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简介：丁伯刚，原籍安徽怀宁，1961年生，1977年初中毕业后随做手艺的父母移民到江西修水县落户，现为中作协会员，九江市作协副主席。在《收获》、《当代》、《钟山》、《上海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杂志发表或转载过长篇小说《我敢靠谁》，中篇小说《天杀》、《天问》、《宝莲这盏灯》、《有人将归》、《落日低悬》、《两亩地》、《马小康》、《艾朋回家》等。曾获江西省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西省第二届谷雨文学奖等。

散文集：

　　《内心的命令》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长篇小说：

　　我敢靠谁　《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5期

中篇小说：

天杀　《收获》1989年4期
天问 　《收获》1991年4期
宝莲这盏灯　《收获》2004年4期
有人将归 　《当代》2005年3期
落日低悬　《收获》2005年4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9期转载；《小说选刊》2005年10期转载；入选《2005中国最佳中篇小说》（辽宁人民出版社）
路那头　《布老虎中篇小说》2006年春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
唱安魂　《青年文学》2006年6期
两亩地　《收获》2007年1期；入选《200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辽宁人民出版社）
回天上去　《创作》2007年1期
轻声说　《青年文学》2007年6期
每天都是节日　《中国作家》2007年6期
马小康　《收获》2007年4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9期转载
何物入怀　《上海文学》2007年8期
我的亲人知多少　《特区文学》2007年5期
抱我　《上海文学》2009年10期
来客 　《长城》2011年1期
艾朋，回家　《收获》2011年2期
天河谣　《钟山》2011年4期
抢劫　《星火》2011年2期
白虎　《特区文学》2013年2期
水上的名字　《星火》2015年4期

短篇小说：

数清秧苗　《青春》1987年6期
寄娘　《星火》1990年7期
酒　《星火》1990年9期
楼上的朋友　《佛山文艺》1996年6期
月季心　《特区文学》2010年2期

长篇散文：

那年的苍穹 　《百花洲》2009年2期
山中读杜　《钟山》2016年2期
困居记——我的乡村，我的1978　《良友》第11辑(文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评论:

略谈作家的才能特点　《萌芽》1987年7期
流浪与漂泊——关于台湾作家三毛的一种描述　《佛山文艺》1995年
陈离家的两只老虎 　《星火》2006年12期
读王璞记　《上海文化》2009年2期

书信辑：

往日书——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南方文学》2015年5期

散文：

博尔赫斯的夏天　《江西日报》1996年
漂流的棉弓　《青年文学》1999年1期
年关　《青年文学》1999年1期
初冬小记　《创作评谭》2004年11期
正月初四　《创作评谭》2004年11期
双井道上　《创作评谭》2007年3期
仙人城记　《创作评谭》2007年3期
去水底的村庄　《创作评谭》2007年3期
半边人　《创作评谭》2007年3期
昨夜的书 　《创作评谭》2008年5期
四十岁才进状态 　《羊城晚报》2008年1月1日
正月里的一个夜晚 　《羊城晚报》2008年2月12日
穴居者自述　《百花洲》2009年2期
夜雨　《创作评谭》2012年2期
书事记　《阳光》2012年6期
元月所读 　《百花洲》2014年2期
迟到的赴宴者　《创作评谭》2015年1期
往远处往深处　《创作评谭》2015年1期


部分文学评论：

　　胡大平（网友）：丁伯刚的文字像一把尖刀，字字句句剜着农村的包包疖疖，不怕流血不怕淌脓不怕你痛苦得尖叫，症结如此回避手术刀你无路可逃。当包疖平愈之后，沐着乡野里自由的风，这神奇之刀你会发现闪烁着温柔之光。仿佛哪位先锋派作家这样说过：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敢向人提起博尔赫斯这个名字，怕人家一读到大师作品就知道自己的笔下原来是赝品。读丁伯刚我只敢悄悄地潜水，潜在他的“异乡的命令”里，像一个不能自拔的鬼。把你的作品居为一处“私家宝藏”，对不起了。丁伯刚，《两亩地》，我心爱的自留地。

　　火中冰凌（网友）：最近读了《收获》上的一个中篇《宝莲这盏灯》，对我启发很大，它完全是一部长篇的结构，却写成了一部中篇。也就是说，搭建的房子很大，用的砖石很少。而有的长篇实际上是个中篇，用的“料”明显是水货。《宝莲这盏灯》对家族矛盾与女性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冲击，可以说写透了人性。一篇看起来很旧的小说，但写得非常鲜活。所以说小说是无国界也无新与旧，跟科学更是不搭界，你写出了社会和人性的况味，就是小说。

