人夸誉为“女中尧舜”。例如她有一亲弟在朝中任不起眼的小官，长时间未能升职。宋英宗爱屋及乌，想顺便提拔一下小舅子。当时的高皇后却一再谢绝道：我弟能当上“国家公务员”吃皇粮，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又如宋神宗当政时，好几次要用公款给高家修建座豪华别墅，也被高太后严词拒绝了。后来她执意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有向朝廷国库报销一分钱。

　　高太后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若是穿越到后世，即便不能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相提并论，但评上个什么“贤内助”之类的奖项还是绰绰有余的。

　　尽管高太后以廉洁奉公的面目而母仪天下，但她毕竟非有远见的政治家。她对一意孤行、两度推行变法的王安石上朝的邋遢相早就看不过眼（王荆公向来不休边幅，穿的朝服衣领油渍斑斑也不换洗），故仅凭个人的好恶，特别是对苏轼才学的偏爱而大肆起用旧党人士，却在无意中推动和加快着北宋王朝第三个文化高潮的到来。

　　北宋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显然是太祖、太宗的时期确定“偃武修文、以文治国”的方略后，大忽悠赵普（宰相）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谎言，将儒术抬到了“帝道纲目”的空前高度。朝廷通过扩大科举诗赋取士的途径，网罗天下文化英才，李昉、徐铉、王禹偁、林逋、石介、魏野、寇准、潘阆、柳开等诗文大家应运而生，以及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派乘势而兴，推动了天水一朝文化走向初步的繁荣昌盛。

　　第二个高潮是与范仲淹等推行的“庆历新政”相伴而生的。虽然改革短时间即告夭折，没能实现整饬吏治、富国强兵的初衷。但是，由欧阳修、范仲淹等领导并完成的新古文运动，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造就和涌现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二晏（晏殊、晏几道）、一王（王安石）、二曾（曾巩、曾几）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大家，还确立了散体文的文学正宗地位，使骈体文在六朝以来六百年间所占的优势从此告终。由于古文运动的强大影响，产生了宋四六调和文赋，宋诗也开始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卓然与唐诗并峙为双峰，直接催生了北宋中叶新文化运动的空前兴盛。

　　第三个高潮的到来，实际上已由熙、丰年间进行的变法与反变法的大论战作了有力的铺垫。因为在这种政见纷起的情势下，一些有识之士忧国忧民，往往从研讨学术的角度出发，试图建立一种较之汉唐儒学更为完善和实用的政治学说，于是，融儒佛道为一炉的理学应运而生。高氏太皇太后的无心插柳，直接促成了苏轼、黄庭坚这两大文坛领袖人物在汴京“会师”。以苏、黄为核心的文学活动乘势而兴，进而逐渐形成相互渗透相长、影响广被后世的“苏门学士”和“江西诗派”文学集群，引领着北宋文学大力清除王学余绪的影响，朝散文擅议论、诗歌长主理和词曲分婉约、豪放风格的大方向发展，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苏、黄相知订交十多年，两人之间诗词唱和、书信往来频繁，但一直无缘见面。元丰三年初，黄庭坚由北京赴汴京吏部改官时，曾经到当时居住在城西仪秋门的苏府造访过苏轼。不料苏东坡不久前因所谓“乌台诗案”而被贬谪外放黄州，两人因此失之交臂，后来还有几次相约谋之一晤，均未能如愿。

　　入朝任馆职不久，黄庭坚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苏氏昆仲同时被召回朝任要职。苏、黄二位兼负着文坛扛鼎重任的领袖，不知经过多少期待盼望，籍“元祐更化”之机，两位文化巨人的双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对于推动北宋文学新高潮的到来，苏、黄京师相会的意义十分重大。多少年之后，山谷和东坡都感悟到从这次相逢开始，他们曾经作为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分享过喜怒哀乐，贡献过聪明才智，挥洒过热血和汗水。他们是人世间难逢的知己，是百世难觅的知音，更是开辟和引领一个时代文化高潮的两大巨人。

