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刘宜庆
现代画家陈衡恪字师曾，是晚清大吏陈宝箴之孙，同光体诗人陈三立的长子，史学家陈寅恪的长兄。梁启超称陈衡恪为“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恪、不朽价值的第一人”。
“安得凌虚翼，光采照云天。”陈衡恪的双翼是精湛的艺术和渊博的国学，他为文人画开一气象，像一颗璀璨的流星，燃烧了自己的才华，划过晚清民国的天空。
1923年夏天，陈衡恪得知继母俞明诗病危，从大连出发，马不停蹄驰归南京。在继母病床前，亲奉汤药数旬，昼夜不离。不久，继母病逝。他也因连日劳累，悲伤过度，染病不起。陈衡恪本来身体孱弱，不幸染上伤寒。日本医生误诊为痢疾，以致延误。当年9月17日（八月初七），病逝。陈衡恪48岁英年早逝，是中国艺术界的一大损失。
陈衡恪（1876年3月-1923年9月）
1898年，陈衡恪寄居张之洞创办的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期间与鲁迅等同学结下友谊。两人一起留学日本，谈艺论道，互赠作品。回国后，几年分别之后再聚首，陈衡恪和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交往更加密切，可谓生活中的良友，艺术上的知音。
两人的友情，带着浓浓的书香味。书香氤氲弥漫，各自重要的作品出版，留存在彼此的人生记忆里。
初识矿路学堂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二人受到牵连，同被革职。如此家国巨变，在思想上给陈衡恪以强烈的震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措施全被废除，唯独保留下京师大学堂。这说明举办新式的教育，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是年，陈衡恪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由南京水师学堂转入矿路学堂学习的周树人（鲁迅）。陈衡恪周树人是矿路学堂第一届学生，实际上也是最后一届。
陈衡恪和鲁迅成为同学是两人友情的开始，也是两人人生的转折点。在矿路学堂，鲁迅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二位良师。1901年，俞明震被任为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个“新党”，倡导新学问，树立新风气。鲁迅描述他的形象道：“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后来，《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俞师”，指的就是俞明震。鲁迅留学日本学医学而终竟从文，俞明震的影响非同小可。
俞明震
对于陈衡恪来说，俞明震是良师，是学校校长，两者还是亲戚。陈三立继娶俞明震的妹妹俞明诗，俞明诗是陈衡恪的继母，陈衡恪叫俞明震舅舅。在矿路学堂时期，陈衡恪是俞明震的助手，帮助他起草一些文案。
同船留学日本
1902年，鲁迅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留学。陈衡恪以俞明震的“文案”身份，带着弟弟陈寅恪随团同船赴日。
1945年冬天，在伦敦治疗眼疾的陈寅恪，听读南昌人熊式一写的英文小说《天桥》，引发诸多感慨。因为《天桥》写道了戊戌年维新运动，湖南的新政，还写到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这勾起了陈寅恪的故国之思和家世之悲。“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这段如梦如烟的往事，浮上心头，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都已经去世多年，不由得慨叹，“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初到日本时，陈衡恪与鲁迅共同就读于东京巢鸭弘文书院，朝夕相处，时常一同吃饭饮酒，赋诗唱和。后来，陈衡恪入高等师范习博物学，经常到山野采集植物标本，细致研究动植物结构、色彩，这对他日后的绘画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陈衡恪在日本留学长达八年，1910年回国。初应张謇（季直）之邀，任江苏南通师范学校博物学教员。在这段时间，陈衡恪在美术创作方面，开始发力。在书画篆刻方面，得到吴昌硕的亲授和指点，常作石鼓文、篆书、隶书和楷书，并刻章治印。1913年，从南通到长沙，任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是年，杨昌济亦应聘该校，与师曾同事，交往颇多。
鲁迅在日本留学长达七年。1910年前后，鲁迅陆续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中学、绍兴师范学校任教。教学之余，陈衡恪和鲁迅都热衷创作美术作品。两人的求学经历相同，兴趣爱好相同，甚至家世经历也相似（都经历过家庭的重大变故），这就注定了两位好朋友的重逢，一起共事。1912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槐堂俟堂相伴
1913年秋天，陈衡恪辞职入京，任教育部编纂，主图书编辑近10年。在教育部工作期间，陈衡恪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及女高师的博物教员，1916年兼任北京高等师范手工图画专修科国画教员，191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在此与同被聘为导师的徐悲鸿熟悉，一年后退出），1919年受聘为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同年春金城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他作为发起人参加。陈衡恪和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交往甚密，时常在一起逛琉璃厂，谈论金石，互赠作品。