　　黄复彩（安徽作家，安庆晚报编辑）：一觉醒来，三点多顺手捧起一本四期《收获》。先看丁伯刚的《马小康》，丁伯刚是安庆人，少年时期随父亲移居江西，近年小说越写越好，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收获》上发的。此前读过他的《宝莲这盏灯》、《两亩地》等，都是很好的小说。此君擅长心理刻画，我甚至怀疑丁伯刚做过心理医生。非常客观的文字叙述，描写人在特定的压力下，心理受损及变态的过程。这篇小说写一个叫马小康的初中生因为出于好奇而偷窃，被发觉后，迫于心理压力，几番自杀未邃。然而，最后心理崩溃的不是这个马小康，而是一直监视他，怕他出事的班主任王雄。喜欢丁伯刚的小说，是因为喜欢他的冷静而客观的叙述，不温不燥，丁伯刚的笔就像是一把手术刀，细细地解剖着在外界的巨大压力面前人性被一点点扭曲的过程，虽然调子有些阴郁，却真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余同友（安徽作家，池州日报编辑）：读丁伯刚的中篇《两亩地》，再一次为他的写作态度和笔法所折服，记得几年前在“收获”杂志上第一次读他的小说《宝莲这盏灯》，我就惊讶不已，深入乡村的肌理，却全然不是那些什么新写实、什么底层一类的腔调，而呈现出一种特异的品质来，它是生活的、写实的，又是超越了生活表象的，他完全构筑了另一个精神世界。印象中丁的作品交不多，但有限的几篇中每一篇都让人难忘，如《落日低悬》、《马小康》等。

　　杨传珍（山东作家，山东枣庄学院文学院老师）：我从丁伯刚这个低调作家的作品里，看到了他穿越历史风烟的扫描功夫，看到了他对人宗教般的悲悯。他的小说，有青铜般的瓷实。丁伯刚善于扫描历史，表现历史的阴影留给人留下的恐惧。因为恐惧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骨髓，恐惧者没法逃避，于是戴上层层面具加以掩饰。沉重的面具，使有些人变得面目狰狞，气急败坏，恶梦不断。那个在不小的机关里稳坐主任交椅的孙宇立（《有人将归》），就是摆脱不了历史梦魇的可怜虫。《落日底悬》里的秦方志，戴的则是另一种面具，儒雅，慈祥。可是，无论怎么包装，他心中的病灶却没法祛除。一有机会，历史顽疾就恶性发作。

　　付艳霞（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丁伯刚近期的两篇小说《马小康》（《收获》2007年第4期）、《何物入怀》（《上海文学》2007年第8期）都是中篇小说的上品，尤其是《何物入怀》，不仅在毫无新意的生活中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发现，更是在对生活的写实中实现了非凡的美学效果。对婚姻所代表的责任、义务等的恐惧，对所有年轻人而言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对一无所有的男主人公汪成。有意思的是，小说给了他一个符合生活逻辑又着实出人意料的解决办法。女友吴兰兰意外怀孕，原本松弛而浪漫的恋爱关系要直接面对婚姻的全部现实，无比焦虑之中，汪成将吴兰兰怀孕当天的梦和姨婆的死联系在一起，并有意无意地不断强化，最终，所有的人都认为孩子是身世坎坷、性格怪异的姨婆投胎转世。吴兰兰几近疯狂的边缘。婚姻被搁浅了，所有人的重心都转向了姨婆的身后事。小说的结局，姨婆得到了风光的安葬，而吴兰兰流产，二人正式分居。当渲染迷信和自甘愚昧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逃窜的惟一出路，生活的悲剧性不言自明。在小说中，死亡的悲和婚姻的喜仿佛为了相互转化而不断厮杀，而最后一刻的轰然松弛，原本是最为惨烈的结局，却让阅读者不自觉地感到了谎言终于不必再上演下去的轻松，而轻松之后则是无边无际的苍凉。生与死、男人与女人、婚姻和爱情、现实与浪漫，真实与谎言，所有的元素都各有意味，《何物入怀》堪称中篇小说的精品。

　　徐则臣（作家，《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在《宝莲这盏灯》中，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相当宽容，悲悯之情弥漫全篇，正如张爱玲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小说细节缜密，纯朴感人。光明和陈宝莲形象饱满地站在纸上，就像我在乡村的那些邻居。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于我有着切肤之痛，这也是我推荐该篇的理由之一。

　　施战军（评论家）：现实感和荒诞感并存的意蕴，在丁伯刚的《两亩地》里有另一种出色的写照。吴建肩挎旅行包，手提一床用尼龙绳随意捆扎起来的厚厚棉絮，到江州去看他的女朋友刘赛羽，下车出站就莫名其妙地挨揍，第一次到两亩地的食堂吃饭就目睹了当地人和外地打工者之间的冲突斗殴。他对世间真真假假的难以辨认，使他总是处于被动的情形。"谁知道呢，我们以为摆脱了纠缠，实际上是不是落入更大的纠缠之中了呢。"人在生存压力下缺少彼此信任，互相欺诈倾轧，使"两亩地"这个城乡结合部变成了一个混乱怪异的地方，这是一个从秩序到人都处于"变"中的地方--人都可能变成另一个，事情都可能成为另一种。性格、感情、欲望、安全感……都难说不变，现实中国有多少这种暗角里的恍惚？