　　有关苏、黄在京师初晤的确切时间，稽查诸书，均无详细记载。我们可从苏轼的《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文中，推理出大致时间。其文云：

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

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

岁丙寅，斗东北。归予者，黄鲁直。

　　苏、黄相会之际，当时黄庭坚送了苏轼一方珍贵的洮河石砚。砚台为古人心爱的文房“四宝”之一，黄庭坚出手即送洮河名砚，可见对这次会见相当重视。苏轼铭文详写了石砚的打制、质地、产区、用途以及赠者、时间。其中“岁丙寅，斗东北”二句乃记赠砚年月，“丙寅”即哲宗元祐元年，无须赘言。“斗东北”则为时月。古人以北斗星方向的转换代指季节。《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东北”则言斗柄由北向东渐转之象，此正是冬末春初态势。由此可知黄庭坚赠砚苏轼乃在元祐元年三月的初春季节。

　　苏轼刚调回京都任职不久，听到门子报新任集贤院校理的黄鲁直前来拜访，正在家中忙碌的翰林学士苏子瞻，不顾家中待整理的行李、书籍堆放得凌乱不堪，径直把黄庭坚迎请进了自家的书房。（不进客厅而请进书房，可见初次见面，黄庭坚即享受老朋友的待遇。）

　　宾主一见如故，格外亲热。一阵“吃了吗，没吃等下一起吃？”、“谢啦！来时吃过了”之类的寒暄后，对话才转入正题。（伟人相见其实很普通的，所谓出祥瑞、响霹雳都是史家故弄玄虚。人以食为天，肯定离历史的真实不远。黄庭坚前不久就刚好就写过一篇《食时五观》的文章，提出了“正事良药，为疗形苦”等五个方面的健康饮食观点）

　　“今日一见，鲁直贤弟，果然超逸绝尘，不似想象的分宁一茶客哟！”苏轼生性乐观，碰上谁都喜开玩笑。

　　“子瞻兄，见笑了，相见恨晚呀！弟子这厢有礼了！”黄庭坚执弟子礼。

　　“使不得，受当不起呀！你我兄弟相称即可。”苏轼急忙扶起行拜师大礼的黄庭坚。

　　“子瞻兄道德文章妙绝天下，海内无不仰视。理当如此，理当如此呀！”黄庭坚执意要参师入苏轼门下。

　　“既然如此，愚兄不妨多让了。鲁直呀，方今天下王氏之学仍盛行，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于好使人同己。沽名钓誉之徒籍之为利禄谋耳，其源正出于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如今新朝新气象，你我均需力尽所学之长，行矫枉过之责！”苏轼掷地有声地说出一番话。

　　“对子瞻兄所言，小弟深以为然。文学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不才当追随左右，以为吾朝文学中兴尽绵薄之力。”黄庭坚接过话题道。

　　元丰元年的初春，两位北宋文坛的巨头，终于在大名鼎鼎的苏学士府初次会面，并达成了欲振兴大宋文学，须先对熙、丰以来的王学流弊予以重新检讨和拨乱反正，才能开创大宋朝文学艺术的新局面的共识。

　　此次苏府相见，对于执弟子礼的黄庭坚来说，除了终于见到了十多年来日思夜想和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的苏轼之外，还有两个意外的发现，或者说额外的收获：

　　一是他以前认为所谓三国武圣人关羽为“美髯公”，不过是说书人的夸张之言。前几年在德州碰上胡须垂胸的赵挺之，他的看法即多少有所改变。这一次与苏轼零距离促膝长谈后，他才确信漂亮的胡子不只是给男人平添威仪，还对提升人的整体形象有着不错的修饰作用。他听说过有人写“留得清风明月在，网鱼谍酒付髯苏”诗句，称赞东坡的美髯甲天下。当然，以苏轼的才学与气度，加上长长的挂面胡须，确实也配得上本朝政界第一“美髯公”的称号。

