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学官生涯

　　爱妻孙兰溪的离世，是黄庭坚初登仕途遭受的第二记重击。与初来乍到时挨的当头一棒不同，这当头第二棒带来的创痛永远无法补救，也久久难以抚平。

　　黄庭坚每天办完公事回到家，睹物思人，兰溪的音容相貌会不时浮现在眼前；夜寝入睡，爱妻就会频频来梦中相会。年逾半百的黄夫人李氏眼见得儿子食不甘味，睡不安枕，身体日见消瘦，禁不住暗自落泪。作为有过切肤之痛的过来人，她理解儿子内心的痛楚，又深知“此情无计可消除。”她唯一能做的是，每天到县郊的广教寺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儿子平安无事。

　　黄庭坚上任汝州叶县共三年时日，遭遇如此大的变故是他始料不及的。看着母亲大人替他担心，终日愁眉不展，他考虑再三，决计要离开叶县这块伤心之地。

　　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机会来了。黄庭坚报名参加了四京学官考试，策文优等，除授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相比汉、唐盛世，北宋疆域不算大，充其量也就拥有大半个华夏江山，却号称有四个京都。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应天府。自太祖赵匡胤开国践祚，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称东京；起初鉴于汴梁为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曾想迁都地形更有利的洛阳，称西京，但被御弟赵光义以所谓非在“城坚”而在“德固”之冠冕堂皇的谬论所阻；后来因北抵强敌和南控江淮之需，又以北面的大名府为北京；东南面的商丘（今河南商丘）设为南京，名为犄为无险可守的东京之屏障，实则是为强干弱枝之规划布局虚张声势而已。

　　另需附加说明的是：黄庭坚参加类似今天的干部公开竞聘的学官考试，只是特定范围的一种选才用人变戏法招数，与真正的民主推举选拔制度毫不相干。因为从笔试、面试到评分、录用几乎都是暗箱操作，整个过程、结果自然由位高权重的主要官僚掌控和最后一锤定音，其公平性和公正性可想而知了。这种临时动议性的选拔用人招数，不过是专制集权任命制掩人耳目的花样翻新，顶多算是名义上的旧瓶装新酒而已。比如黄庭坚能顺利通过学官考试而官升一级，就有人为的因素在其中起了主导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只不过正直的黄庭坚对此内幕毫不知情而已，后面我们还会涉及到这一无厘头问题。

　　宋初沿唐旧制设国学，建隆三年（926年），崔颂判国子监，聚生徒讲学，实为宋代“国学”之肇始。上述的四地均称京都，其官学称国子监也就算是名正言顺。

　　黄庭坚所任的北京国子监教授，主要担负训导学生、荐送学生应举、修建校舍、制定课程纲目等职能，亦即为主管国学的专职学官，从七品官衔。如非要古今对号入座的话，他所任的这一官职有点类似今天的某某市教育局局长。

　　从黄庭坚创作于熙宁三年的《还家呈伯氏》中的“去日樱桃初破花，归来著子如红豆”诗句可推知，在前往北京上任之前的这一年仲秋时节，他抽空只身回了一趟分宁双井老家，直到当年底才举家由叶县迁抵北京。

　　就任国子监教授之初，他花近年省吃俭用的积蓄买了一栋住房（那时房价肯定不高）。房屋靠近护城河，绿树环绕，鸡犬相闻，远离街市的喧嚣；房前有庭院，房后还有一片小花园，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就是超值豪华别墅。到底是进了京城，家居环境和条件均比叶县大为改善，把全家老小安顿之后，黄庭坚即到官衙上任。

　　无论从个人知识结构，还是量才使用的角度来看，黄庭坚出任一方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学官，显然比担任一个负责地方治安的县尉要合适得多，也更能发挥他的所学之长。然而，由于北方燕云十六州的长期失陷，北京大名府此时成了直接面临契丹威胁的边城。在一个重兵驻守的边境城市，由于文人学者的纷纷南撤，生源呈明显递减之势。因此，那时的北京国子监师资与生源均不足，故通常公事较繁忙的国子监教授，反而成了一个较轻松的闲职。为此，黄庭坚写过一首《林为之送笔戏赠》的五古诗调侃自己为“冷官”。在诗中他夸赞受赠的毛笔特别好使，仍难免不时被闲置，有那么点以物寓人，自嘲作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意思。诗曰：