　　罗克岩（江西作家，九江县狮子中学老师）：丁的作品构成了最为忧伤的言辞，令人难以置信地将人类的心理深层中那些属于灵魂的成份裸呈出来，并用他那缜密的艺术感觉加以描述、辨析与确认。这是一片心灵在黑暗中无望的挣扎，它没有说出现世中许多冰冷的生活实象，更为重要的是，丁伯刚依旧将一个充满绝望与恐惧的末来冷然酷然地推到了我们面前。一切有关情感、价值、信仰的崇高事务，在丁伯刚笔下那没有温情没有对抗中不堪一击。人类的精神是一个苦难的牢笼，一个无底的看不到一线光明的地狱，所有的人挣扎其中，都只不过是没有目的与意义的生命自耗。这种对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周围环境的恐惧，正是我们对生命自身本源性恐惧的依据与底因。它转化成一种巨大的生存压力围困着我们，使得与之对立的任何个体变得软弱无力，他只不过是徒劳地在生存之地上，保持一个“一张烂纸”“轻轻触他一下，就能将他触个粉碎”的姿势而已。

　　邹旗辉（评论家）：丁伯刚从早期的注重心理分析到近期倾心于故事营构的转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创作中浓郁的哲学意识。虽然总体来看，丁伯刚的创作走的依然是现实主义的路子，但我们发现，他的这种“回归现实”并非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重复。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宏大的历史背景，小说主题也非指向民族——国家的寓言意义，相反，他关注的都是普通的个人生存境遇与命运归宿，而正是通过这些个人的内在而真实的命运展示，传达出作家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独特理解。譬如，《宝莲这盏灯》里的光明，性格是如此懦弱，但就是这么一个懦弱的人承担着生活的全部重压，而后来当他决计改变自身现状之时，现实处境却戏剧般的发生了逆转，让他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继续前行。最后，小说终止于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之中，这是否预示了人只有具备了承受苦难重压的坚韧精神，才可能不被无常的人生命运所嘲弄？小说给了光明这个人物太多的悲悯和期待。又如《落日低悬》中的谢玉学，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突然与自己扯上关联，最后，当所有当事人都归于平静的时候，他这个无关者的心头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阴影，不由得使人对命运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慨叹。

　　丁伯刚注定就是属于文学的。读他的小说，似乎很难感受到文学主潮一波一波的推进，而是越来越沉入卡夫卡式的“洞穴”里。什么新历史叙事啦、后现代主义思潮、底层写作、欲望写作啦，似乎都与他无关，他无意于当下流行的传奇性写作，也没有契合时代的情绪写作。他仿佛在黑暗的“路那头”，孤独一人手里擎着“宝莲这盏灯”，轻声吟唱着低沉的安魂曲，期待着“有人将归”。四周是无形的人生恐惧与孤独，内心却信守着一种难得的坚定。他以一双惊恐不安、无所依靠的异乡人的眼睛，却格外有神地审视着有形无形的生存恐惧，这需要精神的极度自信，更需要作家甘于生活漂泊与灵魂孤独的定力。丁伯刚做到了。我不禁惊异于他的叙事与风格的小气，也努力去摸索他小说文本潜在的“大气”。

　　一、无形的人生恐惧

　　“恐惧是人们在真实的或臆想的危险面前喊声的一种恐怖、害怕的情感。即可表现为单个人的心理，又可表现为社会集团心理或整个社会意识。”在丁伯刚的众多中篇小说中，“恐惧”构成了其笔下人物的基本状态，也是他从日常生活叙事中破茧而出的诗意所在。“恐惧”弥漫在他的每一个文本当中，其中有个人对来自社会世俗压力的恐惧，有来自历史的痛苦记忆的恐惧，有来自现实生存压力的恐惧，有弱者对来自权力机制压抑下的恐惧。他努力在将人物避开太多的时代主流，也没有书写时代文化大潮，表现时代精神的宏大理想，他只是在以近乎作践自己的方式，书写弥漫在现代人无法避开的种种生存恐惧。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一种非常人拥有的生活从容。