早在1909年，陈师曾就曾为鲁迅的第一本译著《域外小说集》题写封面书名。《域外小说集》封面是鲁迅设计，陈师曾题签，在日本东京自费出版。封面用青灰色的瓷青纸，上方的横幅式图案，画的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文艺女神缪斯，在晨曦中弹奏竖琴，充满异域风情。图案下方是陈衡恪写的篆书“域外小说集”。从日本到回国，书与画，篆刻和碑拓，都凝聚了两人的友情。
1915年秋，陈衡恪移居友人张棣生新华街住所，有《张棣生于其所居之乐，葺一堂椽以居我。堂前有槐一株，因名之曰槐堂，赋此遣怀》诗一首。遂自署匾额隶书“槐堂”二字。陈衡恪别号“朽者”“朽道人”，又多了一个名号。迁居西城裤子胡同后，仍用“槐堂”的堂号。1919年秋天，陈衡恪和儿子在“槐堂”留下一帧照片。可以感受“槐堂”中浓厚的艺术气息。陈衡恪坐在椅子上，膝前是年幼的儿子，背后是一幅巨大的碑石拓片。周遭是四五盆盛开的菊花。左上方，挂着题有“槐堂”两字的横幅。书橱顶上放着的两幅油画，其中一幅是女性裸体图。
陈衡恪号“槐堂”，鲁迅有一个笔名“俟堂”，相映成趣。
1916年11月30日，“上午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许寿裳曾问鲁迅为什么要刻“俟堂”的印章，鲁迅回答说：“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罢。”许寿裳说：“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
周作人在1953年出版的《鲁迅的故家》一书中也对此作过解释，说：“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么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东西，小说署名‘鲁迅’，——诗与杂感则署‘唐俟’，即是‘俟堂’二字的倒置，又照古文上‘功不唐捐’的用例，可作空虚的意思讲，也就是说空等，这也可以表明他那时候的思想的一面。”
袁世凯称帝，军警特务横行，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鲁迅以抄古碑打发漫漫长夜，他收藏的一些拓片上，钤有陈衡恪的印。陈衡恪则创作了《北京风俗画》册页，共34图。《墙有耳》就是其中之一，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的政治氛围。此图以茶馆为背景，在挂着“雨前”牌子的檐前，站着两暗探，他们正在偷听喝茶者的谈话。在那时的茶馆里，店主怕招来横祸，故常提醒顾客：“莫谈国事贴红条，信口开河祸易招；仔细须防门外汉，隔墙有耳探根苗。”画家以艺术为武器，揭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以敏锐的目光，细致的观察，简练的笔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空气，以及北京的民俗风情。《北京风俗画》延续了此前在《太平洋报》上发表的随意漫笔画的风格。漫画家丰子恺赞誉：“陈师曾在太平洋报所载毛笔略画，题意潇洒，用笔简劲，实为中国漫画之始。”而这幅《墙有耳》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幅讽刺性的政治漫画。
购藏师曾遗墨
对于陈衡恪的书画篆刻艺术，鲁迅是极为看重的。1928年2月1日鲁迅寄李霁野信，想找一张陈衡恪的花卉笺纸做《朝花夕拾》的封面，后因找不到合适的，才托了陶元庆设计，可见其念念不忘。在1933年编印《北平笺谱》时，鲁迅选用了陈衡恪的山水、花鸟等笺三十二幅，在序言中对他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公允的颂扬：“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携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集外集拾遗》）
鲁迅以知己来称赞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陈衡恪和鲁迅是同学，是同事，是生活中的朋友，是艺术上的知音。
陈衡恪病逝后，故宫博物院编印《师曾遗墨》10辑，陆续出版时间长达两年，鲁迅逐期购买，直至购齐。鲁迅还保存有一张陈衡恪撰文书写的《陈衡恪继妻汪梅未墓碑》拓片。想起20多年来，与陈衡恪的交往，鲁迅心中既有春天的和煦，又有秋天的萧瑟，这大概就是人生的滋味了。正是在与陈衡恪交往密切的这段时间，鲁迅开始了震惊黑夜的“呐喊”。
陈衡恪继妻汪梅未墓碑碑文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同他一起同船去日本留学的陈寅恪，因为大哥陈衡恪的缘故，他们也是非常熟悉。陈寅恪最初从日本留学回国，任蔡锷的秘书，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在此期间，鲁迅送他《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此时，陈寅恪不知道周树人将成为民国文坛泰斗。而鲁迅也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小弟将成为中外负有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与鲁迅的人生有过这样的交集，随后，他们的人生道路分岔，渐行渐远，直至没有联系。晚年陈寅恪，对于已经成了“民族魂”的鲁迅，绝口不提。