　　阎生作三副，规摹宣城葛。外貌虽铣泽，毫心或麤粝。功将希栗尾，拙乃成枣核。李庆缚散卓，含墨能不泄。病在惜白毫，往往半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难曲折。时时一毛乱，乃似逆梳发。张鼎徒有表，徐偃元无骨。橅画记姓名，亦可应仓卒。为之街南居，时通铃下谒。晴轩坐风凉，怪我把枯笔。开囊扑蠹鱼，遣奴送一束。洗砚磨松煤，挥洒至日没。蚤年学屠龙，适用固疏阔。广文困齑盐，烹茶对秋月。略无人问字，况有客投辖。文章寄呻吟，讲授费颊舌。闲无用心处，雌黄到笔墨。时不与人游，孔子尚爱日。作诗当鸣鼓，聊自攻短阙。

　　由于官事易了，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熟悉工作和学官衙门的人事磨合后，黄庭坚每天花不多的时间和精力，即可把公事顺利地办理完毕，其余的大量时间都可任由支配。如此这般，国子监多年积累下来的大量藏书，以及不可多得的安静的学术环境，为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黄庭坚，重新静下心来读书和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研习书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勤于读书、学习和写作对于一个学官来说，可堂而皇之称为：在其位，谋其政。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换，加之生活阅历的增加，黄庭坚心态渐渐归于平静，为人处世也更成熟老练一些。他利用学官工作的便利条件，遍览群书，无书不读。不仅重读儒家经典史籍，还遍览诸子百家学著，兼及稗官野史和神话传说。他认为“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文集·记黄鲁直语》）

　　为探究庄子“退听返闻”之论，他阅读了前人有关庄子的论著，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下了《论语断篇》、《孟子断篇》、《庄子内篇论》等多篇教学讲义。同时，他还花相当的精力研究了《易经》，故常在诗文中引易卦、爻辞辩说义理。总之，在国子监的这一段时间的刻苦读书经历，极大丰富了他的学养，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知识面，为他在后来跻身北宋文学大师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子监厕所由于学生每日值勤打扫，卫生情况良好。黄庭坚长期服食自制的所谓清火草药，有便秘的毛病。他在国子监频频如厕，故养成了上厕所时都要带上书本一读的习惯。因此，黄庭坚也成为历史上较早的“蹲坑俱乐部”成员之一。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蹲坑”族始作甬者，非西晋的左思莫属。《晋书•文苑•左思传》中说左思为了写《三都赋》，“溷处亦置纸笔，”溷即厕所。在厕所里放纸笔，蹲坑、写作两不误，原本默默无闻的左思，据说就是因为连上厕所的点滴时间也不放过，最终写成了令洛阳一时纸贵的传世名篇。左思可谓中国“蹲坑作家”第一人，是地地道道从厕所里走出来的作家。通常人们认为，厕所是污秽之地，与高雅不沾边。但左思的成功，以铁的事实证明：蹲坑而好学不倦也是能出名、成才、成家的。

　　另一个较早“入会”成员则是本朝的文学泰斗欧阳修，他还是“唐宋八大家”的成员之一。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这里的“作文章”的“作”是“构思”之意，连上厕所都在“构思”文章，怪不得欧阳永叔公能成为一代文学宗师。他那篇经反复修改而名世的《醉翁亭记》，也许就是蹲坑过程中一边尽力放松肛肠，一边冥思苦想的成果。

　　黄庭坚为人正直忠厚，喜好交朋结友，平时不仅热衷与国子监同僚、侍讲、学师研讨学问，还乐意跟太学生做朋友，并同王世弼（字纯亮，后为黄庭坚的三妹夫）、谢子高、崔常甫等年轻太学生结成忘年交，彼此经常在一起互相切蹉诗文。