　　早在80年代，作者在《天问》《天杀》中，以率真而又激烈的方式，对人性与亲情的道德和心理观照，文本透出来的不仅仅是人性的挣扎和道德的谴责，而是令人深深地感受到令人难以承受的恐惧。当读大学的马元舒在学校里见到手里提着一捆散发着刺鼻臭味的网猪绳索的父亲时，他“捏了一手的汗湿，浑身发抖，舌头僵直说不成话”。从几百里外来看望自己的父亲突然出现在马元舒的面前时，他害怕同学们之间的嘲笑，却又渴望亲热地叫一声“伯伯”，父子之间的亲情，与马元舒身上的世俗情感，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他恐惧同学的突然出现，恐惧父亲手中的网猪绳招来同学们的围看与议论，却又怕父亲看出他的讨嫌。当父亲提出要去女生寝室看望同乡的王红柳时，他却怕全校都指导，而千方百计地搪塞，不给父亲带路。当父亲提出要回去时，他一方面惧怕父亲看出他的讨嫌，另一方面又希望父亲的早日回去。父亲因为儿子的表现，而伤心得晕死过去，儿子在众人的眼睛注视下，背着父亲要去医院，完成了一幅“温情脉脉的人间天伦图”。然而，这仅仅是儿子的众人伦理谴责之下逃离恐惧的一种方式。陪着父亲逛一条街，当父亲提出要给他买一套衣服，吃一顿饭，他却时时感到恶心，想呕千方百计地回避。父亲的钱被警察没收之后的晚上发病了，马元舒却飘飘忽忽第想：不让死了吧。最后还是同学们不顾寒冷，半夜将父亲送上回乡的火车。短短的几天父子异地相见，整个小说的叙述中，马元舒却始终生活在害怕父亲给自己丢脸的恐惧中，更重要的是一种来自道德伦理与世俗成见之间的恐惧。马元舒的身上，始终跟踪着一个世俗伦理的眼睛，以及内在潜藏着一个可怕的世俗魔鬼，在躲躲闪闪中陷入一种诗意的恐惧。而最后小说举重若轻，将父亲的失望而死，轻描淡写地以一封电报结束。作家以天问的形式，真实的解构方式消解了人间弥足珍贵的亲情，质问的不仅仅是马元舒身上父子亲情的缺席，更重要的是这种缺席产生背后的恐惧感。

　　《落日低悬》中，李富荣因谢玉学在梦中的频频出现而屡次发病，谢玉学成了一个不祥的恐惧之物，可谁曾料想，为了治好李富荣的病却牵出一段鲜为人知的伤痛记忆，谢玉学自身也因此陷入无法摆脱的心理恐惧和尴尬的现实处境。与之类似，《有人将归》中孙宇立因噩梦连连而备受煎熬，为缓解恐惧，他决定回到几十年前随父亲一同下放的歌珊县去看看，一路上，孙宇立与随行的北林的回忆为我们撩开一角历史的面纱，看到那逝去岁月里的血泪之痕。。孙宇立的恐惧是来自历史记忆，而另一条线索则是北林对现实生活的挤压的恐惧。孙宇立使他的上司，他害怕，妻子的工作调动因而一直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时间和方式来表达。小说的结尾一样是耐人寻味的，孙宇立在恐惧之下精神恍惚，误遭村民的追赶，仓惶奔逃途中不慎落水而亡。《唱安魂》中的天峰，虽然身处经济发达的深圳，拥有房子和车子，却因为一块客死他乡者的墓碑而一直对自己身处异乡而恐惧。于是，他一次次在恐惧中寻找自己的精神之“根”，一次次却在无所依傍中充满了困惑与恐惧。他已经无法找到安放自己灵魂的地方了。

　　对于光明与陈宝莲来说，一方面他们生活在对方的恐惧之中，一方面却又处于一个宏大的世俗眼光的逼视之下。一次次的高考失败，光明不但内心恐惧，更多的是来自外在的鄙夷的目光。他为了化解和逃离内心的恐惧，而入赘陈宝莲家，不想堕入的是一个更大的生存恐惧。陈宝莲一次次的逼压，让光明这样一个男子汉无法逃离，甚至完全处于恐惧之中。他不敢得罪陈宝莲，甚至完全听从于她。只有当陈宝莲死去之时，他却深陷一个更大的恐惧——失去对手的恐惧。陈宝莲同样如此，她一次次撒泼，一次次近乎丧失人性将光明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中，正是他生活在一个来自大扁屋村民的欺压下的恐惧的驱使。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无论是光明还是陈宝莲，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恐惧之下，他们唯有像刺猬一样，互相制造恐惧，才能获取生存的能力。正是如此，在陈宝莲死后，光明要为她大办一场丧失，因为他从陈宝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为了填补自己失去对手的空虚。这对于光明来说，又是一场更大的恐惧与悲哀。

　　可以说，恐惧来自丁伯刚的秉性。丁伯刚说自己“是一个被彻底放逐之人，被彻底遗弃之人，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另一半永远在寻找的人”。[1] 确是，现实境遇中的漂泊之感与内心深处的无根之状的相互交织，构成了作家文学创作的恐惧诗学，创造诗学领域的“这一个”。当一个时代的人们习惯于幸福生活的脂粉味道，习惯于新人类的现代都市文化时，以自己的对生活的惶恐，书写人生的恐惧体验，不正是一种寻找人性慰藉的努力么？

