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电话是我的通讯录里没有的，但我没法拒绝。有一句话是我每一次都不应该问却又不得不问的：啊！你，你是谁？

　　我是谁，你听不出来么？

　　然后，对方说了小半天，才说清楚他是谁。

　　然后，我以极大的真诚，说了小半天道歉的话。

　　事情总有不凑巧的时候，远来的朋友相聚，正有说不完的话哩。这时最怕接到这一类电话，更不希望对方问：你家住哪？但对方偏偏要问，我不能犹豫，不敢犹豫，如果有三秒钟的犹豫，对方一定会说：算了，我只是问一问。所幸是没有犹豫，我总是及时说出我住在哪，但我不能不附带一句：来吧，来吃饭，正有客人哩。对方一秒钟也没犹豫，说：我不来，怎么好来麻烦你。如果来了，我想，在我们之间总会有一个人很尴尬。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的那些乡下朋友，那些贫穷的，没有多少文化的，长期地生活在底层社会的，总想与我在电话里聊几句的朋友，好像一个都没有来过我家。

　　我的这些朋友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他们都热情地接待过我。我有太多这样的朋友，他们都是边远山乡的人，是那种很少进城的人。我结交这样的朋友，完全出于我的主动，是我找上门去的。这与我的职业和爱好有关，我常一个人走进深山老林去。说起来，我是欠了他们的人情的，他们与我素味平生，对我的好，是因为我走进了他们家，是瞧得起他们，尊重了他们。

　　我与他们之间都有故事，有的想起来，仍心怀感激。

　　2011年下半年，我在平江县受聘主编县委机关报<平江通讯>，年底放假，腊月二十一下了班。

　　当时我的房地产项目彻底崩了，背负了那么多债务，已死了心要在文字上找一条出路。办报只是一个平台，寻找一种氛围，写作才是出路。我的所谓寻找出路，不是什么东山再起，而是从精神上活起来，振作起来。我下乡采访，既为办报需要，更为写作需要。我当时作出要到深山老林过春节的决定，便在单位开了介绍信，带上我主编的报纸出发。我选择了位于幕阜山大山深处的一个村，叫大山村。

　　从县城坐客车到大山的出口，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在山外是下大雨，进山却是大雪纷飞。走了一天，到傍晚，遇到第一户人家，户主叫魏要光，一见如故，就在他家住下。我没想到山下每天下雨，山上会每天下雪，真是在另一个世界。

　　这大山村是全县最小的村，只剩下一百来户人家，我决定每家每户都去走访，去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我去走访，老魏和他的儿子轮流领路。

　　过了小年后的一天，老魏告诉我，镇上的派出所接到举报，要来抓你，赶快躲起来。我说，不怕，我是县报的主编。老魏说，调查过了，你是县里的房地产老板。我把介绍与报纸他看，他说，我讲了，你有介绍信，他们不相信。其实这时，派出所已来了五人，他们正在路上，雪太大，他们是徒步进山。

　　到午饭后，派出所的人到了，开始审查我，我问所长，有没有跟县里打电话。所长说，我们只核实你是房地产老板，你只是与我们报纸上的主编共了一个姓名而已。

　　我还是让他跟县领导打电话，打完电话，所长信了，却很好奇，说，没听说过有记者往深山穷村采访的。又说，不知我拿了多少报酬，用得上吃这个苦。

　　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老魏对我更亲热。到了大年三十，我要下山了，老魏一听急了，大雪封山，摩托车出不去，再不能让我走路出山。老魏带了几个人去修路，主要是处理坡道上的积雪。吃过年饭，老魏派了两辆摩托送我下山。此后，老魏曾专程去县里看望我，我要请他吃饭，他拒绝了。他甚至没有去家坐一坐，只是在报社办公室聊了一会儿。

　　再说另一件事。

　　前不久，我接到一个来自大别山的电话，是王街村的老书记打来的。

　　2014年，我以写作的名义在这个村子呆了八个月。在那里，我独自住在破电站的危房里，老书记十分关心我，经常送菜给我。我也常与老书记一起去打鱼，摘山果，干农活。在老书记的引见下，方圆几里的群众都来看我，很多人请我去家吃过饭。我离开的时候，老书记很难过，悄悄地把消息告诉村民。这地方像我们家乡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每天只有一班进城的班车，早四点多从山里的一个小集发车。这班路过的班车比较准时，错过就再没有进城的车。我是四点半到马路上搭车，这时就有村人陆续来给我送行。我上车时，车下一片人头，都是来送行的。

　　我回家后，这些朋友中有四五个人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打来了电话，我立马就接。有时会说个没完，自家的事，村子里发生的事，好像我就是该村的人，到外地工作了。

　　我以为，人若是有一帮乡下朋友是一种福气，跟他们做朋友很安全，也很放心。他们不是那种爱给你添麻烦的人，不会有多少事要找你帮忙。

　　我现在的电话通讯录里，有不少农村朋友的电话号，没事时，我也会翻开电话拨打过去。每次拨打这样的电话我都会很高兴，那是因为我听见对方的高兴情绪。心情是相互影响的，也许我在接他们的电话时表现出高兴之情，也对他们产生影响，让他们也高兴起来，也说不定。

　　写这篇文章，是接到一个叫双喜的农民的电话之后，心里有些感慨。双喜他自己没有电话，是借别人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我记起他向我要电话号时，他说他的手机是坏的，便给他一个小纸条，写着我的电话号。他打电话给我，并无所求，也许只是看看我是否写错了电话号，也许只是为了证明给他人看。如同以往，他也问我家住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约他来玩，来吃饭，他只说好，说以后来。

　　作为一个平民，我很幸福，我以为，对那些无所求的电话，可视为对我的惦记。人生最大幸福莫过于有人惦记，有人给你打来毫无所求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