　　他在与国子监的诸生谈读书体会时，认为读书先要做到“三不”，即灵魂纷乱不可读书，心境摇曳不可读书，功利浮躁也不可读书。读好书如品甘茗，心灵会象热水中的新茶似的丝丝缕缕地舒展开来，会使人进入一种空灵而美妙的诗的意境。读书要心无旁骛，宛如佛门弟子“坐禅”，风声雨声车马声，无一声入耳；酒色财气，无一动其心，追求的是一种“大隐隐于市”似的心的宁静和超脱。惟其如此，心思才能真正进入书本中，学到有用的知识，成为博学多才之人。

　　徜徉书山文海，在追寻诗的意境过程中，随时会触发诗人的创作灵感。正是在国子监教授的学官任上，黄庭坚以诗歌为主体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他生平的第一个高峰期。诸如《呻吟斋睡起五首赠世弼》、《送吴彦归番阳》、《丙寅十四首效韦苏州并序》、《林为之送笔戏赠》、《次韵奉送公定》等名篇，以及组诗《赋“未见君子，忧心靡乐”八韵寄李师载》、《圣柬将寓于卫，行乞食于齐，有可怜之色，再次韵感春五首赠之》等等，均是此一时期创作的传世佳作。

　　黄庭坚初任学官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一是受个人生活阅历和学官相对狭窄的生活环境所限，他的诗作多取材于诗友、文人之间的书简往来和酬唱赠答。除与时在徐州的苏轼诗文唱和较多外，与澶州司户参军晁补之、滑州司户参军廖正和他未来的第二任岳丈谢师厚等诗文往来也不少。

　　二是因天天与学人和书本打交道，他在创作构思中往往经意或不经意从史籍典故中用材取意，故他这一时期诗作始习于大量用典，有的甚至通篇用典。我们从这些散发着书卷气的诗作中，不难窥见他后来极力标榜的“以学问为诗”的创作理论之发端。

　　除了读书、写诗之外，每天练习书法，笔不离手，是他从少年时起就能坚持做到的。从这一时期他创作的楷、行、草书法作品来看，可以窥见他在刻意摆脱临摹古碑文书帖的旧行迹，开始注意消除以周越为师沾染的某些“俗气”，朝着力追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神髓、博采颜真卿、杨凝式、张旭、怀素等众家之长的方向演变，其结势挺拔、纵横奇倔和侧险取势的独特风格已露端倪。

　　虽说宋朝的国子监教授俸低官微，但对个人学问素养和专业水平却要求颇高。比如说那时文人必备的“棋、琴、书、画”之基本功，还有国子监必修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假如在不需要谦虚的场合，你只敢说略知一二，那么，最好是别去当吃力不讨好的学官。说白了，即便你有的是银子跑门径，或者是仰仗“名妓睡觉上头不缺人”，如学养根基确实太浅，就不要傻到去谋一个学官的差使，否则，丢人现眼就是早晚的事。

　　就说批转公务文书吧，如你象当今揣着高学历的某些官员，公众场合满嘴别字、一笔字写得象三脚猫似的，居然还敢到处去作报告、题词和留墨宝，即便上级不罚你喝墨水（宋时官场对白字先生、字劣者罚喝墨水），同僚或国子监学生的取笑也会令你十分难堪的。因此，宋时科举仕进圈子中流行过一句“百书千书，慎批文书；千官万官，莫当学官”的口头禅。

　　由于上述原因，对于史书上记载的：“黄庭坚任学官三载逾期，留守文彦博嘉其政、赏其才，故荐其再任”的一段话，我们有理由提出两点质疑：一是在官位供不应求的北宋，黄庭坚的学官能当到超期和连任，说明这个位置确实没人盯着侯着。二是作为一个清闲的坐冷板凳的官职，拿什么出政绩？“嘉其政”未免言过其实；“赏其才”地球人都会信，但是，为何不给他加官晋爵？而再任一届国子监教授，这不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吗？

　　综合现存的各方史料，还是《大名府志》中的寥寥几笔记载较为公允：“黄庭坚为教授，文行足为学者规范，当时甚推重焉。”说穿了，推重是因黄庭坚才学堪当大任，仍为教授则是因为他不善于官场投机钻营，绝对属于“发奋努力工作等着上级提拔”的那一类“傻冒”。