　　二、异乡人的安魂曲

　　丁伯刚在创作谈中经常谈到自己是一个“外乡人”。确实，读他的小说，能够体会到一种非常人所有的那种地域优越感，处处总是流露出无所依傍的漂泊感。对于一个生活在九江多年的作家，读它的作品却只能找到一些地点的蛛丝马迹，却无法感受到这里的文化。韩少功的寻根小说有湖南楚文化的印痕，贾平凹的创作更是无法脱去商州文化的浸染。然而，在丁伯刚的一系列小说中，只有“江州”之类的地名，却丝毫感受不到九江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没有他文本中经常提到的安徽老家的文化。一切都只是作家心态的流露，作家对灵的一面的探求。“自此以后，我发现我的整个人基本上已经给劈成了两半：一半在老家，另一半在异乡，一半是灵，一半是肉。每天都在挣扎，每天都在撕裂，没填都在用这一半去寻找另一半。实在说，我一点也不理解自己体验的到底是什么。”作家以非常的精神定力，穿透日常生活的雾罩，抵达的不是某种文化的胜境，也不是某种理念的阐释，却是在朦胧黑暗的人性洞穴中摸索修炼自己的人格定力。这是丁伯刚小说的“小气”的地方，却是他作为“异乡人”写作偏执与信守的一面。

　　打开丁伯刚的小说，其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不“在家”，而是在“异乡”艰难前行。《两亩地》中的吴建，一个暑假来到江州找自己的女朋友，刚下车，便挨了莫名其妙的一脚。因为他是异乡人，这里绝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于是他逃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他好心替余细毛垫上医药费，却被本地的余细毛沾上，不断地向他借钱，丝毫没有还的意思。当最后余细毛跪下来还钱的时候，他在感受与余细毛之类的当地人较量的胜利的同时，却感到了更大的失落，因为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当地鲜花店的老板，因为他对自己的女朋友有好感所致。于是他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小说不仅仅描绘了吴建等人的异乡感觉，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心危机。作家没有将笔墨重点放在外乡人进城的苦难叙述，通过“借钱”这一具体的日常生活，而是注重人物内心的异乡感觉的揣摩，逼近人物内心的困惑与迷惘。这就需要作家心与心的把握与体验，而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写作。

　　如果说吴建的身上，体现作家的一种异乡人的困惑与无奈，而《宝莲这盏灯》中却近乎残忍地书写人性的挣扎与异乡的惨痛。，高考的接连失败光明，上门入赘大扁屋。于是，一个年轻的，而且有文化的异乡男人，不得不忍受一个经常撒泼的农村寡妇。在这里，光明身上的文化显然没有一点意义，虽然成家并生儿育女，但光明面对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岳母——陈宝莲。因为妻子是“家”的符号，而陈宝莲则是不断导致和加剧光明的异乡人感觉。她因为一心放在生病的望来身上，不断逼使光明筹钱、借债，来成就自身的生命延续。望来没有希望挽回，她便要采取疯狂的手段要光明的儿子过继与她，光明在大扁屋始终只是一个实现陈宝莲生命意志的工具，丝毫没有自己的主体感觉。他是一个懦弱的男人，却在逃离高考压力的同时承受来自异乡的种种内心折磨。陈宝莲也是一样，作为下家到大扁屋的一个女性，丈夫早早离去，儿子始终疾病缠身，在众人的眼光之下，她是无法寻找到自我的一面。作为一个异乡人，他越是需要寻求一种自己身份的确立。于是他不断的通过一些撒泼手段，确立自己在村里、在家里的主导位置，将光明控制在自己身下，极力将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然而他最终还是孤寂撒手人寰。光明从陈宝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惜借债来为陈宝莲大办丧失，本质上也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存在。最后他们一家在大年夜邀请村人打牌、放鞭炮，正是他作为一个异乡人的孤寂内心的折射。小说的成功在于通过这两个敌对的人的日常生活体验，营造了一种宿命的异乡感觉以及其内心的挣扎。这一点上，陈宝莲的形象具有了类似“曹七巧”意义。

　　异乡的困惑、异乡的挣扎将人物置放在一个游离的状态，他们在拼命的捕捉，却始终无所依傍。于是在天峰的身上产生了一种寻根的努力。天峰与妻子远离家乡到广东沿海落户，却在某一天返乡时对一块客死他乡者的弃碑产生了兴趣。于是回到广东的天峰，始终挂念着这块碑，因为这块碑勾起了他的异乡感觉，促引了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归宿问题。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目前这个城市似乎并不是他们最后落脚的地方，他们总还有那么一种感觉，有那么一种打算，有往那里再挪一挪的打算。实际上在广东这里，每个人都漂泊不定，永远不可能有个最后落下的时候。”于是天峰在寻找墓碑主人的热情中化解自己的异乡感觉。他希望将自己的养父养母的骨灰带到广东，又希望自己回到歌珊工作，他在不停的变换，实际上是他无法安放自己漂泊的异乡感觉。他努力像寻找一个安放灵魂的地方，然何方是他的归宿，他自己也不知道。