　　二是在苏轼召唤侍妾王朝云送茶点时，黄庭坚亲眼目睹了什么是美人中的极品。早在德州时，他就听人说起过东坡在发妻王弗及续弦的王闰之亡故后，收用了杭州头牌名妓王朝云。据说王朝云是一个天生的尤物，肌肤吹弹可破，吐气如兰；玉体达到了最佳的黄金分割比例，曲线玲珑，凹凸有致，而且心灵手巧，吹弹歌唱，吟诗作对，样样精通。今日一见，一声“黄太史请看茶”的柔声软语，语音里似乎含有特殊的磁性，有一种歌馆雏儿初发声的纯净，让听者不由得念想起当年江州司马白居易“如听仙乐耳暂明”的听觉受用。黄庭坚暗想：不仅是声音悦耳，她的眼神似会扫除陌生来客难免的拘谨，加上倾国倾城貌和典雅气质，苏杭“第一美女”的声名，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苏、黄相会之后，由于文坛盟主苏轼的极力推荐和褒扬，黄庭坚的才学受到宫内高太后的嘉奖。一时间在京城，黄庭坚的名气，直追苏东坡，被时人称颂为“苏不离黄，黄不离苏，苏黄写尽天下诗。”

　　总之，黄庭坚入京之初，由于有苏轼的援引、关照和相伴，修史工作得心应手，卓有成就；生活也是惬意的，老母高寿，儿女绕膝，几个弟妹陆续成家立业。可谓家和万事兴，其乐也融融。

　　汴京群星璀璨，名流云集，诗词书画的行家上达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庶人。才高学广的文化精英们，往往特别受人追捧。

　　司马相爷的诗文一出，不仅是朝中士人争先目睹为快，而且很快能流入市井坊间，就连菜市口卖菜的大妈冷不丁的也能来上一两句。当德高望重的司马光一上街，据说常发生交通堵塞，瞻仰温公风采的民众争先恐后，有时竟闹出“追星”的民事纠纷。

　　苏东坡的故事更是被优伶们编成剧目，在宫内上演给皇帝看的专场，弄得官员们“一票难求”。不拘小节的苏大学士上朝，朝服里边穿的是皂色“道衣”，宋哲宗一眼瞄到也困惑不解，只好听之任之。青年学子们崇拜苏东坡，于是大街小巷流行起高高的“子瞻帽”。

　　至于李公麟作壁画，米元章写壁书，黄太史写行草，被人称为京都书画“三绝”，成了忭京都市文化圈中的一景，引来成百上千人围观不算稀奇，一时间声名远播，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讲的就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背后，会有许多闹心的事接踵而至。比如说你黄太史是超一流的书法名家，每天来馆阁、到家中索求墨宝的达官贵人和文士骚客即络绎不绝，有时人挤人就差没挤破头。不仅弄得黄太史上班耽误公事，下班回家也不得安生，甚至好几次在街头被人拦下轿来，还以为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不料一问之下，方知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茶馆、酒楼老板索题开业新招牌。

　　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京城一夜间冒出了大批“黄庭坚题”的书法伪劣赝品，有少数甚至可以假乱真，在市场上大批量兜售，令他防不胜防（彼时无知识产权保护，只能是自认倒霉罢）。此外，黄庭坚在京城做高官、发大财的声名不胫而走，分宁老家前后有五个侄子、豫章的洪姓外甥四有其三，还有黄家、徐家、李家的亲戚，先后数十人来京向山谷求学并食宿在黄家，弄得他家隔三差五搭阁楼、开地铺，仅伙食开销一项就时常难以为继。偏偏黄老夫人又是好客之人，凡是进门都是客，她无不热情接待，甚至对从无来往、素不相识而略沾点边的远亲也是来者不拒，逼得没有了招的一家之主黄庭坚，不得不卖些字画来补贴家用。