　　当然，如果要说志大才高的黄庭坚，当了三年多的从七品国子监教授，连转个正的机会都没有，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话还得从更早之前他任叶县县尉时说起。有一次黄县尉到一个邻县出差，调查一个民事纠纷案子，不料路途遇上暴风雪，困在一个叫新寨冲的地方。夜来闷闷不乐，有感而发写了一首题为《雪宿新寨冲忽忽不乐》的好诗：

县北县南何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

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

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

江南长尽捎云竹，归及春风斩钓竿。

　　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古今同理。偏偏这首令人交口称颂的原创诗歌，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了千里之外的汴京，引起了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王安石的关注。

　　“拗相公“此时正在为推行新法而网罗天下人才，自然眼睛会紧盯着各地青年才俊不放。据说王安石读过此诗不禁击节赞叹：“黄某清才，非奔走俗吏。”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黄庭坚随后参加竞争激烈的学官考试能顺利通过，并由八品县尉提拔为从七品学官。王大人是暗助了一臂之力的，或至少在审批各地进呈学官名单时，在黄庭坚之名下爽快勾上了一朱笔。据《年谱》卷六引《国史》载：“熙宁五年正月戊戌，王安石以试中学官等第进呈。”

　　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朝廷有人好做官”的好处。王安石因欣赏黄诗而记住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黄庭坚的名字，何况此时的王相公已升任宰相，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在朝中说话可谓一言九鼎，此等不上台面的小事，喝着茶就给办了。

　　黄庭坚从县尉升任学官之后的好几年，升迁之路又基本上是打住了。照理说自身素质属上乘，从政资历也足够，又有朝中重臣的关注，黄庭坚的仕途应该是一片坦途，前景看好的。可是到了他任三年一届的国子监教授将满期时，他还是“一二一”原地踏步不动。这就让人有些不好理解。难道是王安石认为黄庭坚不堪重任，或者是徒有虚名的非可造之才？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实，概而言之来说，就是一句话：道不相同，不相与谋。

　　先看王安石一方，他任地方官政绩斐然，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他了解国政民情，善于理财，在士大夫中出类拔萃，独享天下大名有三十年之久。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夸耀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萦怀；钦佩他好学深思，通经明术，成一家之学。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很早前即曾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举措，这与志向非凡的宋神宗求治的心愿不谋而合。于是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激情碰撞，一场惊世骇俗“熙宁变法”拉开帷幕。然而，这场以言利、理财、聚敛为内核的变法，由于脱离实际和过于理想化，一开始就遇到了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强力阻扰，不仅一段时间内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强制推行开来，即弄得民怨沸腾，举步维艰。

　　再看黄庭坚一方，对于王安石的人品和才学，作为江西籍的小老乡黄庭坚，可以说是慕名已久，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于他提出的“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的“三不足”之变法宣言，以及坚定不移地推动变法之魄力和果敢行动，他都是由衷敬佩的。但对于新法的大多数内容和变法手段的失策，他也是多持有反对或保留意见的。更多的方面因后面的章节还要叙述，为避免重复，这里只谈与黄庭坚学官身份相关的教育方面几个问题：

　　首先，对于变改贡举法，废进士、明经两科，专试经义策论，而且规定要以王安石自行编著的《三经新义》（《诗》、《书》、《周礼》）为统一标准，黄庭坚对此就不能苟同。其次，对于在国子监实行外舍、内舍、上舍为阶梯的三舍法（名额限定，新生入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凡上舍优等，由政府授官），进而以学校代替贡学，黄庭坚亦认为弊端多多，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进行了软抵制。再次，对于变法中的急功近利和以派划线的做法，尤其是所用非人，黄庭坚也是颇有微词的。以下仅举《次韵奉送公定》一诗为证：

　　……燕赵游侠子，长安轻薄儿。狂掉三寸舌，躐登九级墀。覆手云雨翻，立谈光阴移。歃血盟父子，指天出肝脾。从来国器重，见谓骨相奇。筑岩发梦寐，猎渭非熊螭。百工改绳墨，一世擅文词。全人脰肩肩，瓮盎妩且宜。大槐阴黄庭，女萝绵络之。昭阳两兄弟，还自妒蛾眉。工颦又宜笑，百辈来茹咨。班姬轻鸿毛，更合众口吹……