　　对于孙宇立而言，他在冥冥之中回到自己的故乡——歌珊，消解自己的异乡感觉。然而最后，他却被一伙不明真相的村名疯狂追赶，最终落水而亡。他的死亡可以说是故乡的神秘召唤，也是他异乡感觉的驱使。他以悲剧的结尾寻找自己的归宿——死亡。有意思的是，他的死亡却是被村民误认为是坏人的前提下产生。无意义的死亡，隐喻了回归的艰难与虚无，更体现了作家安放灵魂的努力与勇气。于是，异乡对于作家而言是永恒的体验，死亡是安放灵魂的最终方式。

　　他说：“实际上我写作是有一个总主题的，这就是写人的无救与无助，及对拯救的向往与吁求。但具体展开的时候又有两个方向，即硬的方面，如恐惧如暴力如危机之类，另一种是软的方向，直接写人的孤单无助及对救助的向往，如这篇《宝莲这盏灯》、《唱安魂》等。我也有几个长篇构思，基本都是这个方向的……。我的整个经历都是这种异乡人的东西，我不写这个写什么呢？……我觉得人类本身就是被彻底放逐的一群。这也是人的最本质感受。我在内心甚至还有一从未跟人说过的狂妄的想法，就是以自己的写作来重述宗教的基本主题。”[2]因此，他的小说中的宗教意识不是来自宗教文化的秉承，而是一种化入常人生活的真切体验。对于丁伯刚来说，异乡的感觉是化入灵魂和血肉的。异乡人总是充满危机感和紧迫感。思念中的总是遥不可及的甚至可能有些虚幻的故土，而与现实层面的生存又总是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歌珊“这个来自宗教里的名词，屡屡成为了人物的故乡，即他们寻求安放灵魂的地方。灵魂的安放不是丁伯刚的目的，重要的是寻求安放的过程。他艰难地苦吟着安魂曲，却从不寄希望于灵魂的超脱与皈依，因此，读丁伯刚的小说，读不出明显的文化味，却来自一种穿透日常生命体验的异乡感觉及其引起的灵魂挣扎。在其文本中，读者无法期待文本中隐喻了厚重的文化，却能在情感节制的前提下直逼生存体验的厚重本身。

　　三、坚定的书写

　　异乡的漂泊注定了没有太多的文化停留，充满恐惧的人生容易转向逃亡的征途。然在丁伯刚的创作中，异乡的感觉中蕴含的是一种内在的坚定。这种坚定似乎不是来自某种文化与传统的信仰，也不是对某种道德理念的皈依。他更多的是来自作家骨子里，来自作家切身的生活感受。一定文化的书写，容易走向情感的泛滥与造作，因为演绎某种文化一定会因为功利性而走向生命的干枯，而真正来自生命的书写，则需要永远不可替代的人生秉性的支撑。这是需要融入作家心血的创作。

　　《宝莲这盏灯》中的陈宝莲与光明，虽然一生都生活在异乡的恐惧与艰难之中，却执着地对生活充满了一种永恒的坚定。陈宝莲作为乡村中的弱者，生存，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主体价值是他内在的支撑，在众人的欺压中，在儿子的重病压力下，她唯有用尽一切手段，包括哭、闹、跪、等，对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来实现自己心中的生命延续。光明则相反，他在忍受中以退为进，他一次次为了望来而借债，甚至在陈宝莲的跪求下作出买房子的决定。对于光明而言，和陈宝莲一样，弱者身上表现出来的韧性支撑了他的生活的全部。于是，尽管大扁屋的生活，尤其是光明一家的生活非常贫苦，非常艰难，却不会让读者感觉到一般小说中的那种愁云惨雾。艰难与恐惧的生活中，明显潜藏着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坚定，将日常生活的叙事穿透，直逼人性的本真。

　　在小说中，对生活，对某种事物达到痴迷状态是他笔下的人物的共性。《唱安魂》中的天峰，虽然身处广州这个现代都市中，却在冥冥之中似乎得到神的召唤，一直在执着地寻觅着自己的归宿。从一块客死他乡者的残碑的叙述开始，天峰为死者寻找墓地，要将养父养母的骨灰带在身边，以及最后要放弃广东的事业，回到家乡歌珊。寻找自己归宿的坚定，成为了天峰日常生活恐惧的核心。他在恐惧中坚定地寻找，又为寻找无着落而时时恐惧。丁伯刚没有拯救天峰的企图，而是让天峰自己努力拯救自己，甚至让他在恐惧与坚定之间自然滑行。任何意念化的叙述，都不是作家的初衷。