　　有好几次，黄庭坚不无调侃地对儿子黄相说道：“当年的白居易长安居住不易，如今的黄庭坚忭京庭院不坚呐！”

　　苏轼与黄庭坚由于政治、文学主张及生活情趣均十分接近，彼此不见面则已，一见面后即难分难舍，可以说是不是亲弟兄胜似亲兄弟。黄庭坚三天两头往苏学士府邸跑，苏轼有空闲也会到黄宅回访。每次苏、黄会面攀谈，多半是一边乘兴挥毫、吟诗作对和逞才斗学，一边不停地喝酒助兴、互争意气。

　　黄庭坚开怀畅饮后，喜即兴作草书。不久前，苏、黄的好友钱勰出使高丽返京，给他们俩各带回一支十分珍贵的猩猩毛笔。山谷当即赋《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诗以纪其事，并书写了两个草书条幅请苏轼鉴赏；东坡接着《题山谷草书尔雅后》云：“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这段文字对山谷的草书评价甚高，表明山谷书法渐臻炉火纯青之境，也显示了东坡书法艺术论的辩证思维。

　　山谷每天上馆阁修史，最大的工作量就是伏案写作。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笔不离手，而且都要求用端正的小楷书写。他认为正好借此练书法基本功，工作和爱好两不误，何乐而不为。

　　史馆有个收集和管理资料的张职事体形阔大，比较嗜睡，炎夏时在办公室午休，经常是赤裸着上身呼呼大睡。山谷不堪他如雷般的鼾声骚扰，就玩恶作剧，提笔在他的大肚皮上写字。张职事察觉后就改仰睡为据案伏睡，正好象翻书一样地自动翻过了一个页面，黄庭坚又在他背上接着写字。有一次，这壮汉醒后并来未察觉，穿衣出馆即回家，夫人诘其背上有字，脱衣视之，乃山谷所题诗云：“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

　　此事传扬开之后，很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由于黄庭坚为名震京师的诗书大名家，一时间，市井多仿用山谷“题背诗”刺字纹背，山谷本为戏耍之平常事，不意促成了京师刺字纹身行业的生意跑火，这即是与后世相仿的所谓“名人效应”。

　　忭京城苏学士府邸骚客盈门，名流云集。黄鲁直、秦少游、晁补之、张文潜等常客上门时，苏轼常拿出珍贵的龙团茶款待。这龙团茶可是太皇太后的赐品（据说本朝的团茶是一种干制的小茶饼，始制于丁谓任福建官员之时，专供宫廷饮用。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另有御赐的胡饼、哈蜊条点心、黄封酒等，弟子们从不客气，翻箱倒柜找出来就吃，比在自己家还随便。

　　有时列名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还带妻室去苏家，说是让手脚勤快、利索的石氏帮着苏家料理一下家务。石氏与王氏均出身低微，出头露面的机会不多，两人一见如故，以姐妹相称。有一次石氏还与王朝云谈佛论道，朝云颇惊异，感叹其夫唱妇随。两家妻妾间的来往日益密切，枕边风的轻吹慢拂，更有助于加深苏、黄之间的了解和友情。

　　闲暇之日，黄庭坚过苏府通常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有一天清晨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他因头一天晚上酒喝高了，后半夜醒了久难入眠。于是早起冒雨散步，顺着大道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城西的苏府大门。这一天晚睡早起，神清气爽，乘兴吟出《雨过至城西苏家》一诗：“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雕鞍绿色匀。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

　　刚起床的苏轼，听了山谷在雨中即兴吟咏的这首诗歌，不由得连声称赞，说是似轻风扑面，清新而自然。这一天，两人兴致未减地谈了一整天，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无所不攀谈；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无所不涉及。当然，主要话题还是如何尽快肃清王学专制的流毒，以重振大宋文学雄风。