　　这首五言古诗共有144句，是黄庭坚为数不多的长篇诗作之一。我们仅选取相关的12句来分析说明黄庭坚与王安石的政见之差异。据南宋学者史容注释：山谷诗意谓熙宁用人非贤而谓之贤，贤则指为不肖也。所谓“游侠子”、“轻薄儿”，实指以变法之名，行利己之私的趋炎附势之徒。并进一步指出：“王介甫素有重名，称为国器，其遇主得时，如起于筑岩、钓渭，而改制立法，自眩文词，附己者超迁之，语不合意辄摈斥不用。”

　　史容还指斥王安石为了强行推新法，打破守旧派对朝政的把持，不惜破除官员升迁常规，超拨越级用人，助长了选拔用人中的歪风邪气。不少低级官员摇身一变即为朝中大臣，荐举者贪腐受贿，敲诈勒索，还有一些投机取巧之徒趁机打着变法的招牌猎取高官厚禄。黄庭坚忧心长此以往，必将紊乱朝纲，败坏社会风气，导致人亡政息。

　　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支持还是反对变法，成为朝臣划分党派的分界线，并由此引起了水火不相容的新、旧党争。凡支持变法者即为新党，反之，则划入旧党。随着党同伐异的愈演愈烈，似乎不可能存在黄庭坚自认的第三阵线。黄庭坚身为学官而不愿推行新学，被列入旧党人物在所难免，但他却不以为然，总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以此之故，无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势，他都是两头不讨好，更不用说能被当政者量才使用，开启仕途步步升迁之路。

　　黄庭坚任北京学官前、后两届，首尾共七个年头。冷官一做就是七年。在极权专制社会里，不屑于送银子、跑门子、拉关系之正直清廉者，遭冷遇是常态。而朝廷那些炙手可热的家伙，转眼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比如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恩将仇报，反咬起王安石父子来比谁都厉害，被称为新党阵营的十足小人。王珪、李定、舒亶、章惇等新党当权大臣则乘机兴风作浪又互相拆台，政坛被搅得一团漆黑。

　　熙宁、元丰十几年间，朝廷的政治生态持续恶化，到后来王安石丧子，罢相，伤心回金陵；宋神宗用兵西夏，永乐城（今属甘肃）大败，曾经豪情万丈的赵顼六神无主，一病不起。这个年轻登基的皇帝自我意志力太强，一味奉治乱世用重典为圭皋，不懂无为而治，形成太多的执政盲点，导致国家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民不聊生。

　　北宋时期的一些亦文亦官的诗人，也许是惯于粉饰太平，再混乱不堪的危机局面，在他们歌功颂德的诗篇中，也能夸耀成太平盛世。如邵雍著名的《插花吟》七律诗中的“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两句，对每况愈下的神宗朝而言，显然就是在睁眼说瞎话。可以说，诸如此类的应制诗句，与后世的一段特有名的新闻描述“全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是越来越好”，的确是古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政局中，尽管黄庭坚的学官职位一直没有变化，但他个人生活方面却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变故：

　　其一，他在发妻孙兰溪逝世三年后，经友人的撮合和新岳丈的赏识，曾娶谢景初（1020—1084年，字师厚，官朝散大夫）之女谢氏为继室，后封介休县君。谢氏（1058年出生）持家勤俭，知书达理，孝敬婆婆，夫妻感情和睦，然而天妒红颜，于一〇七九年不幸病殁于北京住所，年仅二十二岁。谢氏生育一女孩，起名黄睦，乳名睦娘，由黄老夫人抚养。

　　其二，从家乡来的书信获知，一直在分宁主持家业的兄长黄大临，在黄庭坚寄回的有限钱物的资助下，竟已将陆续长大成人的兄妹们的婚姻大事逐个办妥。大临还打算在近期抽身北上，准备以昔日举人的身份候补官职。这些多少都能令黄庭坚感到些许欣慰。

　　虽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黄庭坚早已习以为常，能做到得固欣然，失亦坦然。然而，在频频有征兆的情形下，黄庭坚与苏轼两位绝世的文学巨匠的订交也就是起自于这一时期。