　　《有人将归》中的孙宇立，痴迷于要回到故乡，寻找自己旧时的故乡记忆。《路那头》中处于阴间的“我”却痴迷于要在江西与安徽之间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宿。最为异乡人，在江西与安徽之间徘徊往往无法选择，但小说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认好了的那条路。他一千次地想到要把家人迁回安徽去，但安徽又难以回去了，他们只能在路上，不管怎样，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一个坚定的“路那头”。而对于《落日低悬》中的谢玉学而言，当李老师每次发病时，总是梦中有着他的身影，于是他痴迷于这种荒谬性的探寻。天峰仿佛在冥冥之中得到召唤，执着甚至神经质地探究一座孤坟的来历。即使是《玲珑城》中的一条狗“王军”，它与黄连、开先，和捡破烂的王老子之间总是不离不弃，总是坚定地跟随着小巷里的住户。

　　可以说，这些形象的内心都有一种坚定的东西，尽管很多都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却是来自精神的真实。，构建了一个丁伯刚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在常人的世俗眼光中，尤其在当下的市场语境下，显得异常的苍白。却需要作家独特的心性修养与人生品格，才足以与世俗相抗衡。丁伯刚认为：“作为一个著述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精神创造者文化创造者，假如他自身都没有一个基本的文化信念精神信念，没有一个完整而充盈、能与整个外在世界相抗衡相对应的内心世界，那么他凭什么写作，这样的写作者他又到底能写出什么？”他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将人类寄寓在荒谬性之上的基始结构，并坚定地探查人类被灵魂逼迫到最后地步时的可怕景象。他的文本世界便是他心目中的现实世界，他把心灵领会到的生存苦难意识植人文本内部，使二者同构在一起，进而获得一种深度存在。

　　同时，在他坚定第走进人类生存的恐惧与苦难的叙述中，他并没有泛滥自己的情感，而是显得相当的节制，甚至有些地方往往构成一种对传统习见的消解，在他低调的叙述中完成他及其内敛的追求。

　　在他早期作品中，明显具有一种消解的意图。当马元舒的父亲从几百里之外来看望他时，小说并没有努力去营构一种习见的父子情深的人伦图景，而是将马元舒置于一个越出常人思维的境地，他不愿看见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甚至在昏迷在水泥地上时，他的心头不断地响彻一个有力的声音：“死吧死吧死吧死吧。”然而，消解不是本意，重要的是在消解当中将马元舒置于一个人伦与违背人伦之间的恐惧和尴尬之中，将马元舒的心态陈示出来。在《天杀》中，一开篇则对传统的爱情叙述展开了解构式的却又率真得令人惊诧的描写：　

　　于是我的处境很有些尴尬。我一直以为，女子的身体应该极其柔软，轻盈，用手一抓，便像棉花或白云一般。小洪一点也不缺少女性的柔美，她的体态让我一见就着迷。今天我意外发现，小洪的身子又粗又壮，硬梆梆的，一手搂过去，好像没有边际。我试着把她抱起，谁知好重，简直没法撼动她。我说不出地扫兴。我有些悲凉地想：“怎么，我这么快就抱到女人了？与女人拥抱，就是这么回事吗？”这太平凡了，太无味了。我真不应该这么随便。小洪的主动更让我失望。女子应该含蓄些。感情是缓慢发展的，应该半遮半掩的，哪能像她这样。

　　关于人的自然情欲的描写如此单刀直入，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忍俊不禁的阅读感受，更是作家干净率真的书写气质的表现。于是，文中一个非常习见的“现代陈世美”的故事模式，便在主人公郑芜之的事业、爱情、欲望之间有节制的展开，小说没有停留在人性欲望的自省与审视上，而更多的是将主人公的内在冲突展示出来。

　　叙述的节制当然与作家的文本性格有关，内敛而低调的书写往往决定了作家无疑制造一系列的强烈的冲突，往往在一开始便将冲突的引信浇灭。光明入赘大扁屋不久，陈宝莲借个由头给光明下马威，对抗的场面似乎就要出现。然而我们看到的却只是陈宝莲越闹越起劲的独角戏，光明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而当旺来的病再次发作，对着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陈宝莲，从来夹紧尾巴被支配的光明，吼叫地说出不吉利的话，“光明以为接下来，陈宝莲肯定会有一场好闹，在这种情况下，陈宝莲也应该有一场好闹，可是陈宝莲没有。《两亩地》中的吴建最后得知刘赛羽有了相好，也没有走向极端，仅仅是感觉到一种“更大的不安”。对于丁伯刚而言，冲突的爆发，往往会提前大规模释放文本中浓浓的生存恐惧，反而消解了心中的真实。这种叙述的节制正好构成了区别一个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诗意世界，他的写作不是呐喊，而仅仅是以一个穴居者身份，依靠手中一盏宝莲灯，而静静地审视着芸芸众生。

　　应该说，在丁伯刚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小说主题也非指向民族——国家的寓言意义，相反，他关注的都是普通的个人生存境遇与命运归宿，而正是通过这些个人的内在而真实的命运展示，传达出作家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独特理解。他的异乡人情结始终萦绕在文本当中，压抑的焦虑和生存的恐惧构成了他独特的诗学体验。他是异乡人，九江文化似乎没有进入骨髓，安徽的文化也无从圈点，无文化的“小家里气”，却成就他人生独特体验的“这一个”。同时，也应该看到，过于沉迷与自身的“穴居”性格，使他的作品难免缺乏一种历史的大气。相信来自内心的命令是一个作家走进心灵世界的前提，但如果仅仅听从内心的命令，而看不到文化历史的深广和厚重，作品终难突破和超越，是否会陷入一定的模式化创作呢？