　　元祐更化促成了又一轮的新党、旧党轮替。随着旧党人士的重新上台执政，比王安石所谓“拗相公”之“拗”有过之无不及的宰相司马光，不顾苏轼、范纯仁等大臣反对尽废新法的合理意见，一夜间对新党推行的“农田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均税法”、“保甲法”等所有新法，不问青红皂白地统统予以全部推翻和废除，致使危机四伏的北宋政局，陷入更加波诡云谲的政争旋涡中而不能自拔。

　　政治领域的大清算反映到文教领域，就是废除不合时宜的“贡举法”，清除曾风靡一时的王学的负面影响。王安石新法中有一项是改革科举取士制度。熙宁四年重定贡举法，除进士一科外，其它诸科皆罢去，而进士科亦罢诗赋，试以经义、策论。熙宁八年，王安石主持编纂的《诗》、《书》、《礼》“三经新义”修成，颁于学官，令天下士子非从“三经”者不预选举之列，经义、策论均要按“三经新义”发挥，先儒之传注尽废。这种文化统制政策扼杀了宋初以来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废弃诗赋的做法也产生了阻碍文学人才成长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消极影响愈加明显。

　　转眼间春去夏至，天气渐渐转热起来。一天早朝，先是小皇帝哲宗和高太后迟迟未上朝，后内侍太监传旨，说是皇上昨日偶感风寒，龙体欠安，今日免朝。

　　在领班大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陆续离去后，还有十几个准备好奏事的朝臣似乎意犹未尽，留在文德殿朝房中不肯离去。大家七嘴八舌热议起王安石所谓“字源学”，对王氏标榜的“自创之功”无不感到荒唐可笑。

　　宗正丞刘挚率先说道：“王介甫自创的所谓”字源学”,只在字结构与来源上凭空想象，后来弄得破绽百出,他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

　　“是呀，我曾当面质询过介甫：为何‘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见其语塞，我又戏弄他道：《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鸟再加上父母，不是九只鸟吗？”苏轼说出几年前的一桩趣事。

　　众人一阵嘻笑……苏辙举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接过乃兄的话题道：“此事鄙人记得兄长亦质问过介甫，如其所谓的‘波’者‘水’之‘皮’也，可解得通的话，那‘滑’者就是‘水’之‘骨’了？”

　　众人被苏辙绘声绘色的描述逗得笑声不断，热议不止。有人提议请一直默不吱声的黄庭坚发言。黄庭坚说正好有新鲜出炉的诗一首，容我在诸位大人面前献丑吧！

　　黄庭坚朗诵在朝堂即兴创作的一首五言诗：“先皇元丰末，极厌士浅闻。只今举秀孝，天未丧斯文。晁张班马手，崔蔡不足云。当令横笔阵，一战静楚氛。”（《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之五）

　　大家照例称赞：好诗，好诗！认为既指出了熙宁以来文学的渐衰之势，又肯定了当下朝廷大量启用文学人才的举措，以及对文学复兴的热切期盼和憧憬。

　　新任馆职的张耒站起来说道：“既然黄太史在诗中夸奖我与晁兄，容在下说一个里中故事供大家一乐。话说熙宁年间，南方某河浜有一卖兑水酒的黑店。一天清晨，来一船家赶早上岸打酒，酒保不知店主是否来得及兑水，当着船家的面又不能直问，诸位猜酒保怎么说？”

　　张耒话说到一半便停下，仿佛勾栏艺伎表演的般杂剧先做了上场艳段，正待开演下场的正杂剧却又嘎然打住，无非是要博观众喝彩和掌声。有人似不满大声地呵斥，要张耒别卖关子，催他快讲。

　　张耒接着说：“酒保随机应变地问道：‘君子之交淡如何？’店主心领神会，也打一哑谜答曰：‘北方壬癸暗调和’（意为兑过水了，因按五行之说，水主北方）。不料船家也非等闲之辈，竟听出了二人对话的玄机。便说了句：‘有钱不买金生物’（按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金生水）说罢，一扭头就走了。”