　　熙宁五年（1072年）初，黄庭坚任职北京国子监教授不久，在南方名城杭州任通判的苏轼就在友人处听到过黄庭坚之名，对他的才学有过初步印象。同年底，苏轼赴湖州公干，免不了要拜会既是当地父母官又是老朋友的孙觉。在孙觉的寓所，宾主一阵寒暄后，孙觉拿出收集到的一卷黄庭坚诗文请苏轼过目，东坡翻阅几篇后，即大加赞赏。片刻之后，宾主继续之前的话题：

　　“苏大人是公认的当今文坛盟主，下官女婿黄鲁直工诗善文，还望大人多加提携和关照呢。”孙觉笑着说。

“哦，令婿之诗文俱佳，超逸绝尘，韵味古朴，适才拜读，差一点还以为非今世之人耶！”苏轼回答道。

“此子，人知之者尚少，子瞻兄可为其扬名乎？”孙觉为女婿央求道。

“哈、哈！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苏轼连声笑着回答。

　　苏轼告辞之际，又转身对孙觉说：“莘老兄，令婿之才不待多言，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对苏轼入情入理的一番话，孙觉不住地点头称是。因为在他的眼中，当今之世，论纵横全才，只有苏轼与黄庭坚堪称出类拔萃的双璧，而且苏轼是百年难遇的天才，以深度和广度而论，苏还在黄之上。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可以说在当今文坛，苏轼如果说他第二，就绝对没人敢称第一。

　　在苏、孙这次有关黄庭坚的谈话中，苏轼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出黄庭坚具有卓越才华的同时，也洞察到了其兀傲脱俗、难为世用的秉性特点。可谓是推己及人，一语中的。对于孙觉来说，尽管此时爱女孙兰溪的已亡故几年，黄庭坚已续娶了谢氏，但他还是把黄庭坚视为自己的女婿，仍然为推举绝世高才的黄庭坚而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

　　大约过了五年，苏轼转徐州赴任，辗转途经济南时，拜会了时任齐州知州的老朋友李常，同时也结识了正在此来探亲的庭坚兄长黄大临。苏轼与大临一见如故，又在李常处阅读了黄庭坚少年游学时的习作和近年寄给舅父处的大量诗文作品，对黄庭坚更是称赏有加，坚信黄庭坚的诗文不但会独领时代风骚，还将扬名天下和影响后世。

　　仍在北京任学官的黄庭坚，从岳丈孙觉、舅父李常的来信中，得知有“天下第一才子”之称的苏轼对自己的高度赞誉后，于元丰元年第一次致书苏轼，表达感激和钦佩之情，同时寄去题为《古诗二首上苏子瞻》的近作，虚心向苏轼求教。诗曰：

（一）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

上有百尺丝，下有千岁苓。

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

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

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

人言可医国，可用太早计。

小大材则殊，气味固相似。

（二）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

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

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

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

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

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

终然不可口，掷置官道傍。

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苏轼评点其“古诗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人之风”，称赞其 “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并自谦“轼非其人也”（《答黄鲁直书》）；黄庭坚也由衷赞许苏轼“学问文章，度越前辈”（《上苏子瞻书》），并一再表示要追随苏轼左右，以成为苏门的入室弟子为荣。

　　此后，苏轼的虚怀若谷、坦诚相待，黄庭坚的高山仰止、见贤思齐，频频见诸于二人的来往书信之中，让人感受到两大文豪的惺惺相惜之意。到南宋洪炎为其舅氏黄庭坚编文集时，诗歌只收元祐以后之作，独以上述两首古风诗为文集的开卷之篇。这一点任渊注释黄诗时于《目录·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中道：“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其舅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

　　以黄庭坚上书苏轼《古风》二首为起点，苏、黄相交开始成为文坛佳话。此后两位北宋文坛的巨擘，虽长时期未曾谋之一晤，但神交已久，书信往来频繁，既互表钦佩和思念之情，又相互砥砺和切蹉诗文，并结下了足可以跟唐代李白、杜甫比肩的，令人赞叹的真挚、深厚和终身不渝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