　　尽管怀有这么一种忧虑，但纵观丁伯刚那气象万千的小说创作，看到他近年来对于自己以往风格的不断超越，我们有理由相信丁伯刚的创作会走得更远。

　　（原载四川《当代文坛》杂志2011年第3期）
  
　　每星期的两个休息日，是他固定的写作时间，从清早起他就一直伏在桌前，直到写累了，才把笔很响地搁下。而写作最累的时候，往往又是阅读的欲求最强的时候，此时他会从桌边，从床头，甚至从地上随手抄起一本书，换个地方又埋头读起来。他的手头脚边堆满这种专为写作间歇准备的消遣性书籍，一般都是古人以及近现代的一些个人诗文集。这天他拿起的是一本《魏源集》，书很旧，也很脏，用很便宜的价格从旧书摊买来的。

　　时序初冬，头顶斜挂着的那只太阳像个永不穷尽的漏斗，缓缓地向人们倾倒着纯而又纯的阳光。阳光下的一切干净得吓人，透明得吓人。左边远远的高楼上，有人正敲打什么，可空气却把敲出的声音传到远远的右边去发出；右边远远的高楼上，又有人敲打什么，空气又把敲出的声音送到左边的远处去发出；这时若是地面敲出的声音呢，看来只好传到天上去发出了。与阳光与声浪一同在你面前传来传去的，还有蜜蜂的嘤嗡，鸟雀的啾鸣，以及在天那边如波涛一般推拥的隐隐市声。你又闻到一股刺鼻的异味，那是哪家装修房子传出的油漆味。其实左右两边高楼上发出的敲打声，可能都是装修的声音，于是你不由有些惋惜，你想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好的空气是给你用来传播油漆味的吗。

　　在纸页上摸索了一辈子的人，实际上直到四十岁左右，他才真正坐下来进入一种写作状态，构想已久的某个世界似乎也在面前缓缓展开，与此同时，他也养成了那个习惯，那在写作的间歇随意翻阅古代一些个人诗文集的习惯。这是消遣，是调济，同时也含有情趣上的寻求。他越来越向往着古人那种耕读之余闭门著述的生活方式，他甚至希望能写一些记录自己写作生活、抒写个人真实情感的古体诗。他十分清楚所有这一切与他所处身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现在人所需要的是将精神创造与物质利益的直接对等，同步转换，是将心灵上的东西一项项分门别类，标上价格，然后抓住时机卖出去。他不想与任何时潮发生冲突，他只愿在不为人注意处默默持守着。他这么安慰自己，古代那么多私人写作者，他们著述终生，不也从没以自己的文字换来丝毫经济上的收益吗。这种著述，首先应该是出于个人的内在需要，是心灵生活充沛丰盈到极点的自然流泄，而对于他的类和群来说，便可以算得上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创造了。作为一个著述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精神创造者文化创造者，假如他自身都没有一种基本的文化信念精神信念，没有一个完整而充盈、能与整个外在世界相抗衡相对应的内心世界，那么他凭什么写作，这样的写作者他到底又能写出什么？

　　写作者的首要之处真的不在写作本身，而在于建立一个完整独立的能与外部现实相对应相交汇的内心世界。记得第一次读魏源，那也是个很好的晴天，他坐在窗户前，阳光下。一股苍凉沛然之气从纸面上直冲而起，呛得他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头顶的阳光自上而下照着，纸面上的阳光则从下而上照着。在这样的光芒辉映下，他只感到自己瞬间变成了一条蠕蠕而动的毛虫，整个现代人都成了毛虫。这刻他又一次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如此喜爱这些诗文集的原因。这些文字都是属于个人的，个性的，是来自于一个个完整而充沛的内心世界的。这样的文字是有核的。早先的那些著述者自宇宙深处脱胎而来，自身也就是一个小宇宙，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存在。古人与宇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是内宇宙与外宇宙的关系，是宇宙与宇宙的关系。而现在我们有什么，对外部宇宙认识得越深，自我感觉就越卑微，越渺小。一切完整的东西都已丧失，剩下的只有身外的一些鸡零狗碎，只有一种毛虫感。
夜晚来临，他仍在桌前一动不动枯坐，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楼房、街道及所有的市声一步步在夜色中陷落，只有一种声音如一道光，正自下而上缓缓升起。那是他从书本上看来的魏源的声音，魏源写的那种四言古诗：出仰昊空，昊空寥落；入对孤灯，古人如昨。萧萧草虫，烈烈其音，岁暮何为，只搅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