　　众人笑得前仰后翻，好一阵才平静下来。最后，大家一致得出结论：此则民间故事，印证了王安石的所谓“字源学”实则是地道的“文字游戏”，而要振兴大宋文学艺术，势必从清除王学的谬误做起，才能矫枉过正，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那次朝堂会后不久，也许是埋头多年著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耗尽了心血，入朝为相不足一年的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与世长辞。对于一代文史大师的离去，苏、黄等十分哀痛，均写了挽诗深切悼念。

　　那一天，正巧是先帝神宗灵位迎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皇帝贵为天子，地位至高无上，饶你司马光生前位极人臣，官至宰相，也只能先停落一旁。因为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太庙斋戒三日，无暇第一时间抽身去司马府上吊祭。

　　事有凑巧，孩提时就以“砸缸”闻名天下、英明一世的司马光，临死时之际却犯了糊涂，偏偏托付自己生前不甚中意的理学大师程灏、程颐办理后事并主持自己的葬礼。“二程”中的小程与技巧全才沈括一样，在文人圈中的人缘较差，又固执己见，他坚持严格按照古礼来承办司马大人的丧事。如当时有一项向逝者遗体告别的仪式，死者的亲属通常都要站在灵柩的右侧向吊祭的人还礼，这是早已约定俗成的。但是，程颐大师认为此举根本就不合古礼，故禁止逝者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侧还礼并接受宾客吊唁。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该是悲痛得不能见人，所谓悲恸不已则难以尽礼节。

　　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轼、黄庭坚等一干人正要进入故相府邸祭拜，不料受到了程颐的阻拦，小程要求大家推迟时日再来。面对众人的不满，在大程的呼应下，小程引《论语》言之凿凿地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诸位今早曾在太庙鼓舞而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能在同一天吊丧哭泣呢？

　　苏、黄等人多势众，对小程的引经据典根本不屑一顾。大家一拥而入，气得劝止不住的小程就差没拿头去撞墙。他们一个个到灵前行过大礼，见孝子并未出来还礼，一时间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才知道真的是程颐在从中作梗。气恼之下，平常很少动怒的苏东坡，当众大声斥责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说罢，率领大伙愤而离去。

　　叔孙通何许人也？苏东坡的类比会令程伊川觉得颜面尽失。原来叔孙通为汉高祖时谋臣，其反复无常之行止多受后人诟病。众所周知，眼下正躺在棺材里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曾指责：叔孙通制订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结果使古礼失传；又认为他给汉惠帝提出盖原庙的建议，是哗众取宠，诱导帝王文过饰非。

　　苏轼恶狠狠的诅咒，在场的一干人都听得分明，并当着程氏兄弟及门下弟子的面，不约而同地把苏轼的骂语重复了一遍，令程颐既惊诧又羞愧。当众被斥，程颐自提出“格物致知”理学主张以来，与乃兄并称理学大师，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过如此大的屈辱。于是，他暗暗发誓要寻机报复。

　　闹灵堂的事件发生，标志着执政的旧党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并通过分化、组合、再分化之循环程序，逐渐形成了以蜀、洛、朔三党为号的三个壁垒森严的学派阵营。

　　蜀党以苏轼为首，洛党以程颐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为首，三党之名，乃是以其各自领袖的籍贯而来。其中朔党的势力当时较微弱，与前两者较少交哄之事。而蜀、洛二党则寻觅瑕疵，互争意气，其门人朋友，各结党相攻，加上后来新党的重新颠覆，以及天字号的大奸臣蔡京的登台亮相，旷日持久的新、旧党派和学派之争，最终酿成无解的死结，在外敌的乘机攻伐下，遂使大宋江山终至无可救药的绝境，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